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杜甫的这些诗都和株洲有关

湘东株洲，地处“吴头楚尾”，雄踞江南大地，山环水异，名胜甚众。百里湘江，蜿蜒向北汇蓝海，锦绣大地，风光旖旎铺苍翠。

“江山如此多骄，引无数‘诗人’竞折腰”。秀美的风光，激荡起诗人们巨大的创作热情，也在株洲文学史上留下了700多首流传千年的诗词名篇。这些诗词歌赋是我们独有的文化瑰宝，是沉淀在每一个株洲儿女血液里的文化基因，能唤起我们心底温暖的记忆，浸润心田，直击人心。

史料记载，诗圣杜甫曾四过株洲，五次登临，九抒其怀。今天将与株洲有关的九首杜诗与大家共同分享。愿诸君的生活，少一些俗氛，多一些诗意和美好。

宋代诗人杨万里在攸县新市所吟咏的《宿新市徐公店》选入了小学教材

前不久，在公众号“方志株洲”读到佘意明老师的一篇佳作《诗读株洲：与株洲有关的古诗词》，有所感悟，特作此文以和之。

窃以为，与株洲有关的古诗词，比较知名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在株洲市攸县新市所吟咏的《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之所以推崇此诗，一是因为该诗选入小学生课文，二是钱钟书所著之《管锥编》亦是提到此诗，颇有欣赏之意。大家可以忽略钱钟书先生的欣赏，但切不可忽视课文的巨大力量和深远影响。每次回老家省亲时，多不带书籍，稍有读书兴趣，便学习侄儿侄女们的课本。课文历来受到教育家的重视，如陶行知、叶圣陶等先生便是如此。课文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沉淀和精华，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好作品，大多是经典，具有精神的高度、文化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

杜甫行吟株洲路线图

常念为经，常用为典，课文须熟悉或背诵，课文是考试取得好成绩的基础。课文是经典，这一结论，或有一定道理。有时候感慨：课文真是写得好，想增减一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不易得的，都是痴心妄想。株洲的文化名人不少，如聂鑫森、郑玲、万宁等等，但本人最推崇的株洲文化名人或知名学者，还是曹敬庄、李光迪这二位，之所以推崇这二位株洲文化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二人的作品入选了小学生课本。曹敬庄老师的《索溪峪的“野”》和李光迪老师的儿歌，皆是令人过目不忘，让人印象深刻。

子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当下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更是如此。人人皆是作家，人人皆是记者，人人皆是文化人。微信、QQ、论坛、博客，到处都是文章，你每写下的一篇文章、一段文字、一句话，甚至哪怕是一个字，只要稍稍动一下手指，全世界的人都是可以看得到。可关键问题是：谁会注意？谁会关心、关注？如此说来，孔子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可怕的预言家。

忧国忧民的诗人杜甫曾来到株洲，停留了三天两宿，

留下了九首诗歌

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自有其历史背景和原因；聂鑫森之所以成为株洲的文化名人，曹敬庄之所以成为株洲的著名学者，自然有其文化功底和深厚实力。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而且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名人，自然有其规律和道理的。陈寅恪先生曾有“名僧与高僧之辨”：名僧不一定是高僧，高僧未必一定是名僧。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点是正确的，名分时名和恒名，一时之名人多为历史所淘汰，不能成为永久的名人，但世之高人一时或不为人知，但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如晋朝的陶渊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一时大盛，清新自然的陶渊明风格不大流行，但后来，随着文化人兴趣的转变和进化，陶渊明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欣赏和喜爱，其之知名度也是越来越高；又如衡阳的王船山，生前落魄，后世却颇为推崇。文人是如此，画家亦是如此，如凡高。

