在上海進博會，我感受中西交匯的器物文明、多元文化；在國家博物館，我感受改革開放的時代脈搏。回望40年來家國，正是無數個體命運的改變，正是市場經濟對人性和制度力量的釋放，啓蒙了我們的思想，開啓了改革的時代進程。

回望我的鄉土中國

——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

杜術林

最近鄉里開始修起家譜，看着那一個個家族祖先的名字，從唐朝的長安一直到湖北，從湖北再遷徙到重慶，一幅幅宏闊的人生畫卷在我的頭腦裏慢慢的形成。

黃仁宇先生主張以大歷史觀理解中國社會，解讀中國歷史，的確如此。回望改革開放40年來的歷程，時代的宏大敘事總顯抽象，從土地承包、鄉鎮工業、到城市改革，抑或是中國的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進程，改革開放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改變，對個體家庭命運的改變，總讓人感懷！

一

站在故鄉合川肖家鎮上馬寺山上，川北連綿起伏的丘陵像浪花一樣，一浪浪延伸天際，遠處就是大巴山餘脈華鎣山。在山的北面，就是小平故里廣安。在不遠處就是我的家鄉平橋村，如今平橋村已然成爲一個消逝的地名，併入了新學村——盧作孚先生的祖籍地。

1961年，作爲回鄉青年的父親開始登上了平橋村的村落政治舞臺。這個有着800多戶人家的村落有2000畝地，5個生產合作社，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就是在2006年的重慶百年大旱，故鄉的水井都還有甘冽的泉水。

在父親的堅持下，1966年，一家大小搬到了上馬寺山腳下一個叫半邊街的地方。這是父親第一次當家做主而主導的搬家，對一個農村家庭來說，興修房屋是一件大事。22歲的父親接過爺爺主持了40年的家政大權，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修房。每天的工錢是1.2元，請了4個石匠安放奠基的石頭。父親的好友，一個叫蔣嚴碧的朋友在肖家人民公社供銷社工作，他曾經與父親頗爲相投。

蔣先生給了父親每天2斤酒的定量，在缺少物資的1960年代，2斤酒對農民兄弟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平地基，夯土牆，不久，花去100多元后，四間土坯房就修好了。

我在這個茅屋裏整整生活了10年，直到1985年。茅屋冬暖夏涼，但因爲矮小，屋子裏總是通風不暢，竈臺上蒙了黑黑的一層油，柴火的煙氣就四散開去，一餐飯做下來，常常要花去2個小時，我的母親就這樣把青春薰染得無影無蹤。但茅屋溫馨，在下雨的時候常常看到房前的萵苣一天一個樣，充滿了生機，伴我度過了難忘的童年時光。

村裏安排父親去佐面，這可能是當時村社唯一的手工業了，每銷售100斤，可以計工分10分。爲了多銷售，父親搞起了代理制，在全村設了十個點，也給人家一點好處，這樣，他的工分就比較可觀了。在童年時代，晚上我總是悄悄被母親叫醒，喂上幾口面，成了我最美好的記憶之一。

爲了貼補家用，父親總是很晚還要編織竹籃。在昏黃的油燈下，父親用細細的篾絲編織着一家的零用錢，一個竹籃，需要編大半天，卻只能賣1毛5分。到上世紀八十年代，賣到5毛。在生活的變遷裏，父親一天天老了，我們則逐漸長大。

1980年代初，平橋村開始土地承包，鄉親們的積極性空前釋放出來，雖然農村的生計還是艱苦，但喫飽飯的農民開始有了更多的想法。

1985年，父親作出了修房的決定，要爲我和大哥娶媳婦作準備。花去800元，修了三間大瓦房。可是錢不夠，只有用竹竿代替木頭，承接着瓦的重量。

人多地少，在土地之外，父親把目光放到了蔬菜種植上。

從1993年開始，家裏種植了大量的蔬菜，高峯時期，有近10萬斤。凌晨4點，父親、母親和大哥就起來辦菜，然後一筐筐挑到鎮上，常常要挑1000多公斤。放了假，我也加入到挑菜的行列中，常常把肩頭磨得鮮血直流，然後結痂，再磨破，經過10來天的磨合，再幹上一陣，也就適應了。

