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這個人看上去粗疏一些，其實對重要事情還是很掛心的。他對林彪一直沒有親近感，不僅是情趣方面，就是思想路線方面也有些不和。到了1959年9月，彭德懷罷官，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以後，他的感覺更明顯了。

　　四年前，也是9月，賀龍擔任了軍委常委，開始參與軍隊許多重大問題的決策。那時，在彭德懷主持下，他和徐向前負責各特種兵的工作。1956年又分工由他主管工作。他是個好共事的人，與彭、徐工作很協調。現在，彭老總下臺了，林彪主管軍委工作。在當時全黨“左”的思潮的影響下，賀龍從直覺上討厭林彪提出的那一套東西，覺得他有點兒譁衆取寵，但，那是得到讚許的，是對是錯，他一時也說不清楚的。

　　多數情況下，他還是經常從自身的認識上找問題，使自己的思想努力跟上去。新軍委成立之後，他是三位副主席之一，他的觀念是：人在其位就要謀其事，他盡力要爲軍隊多做些事情。他很想到部隊去走走，調查研究一番。但是，不久，中央又任命他爲中央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這一年，他爲國防工業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抽不出時間下部隊去，直到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爲了戰勝全國性的嚴重經濟困難，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提出1961年要成爲調查年，實事求是年，他才實現了下部隊調查的夙願。

　　東交民巷8號，曾住着三位元帥：賀龍、陳毅、羅榮桓。陳毅當外交部長以後，遷入中南海，就剩下賀、羅兩位元帥爲鄰。賀龍是個愛熱鬧的人，性格豪爽，常常約了羅榮桓散步，聊天。加上羅榮桓的身體一直不好，有個像賀龍這樣健談的人和他做伴，也覺得高興。兩人交往多了，彼此知心。羅榮桓這個不好開玩笑的人，私下裏也戲稱賀龍爲“龍頭大哥”。賀龍許多有趣的經歷和談話常常使他開懷大笑。

　　有時夏天去北戴河，這兩家人也同坐一列車，在車上說說笑笑，熱鬧無比。孩子們更是如過節一般。羅點點在回憶錄中描寫到他們的同車旅行時，特別寫到羅榮桓與賀龍兩位長者，在孩子們的眼裏：

　　羅榮桓元帥是長輩中最慈祥的一位，他有寬廣明亮的額頭，一雙和藹安靜的眼睛和厚厚的嘴脣。不易覺察的笑容像一陣陣清風掠過春日的原野，在他臉上時隱時現。他太不像一個統領千軍萬馬的大元帥，太像一個“好爺爺”了。連那種充滿辣椒味的湖南話在他的嘴裏都顯得格外好聽，以至於所有的孩子都喜歡和他在一起。賀龍則永遠威嚴，他的眼睛不大，卻炯炯有神，脣上一撮與衆不同的鬍鬚，使他甚至永遠是漂亮的。那時候，這些元帥伯伯們都喜歡帶一種蘇式的筒狀羔皮帽，就像蘇聯電影裏的夏伯陽、布瓊尼戴的那種。同樣的帽子戴在他們頭上卻是不同的效果。羅伯伯顯得更一團和氣，賀龍則更八面威風。

　　但是好景不長，羅榮桓1956年辭去總政主任，1960年再度復出以後，深感對部隊情況生疏，尤其是在目前這種經濟困難時期，指戰員們的思想狀況究竟如何。當他和賀龍談起想下部隊去了解情況時，與賀龍的想法不謀而合。於是，兩人商定，順着京滬鐵路南下，結伴而行。

　　一到南京，他便同羅榮桓專程到一個警衛部隊的連隊裏去視察，看看連隊的情況到底怎樣。一到連裏，他們就跑到伙房，然後又到豬圈、菜地兜了一圈，碰到幹部、戰士就拉住他們，問連裏的伙食怎樣，生產怎樣。他們巡視的結果和戰士們說的一樣，這個連隊的伙食搞得不錯。兩位老帥心裏平坦了許多。後來他們又問起那時的熱門話題：學習毛主席着作問題。

　　羅榮桓問連隊幹部：“林副主席最近提出‘帶着問題學’，你們怎麼理解？”這下可難住指導員。想了半天，才結結巴巴地說：“我們支委會開了幾次會，但我們水平低，研究來研究去也不知道怎麼學才能立竿見影。”

　　賀龍性子挺急，朝連裏幹部揮揮手，說：“上面是那麼講的，你們下面學習的時候，要靈活運用嘛！”羅榮桓也覺得這個問題需要糾正，直言不諱地說：“要認真學習，注意聯繫實際，領會精神實質。至於‘見影’不‘見影’，究竟何時‘見影’，那是學習以後的成效問題，先不要考慮。”

　　顯然，這兩位元帥不相信林彪搞的那一套東西真的那樣神通。2月7日，兩位元帥到上海的第二天，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上海警備區副政委方中鐸，空軍駐滬部隊政委江騰蛟前來看望他們。方中鐸在彙報中說：有些戰士的家鄉遭了災，鄉親們捱餓；有的社隊幹部作風不好。探家回來，有些怪話。有人說這是反對“三面紅旗”。他們借用地方的做法，把戰士劃爲三類。這些戰士被劃爲落後分子。

　　羅榮桓當即指出：“在戰士中不能劃類！把戰士劃爲落後分子，沒有好處嘛！副作用大。”賀龍坐得久了，起來活動一下，接着羅榮桓的話頭說：“對嘛，可不能因爲說了幾句怪話，就說人家是落後分子。現在說幾句，可能以後說得還要多些，因爲現在才2月份。南方5月，小麥登場；北方到7月，小麥才登場，困難還在後頭呢！”

　　羅榮桓說：“怪說說得多的，往往是階級出身好的。他們沒顧忌，敢說話，‘怪話’就可能多一點。有些中農出身的，比較謹慎，有顧慮，往往不多說，不敢說，並不等於沒有意見。不要因爲戰士說些怪話就說成是落後分子，不能隨便戴帽子。”“是啊，帽子可是不能隨便戴的。”賀龍在室內踱了幾步，坐下來說：“帽子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們不能太傷感情，要尊重戰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強調說服教育，不要壓服。逼得太厲害了，就會鋌而走險。”

　　羅榮桓又說：“賀總說得對，要把戰士當自己的親兄弟，做到戰士心裏有話，都願意向指導員說。如果戰士有話，悶在心裏，不敢或不願同指導員講，我們的工作就落後了。現在，國家還有困難，糧食不夠喫，喫不到肉，菜也很少。戰士們天天訓練那樣辛苦，做到這一點就不簡單了，怎麼還能喊他們是落後分子呢！”

　　1962年3月，中共中央軍委廣州會議之後，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便一直稱病，不參加軍委常委會議。討論研究軍隊的一些重大問題時，他常常不出席。林彪在大權在握時稱病不出，究竟是身體原因還是另有打算不得而知。從賀、聶兩位元帥的角度看也難辦。他們要擔負軍委最沉重的工作，可名義上他們仍是軍委副主席，中央並沒有賦予他們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任務。於是，凡事經過軍委常委討論，做出決定後，還得向林彪報告。他們知道林彪這個人難處，又十分敏感，稍有不慎，便會產生某種芥蒂。

　　就因爲種種原因，使得本來就對林彪印象不佳的賀龍，由最初的沒有好感，演變到了現在的結下恩怨。這其中涉及到了太多的政治問題，小編不好進行評論，只能說溝通不到位，矛盾就容易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