读书要读圣贤书，成名要成万世名。今生今世，只要能够写出一篇堪比《岳阳楼记》《爱莲说》的文章，今生可死，今世足矣。

杜甫《宿凿石浦》之庆霞寺建筑遗址仅剩房一间半

读书要读圣贤书，诗词亦然。与株洲有关的古诗词，最爱读的自然是诗圣杜甫的诗，尤其对“与株洲有关的杜诗”感兴趣。据史料记载，唐朝的杜甫曾四过株洲，五次登临，九抒其怀。现考证如下，顺便发表一些自己的解读、感悟和管见。

与株洲有关的杜诗，自古至今，研究者甚众，有不同版本和说法，比如说，在湖湘文化志愿者协会彭水明同志的帮助下，阅读《凿石浦志》，相关内容记载翔实，特别是其中的杜甫画像和米芾所题之“怀杜岩”，让人难忘。又比如说，前不久读过的《光绪湖南通志》点校中亦有相关文字。在读过的“与株洲有关的杜诗”相关的不少文字中，特别推崇苏向阳的研究成果，苏向阳先生在所著作的《杜甫在株洲留下的九首诗》一文中写道：大历四年（769）二月，杜甫离洞庭，至潭州（长沙），停舟数日，解缆溯湘水而上，往衡州（衡阳）投奔旧识衡州刺史韦之晋。行至凿石浦（株洲市南约八公里处，今属天元区），杜甫于此停舟过夜。

怀杜岩

彼时斜阳西下，暮色沉沉，众星闪烁，明月潜隐，杜甫感此仲春江景，孤舟远近，乃有乱世穷愁之忧，遂作《宿凿石浦》，诗曰：早宿宾从劳，仲春江山丽。飘风过无时，舟楫敢不系。回塘澹暮色，日没众星嘒。缺月殊未生，青灯死分翳。穷途多俊异，乱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荡，草草频卒岁。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翌日晨启行，又作《早行》一首，怨忿之情溢于言表。诗曰：歌哭俱在晓，行迈有期程。孤舟似昨日，闻见同一声。飞鸟数求食，潜鱼亦独惊。前王作网罟，设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终日征。干戈未揖让，崩迫开其情。舟离凿石浦，过津口。津口者，渌口古称。唐初，渌口与花石俱为戍兵之所，故花石呼为花石戍。杜甫至时，已无一兵一卒，唯有枫林掩映，湘水东流，作《过津口》云：南岳自兹近，湘流东逝深。和风引桂楫，春日涨云岑。

公元769年，杜甫宿凿石浦，翌日晨启行，

又作《早行》诗一首

回首过津口，而多枫树林。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瓮余不尽酒，膝有无声琴。圣贤两寂寞，眇眇独开襟。俄后行至空灵岸，杜甫泊舟靠岸，徜徉过午，犹不肯去，至有营庐长居之意。作《次空灵岸》诗云：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空灵霞石峻，枫栝隐奔峭。青春犹无私，白日亦偏照。可使营吾居，终焉托长啸。毒瘴未足忧，兵戈满边徼。向者留遗恨，耻为达人诮。回帆觊赏延，佳处领其要。自空灵岸离岸南行，至昭陵滩，水势顿险，“古昭陵滩，石峰星错，怪石屹立，水势汹涌，行舟覆溺者甚众。”幸赖船工直荡激流，盘转乱石，安然脱险。杜甫忧心稍展，乃作《解忧》诗云：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向来云涛盘，众力亦不细。呀坑瞥眼过，飞橹本无蒂。得失瞬息间，致远宜恐泥。百虑视安危，分明曩贤计。