1990年，父親再次修房，這時，我正讀初中，大哥已經20歲了，必須得築巢引鳳，娶媳婦了。他親自帶大哥去相親，抓緊修房子。花了四個月，終於修好，大嫂也上了門。作爲家庭大事，父親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對一個老農來說，這大約是父親一生的高光時刻，沒有什麼比修房了卻孩子婚姻更大的事了。

二

1994年，我參加高考，在三江交匯的合陽城，對未來的迷茫讓我對生活沒有把握，但還是有一種深深的期待。在考試要完的時候，我買了一本書，路遙的《平凡的世界》。

我沒有想到，書中出現得最頻繁的詞彙與我的生活緊緊相連，比如記者，比如中文，比如大哥，驚人的相似。讓人真的很懷疑命運是否早有安排。

20多年過去了，我終於明白，對於10年前的農村孩子，如果你成績不是足夠好，但還可以，那你就差不多是這樣的一條道路。這是中國社會的一種制度性安排，但沒有幾個人真正讀懂。

30年前路遙成書的時候，實際上與20年前的我在成長道路上沒有多大的區別。

20年前，我走在嚮往城市的路上，20年後，我走在反思城市的路上。

在城市裏，我常常想起故鄉的高粱地，想起那些滿山遍野的綠色禾苗，那些層層疊疊的梯田，那些沉澱了很多往事的破落的宅院。在蟲聲編織的寧靜世界裏，感受時光緩慢的流過故鄉的河流。

歲月呵……

1997年，重慶直轄。7月5日，我與大哥一道把最後幾筐西紅柿挑到了鎮上銷售，農村市場就要開始疲軟了，但沒有幾個老鄉知道，我也不知道。

毒辣的陽光把我曬得油黑，我知道，這基本上是我最後一次幫父兄幹農活了。從此，我就要開始另外一種不同於農民和學生的生活了。

1997年7月6日，我到重慶上班了。在繳納了1萬元入城費後，我獲得了城市戶口。

如今，戶口這個奇怪的東西，再也阻擋不了鄉親們的步伐了，更多的農民子弟可以進入城市了。2007年，在我曾經工作的區，也出臺了一些針對民工的優惠政策。在經歷20多年的艱辛歷程後，農民工獲得了城市建設者的稱號。

從1997年到2005年，進入城市的生活是愉快的，然而，不過幾年功夫，我得爲自己是一個農家子弟埋單。因爲父母沒有醫保、社保，在城市化的歷程裏，我們的親情因此顯得沉重而深情。

2006年底，大哥成了兩個孩子的父親。可是，孩子一出生就不對勁，在醫院搶救了一次，花去8000元。一個農民一年在家的可支配現金收入也就1000多元，怎麼能夠應付得過來，趕快掏錢救急吧。

1993年，大哥與大嫂開始出門打工，4次出門，終於在2003年的時候收穫了1萬2千元的存款。不料，一夜就用光！我看見大嫂的眼裏散出一絲愁苦的光芒。

生活的重負再一次出現在我的生活裏了。孩子的病成爲一顆定時炸彈，隨時把父兄捲進愁苦的生活裏。而自己的生活還得繼續，也許這就是衆多農村進城大學生的宿命吧。一邊是沉甸甸的親情，一邊是沉甸甸的責任，親兄弟明算賬並不適於我們。

三

時間總是治療心靈創傷的良藥，生活還要繼續。再後來，重慶成爲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作爲一名記者，十年來累積在心中的疑問卻慢慢在腦海裏徐徐展開——我們的生活爲什麼總是容易陷入困境。

有太多的三農問題專家和經濟學家爲此開出了藥方，作詳盡的分析——農村公共產品的稀缺、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性設計，已經爲中國農民的命運作了安排。在市場經濟沒有到來之時，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只有通過當兵、升學和有限的招工來解決農民的身份問題。

是改革開放，是市場經濟的大潮開啓了世界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城市化進程。2億多農民工成爲這個世界工廠的主體，他們成爲最早感知市場曙光的人。

2007年7月5日~10日，我到杭州、千島湖、黃山、南京參觀。稠密的人口和連綿的工廠正彰現着我們生產製造產業的蓬勃氣勢。我的大哥、大嫂曾經就是其中的一員，加班一小時，不過2元。在10多年的農民工生涯裏，並沒有掙到什麼財富，反而讓大嫂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美好和巨大的生活落差。既然不能改變世界，那就改變自己吧。兩個年輕人努力多年，除了互相埋怨，在城市裏一無所獲，甚至在一家著名的連鎖企業裏出了工傷，也還得我這個弟弟去討一個公道，否則，也就算了。

農民和農民工在漫長的中國社會變革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作用和地位卻不對稱。不但影響到農村經濟社會的轉型和發展，實際上農民工問題已經牽涉到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戰略全局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國家的繁榮和穩定，也就是一句空話。40年來，正是城鄉社會的不對稱，正是農民問題的特殊性和複雜性，成爲中國社會改革的強大動力之源，成爲社會轉型期波瀾壯闊的複雜背景。

當務之急，是首先解決好農民工如何更好融入城市，和諧發展的問題。我向市委市政府提了建議。

三個月後，重慶設立了農民工日。聽着電視直播裏播出了我草擬的講話稿：“農民工是城市英雄、是建設功臣，是民族脊樑！”，我不禁熱淚紛飛。這是半個世紀以來城市對農村最深情的問候。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只有民衆擁有了更多的民主權益，我們的社會才能充滿無限的活力。

2002年，重慶大學城在陳家橋鎮白鶴村奠基，作爲一名新聞工作者，我見證了大學城的迅速崛起。

2010年，兩江新區成立，我加入到這個團隊中，更加直接感受到重慶城市化、工業化的脈搏。以兩江新區開發開放爲標誌，不沿邊不靠海的重慶，迅速走出一條內陸地區參與國際國內市場的新路。

在推動沿海開放的同時，中國開始把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目光鎖定在廣袤的中西部。跨國企業在佈局重慶的同時，也把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發展路徑與方式帶給了重慶。中央擴大內陸改革開放的決策，全球資本逐鹿內陸市場的力量，本土工商資本的崛起，地方政府着力城市化、工業化的力量，多個力量融合，漸成氣候。

身處其中，變化巨大而渾然不覺。如今龍興、魚復、水土已然是滄桑鉅變，整個兩江新區更是變化巨大。我更在意的是這裏的38萬轉非民衆，如今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融入城市，成爲了城市市民，我爲他們生活的改善而高興。

從兩江國際汽車城到航空航天產業發展，兩江新區的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韓國KBS拍攝了一部超級亞洲紀錄片，我向他們推薦了亞洲之路——一粒咖啡豆背後的全球供應鏈之變。來自東盟、雲南的咖啡，經過長江黃金水道，經過果園港、中歐重慶班列，到達歐洲。這個故事的背後，是重慶的區位之變，觀念之變。山水之城重慶，依託母親河長江，得以聯結富裕的中國沿海與歐洲市場，成就自己的改革傳奇。

在上海進博會，我感受中西交匯的器物文明、多元文化；在國家博物館，我感受改革開放的時代脈搏。回望40年來家國，正是無數個體命運的改變，正是市場經濟對人性和制度力量的釋放，啓蒙了我們的思想，開啓了改革的時代進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復興只有與普通人的幸福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的國家纔是立體的、感性的。

（作者單位：重慶兩江新區黨工委宣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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