兹理庶可广，拳拳期勿替。是夜，宿花石戍，系舟上岸，策杖古路，但有野浦水流，不见村中人家，柴扉芜没而农具尚牢。

杜甫舟离凿石浦，过津口，作《过津口》诗一首。图为渌江入湘江处

杜甫见此大为伤感，遂赋《宿花石戍》，诗云：午辞空灵岑，夕得花石戍。岸疏开辟水，木杂今古树。地蒸南风盛，春热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气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间，理乱岂恒数。系舟盘藤轮，策杖古樵路。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山东残逆气，吴楚守王度。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翌日晨，杜甫离花石戍，彼时戍所无兵，杜甫囊中无物，感怀所至，写下《早发》，诗曰：有求常百虑，斯文亦吾病。以兹朋故多，穷老驱驰并。早行篙师怠，席挂风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则奚奔命。涛翻黑蛟跃，日出黄雾映。烦促瘴岂侵，颓倚睡未醒。仆夫问盥栉，暮颜腼青镜。随意簪葛巾，仰惭林花盛。侧闻夜来寇，幸喜囊中净。艰危作远客，干请伤直性。薇蕨饿首阳，粟马资历聘。贱子欲适从，疑误此二柄。又行将半日，舟至晚洲。

杜甫于空灵岸作《次空灵岸》诗一首

此时正值春汛，水势陡涨，乃作《次晚州》，诗云：参错云石稠，坡陀风涛壮。晚洲适知名，秀色固异状。棹经垂猿把，身在度鸟上。摆浪散帙妨，危沙折花当。羁离暂愉悦，羸老反惆怅。中原未解兵，吾得终疏放。午后离洲，望衡山而发，行约一公里，至湘水北岸城墙石。城墙石，一云赤石，乃一道两百余米朱色石崖，壁立江岸宛如城墙，故名。今属株洲县龙船镇赤石村，与衡东县隔江相望。杜甫见山石间采蕨女之苦难，民走村空之惨况，无限悲愤，作《遣遇》诗曰：磬折辞主人，开帆驾洪涛。春水满南国，朱崖云日高。舟子废寝食，飘风争所操。我行匪利涉，谢尔从者劳。石间采蕨女，鬻菜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时甘縕袍。此次，杜甫行舟过株洲共计三天，宿两晚，作诗九首。

杜甫离开空灵岸后于昭陵滩，作《解忧》诗一首

因为喜爱和推崇苏向阳先生的文字，所以基本上是全文照抄苏文，只是个别地方稍有改动，以苏先生的考证代替自己的考证，并不表示自己全部接受苏向阳先生的学术观点，比如说，在解读《过津口》一诗时，苏向阳与彭雪开老师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津口”特指“渌口”，“过津口”就是“过渌口”，而本人则赞成李栗山老师的学术观点：“津口即为渌口”值得商榷。

7月中旬，有幸参加省志办举办的年鉴培训会议，会议闲暇时，游览省城长沙，在白沙古井附近读到杜诗《发潭州》：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贾傅才未有，禇公书绝伦。名高前后事，回首一伤神。当时在长沙感悟杜甫写诗时的心情，觉得虽然有些哀愁，但总体而言，杜甫吟诗时的心情还不算太坏，有花有燕，有送有留，可谓哀而不伤。

公元769年，杜甫乘船去衡州，夜宿花石戌，此后当地人民在此建立杜甫草堂

回到株洲后，蛰居办公室，静下心来，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株洲高新区·天元区志稿》通读一遍，一字一句地读，前后反复地读。志稿自然有“与株洲有关的杜诗”的相关文字，于是对“与株洲有关的杜诗”这个课题又是进行一些研究，再次学习一些文献资料，并进行一些思考。

作为一名地方志工作者，经常想起“多说并存”这句话。原因是，杜甫在湖南活动期间，没有日志留存，更没有影像资料流传，只是留下一些诗作，以及后人对于这些诗作的解读和杜甫行踪的文字描述，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太少，更多的是旁证材料，更多的是凭空想像。如此一来，一方面敬佩苏向阳先生的想像能力和学术功底，写出来的考证文章活灵活现，将与株洲有关的九首杜诗完美地串连起来，形成一条珍珠链，着实让人喜爱；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怀疑主义的拥趸，对苏向阳有如亲见的文字存在疑惑：未必你亲眼见到杜甫在株洲行吟？于是再次回顾一下晚年的杜甫在湖南的活动：

龙船镇花石戌是湘江水驿的一个驿浦，后因杜甫作《宿花石戌》闻名遐迩

大唐大历三年（768）二月，杜甫离夔州，顺长江而下，因商于兵乱，不能归长安，遂留居江陵，未久至公安。十二月底，自公安出，于次年正月抵岳阳。

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二月，杜甫往衡州投韦之晋，及至衡阳，韦之晋已迁潭州刺史，于是回棹潭州。相晤未久，韦公病逝，杜甫又至“亲朋无一字”之境地。遂寓江阁，鬻药糊口，有诗云：茅斋定王城廓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定王城廓，今之长沙定王台一带。

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四月初八，臧玠兵变。杜甫避乱离长沙，欲往郴州投舅氏崔伟，泛舟南下，至耒阳，因受水阻，再度回棹长沙。九月，已是暮秋，杜甫作《长沙送李十一街》《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遂打点行装，踏上归程。与途中舟上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乃成绝笔。冬，竟以寓卒于潭岳间，旅殡岳阳，终年五十九岁。

杜甫于株洲县龙船镇晚洲岛（现挽洲）作《次晚州》诗一首

以上文字，一方面为“杜甫曾四过株洲，五次登临，九抒其怀”这一学术结论提供依据，但另一方面，又让人对“杜甫曾四过株洲，五次登临，九抒其怀”产生疑问：四过株洲或无歧义，但五次登临、九抒其怀值得推敲，为什么是五次而不是六次、七次甚至更多次登临？为什么是九抒其怀而不是十抒其怀？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杜甫四过株洲时，写过不止九首诗，只是有些诗作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只有九首诗作罢了。来回舟行过株洲二趟四次，或是多次登临株洲，记载的只有五次而已？

要我说，一切皆有可能，应该包容别人的学术观点，“多说并存”大有道理。比如说，按照苏向阳先生的学术观点，与株洲有关的九首杜诗皆作于769年春，也就是杜甫第一次舟行过株洲之时。而本人在反复玩味与株洲有关的九首杜诗时，觉得有一种可能：与株洲有关的九首杜诗中，或有作于770年，也就是杜甫第三次甚至是第四次过株洲时吟咏的。特别是《早行》一首，让人感觉作于臧玠兵变之后，所以有“干戈未揖让，崩迫开其情”一句，因为此句的感受与“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迥异。另外，“碧藻非不茂，高帆终日征”一句也让人生疑：湖南二月，碧藻或是“非不茂”，但依愚下之见，四月初八之后，湘江的碧藻更是“非不茂”也。

杜甫于株洲县龙船镇赤石村作《遣遇》诗一首

与株洲有关的九首杜诗，《宿凿石头浦》《早行》《过津口》行云流水，《次空灵岸》《解忧》《宿花石戍》顺理成章，《早发》《次晚州》《遣遇》一气呵成。但仔细感受诗作的语境，总感觉有所不同，感觉到作者杜甫心情的微妙变化，甚至是诗圣情绪上的巨大反差，这就是提出另一种可能的依据，不可言说、只可意会的所谓依据。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的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人文关怀，杜诗的写实主义风格，多被后人称为“诗史”。黄庭坚有言：“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世人多以为黄庭坚在赞美杜甫用典妥当，而本人却愿意理解为是在赞美杜甫写实。杜诗用典确实精准且妥帖，字字有来处，来源于典故。比如说，“薇蕨饿首阳，粟马资历聘”一句，连用数典，但杜诗更大的来源是现实，更多的来处是人民苦难的生活，《三吏》《三别》是如此，《早发》《遣遇》亦是如此。如果说，以感悟杜甫吟诗的心情来判断诗作的年份或失于臆测，《早行》诗作于770年或失于武断，但“昔人戒垂堂，今则奚奔命”“侧闻夜来寇，幸喜囊中净”等诗句说明，《早发》诗作于770年的可能性或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