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退歐、特朗普勝選後，思想家們紛紛致力解釋這一分崩離析的世界圖景。在這混亂的頂峯，大家相信，現在西方世界不單有深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還面臨深重的哲學危機。

當前的時代症候是“身份政治”——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爲。這位日裔美國政治學家一度因“歷史終結論”聲名大噪，但也始終不能擺脫對這一失敗預言的修正再修正。近日，他推出新著《身份》（Farrar,Strausand Giroux，2018），並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反對身份政治”一文，指出身份政治的興起可以歸因於社會對個人尊嚴的忽視或侵奪，宏大公共議題的缺乏則推動個體經驗走向前臺。原先弱勢羣體要求的“平等對待”更進一步爲要求“特殊對待”，羣體與羣體的訴求之間日漸缺乏公約數。西方右翼更是套用了左翼爲弱勢羣體伸張權利的話語，激化社會矛盾。

如何治癒被身份政治撕裂的社會？福山認爲，還是要依靠國家。雖然西方左翼早已拋棄國族認同，右翼則將其扭曲、爲種族主義服務，但國家仍然是團結人民、給予人民以目的感的最佳旗號。福山呼籲迴歸國家服務、重張爲國效力的精神，同時質疑雙重國籍。他認爲，基於信條的國族認同，要比基於種族或傳統的認同更牢靠。

《文匯學人》在此擇要介紹福山的“反對身份政治”。

一個能解釋全球事務的重要概念

過去談論政治，多從經濟或意識形態角度作解，今天則是用“身份”。許多國家的左翼已經不再關注創造更廣大的經濟平等，而是致力於促進一衆邊緣羣體的利益，如少數族裔、移民、難民、女性和LGBT羣體的權益。右翼則是爲保衛傳統的國族認同而戰。

身份政治已經不再只是在大學校園裏小打小鬧的現象，不再只是媒體推動的“文化大戰”中的背景道具。身份政治已經演化爲一個能夠解釋全球事務的重要概念。一次又一次，各類羣體都認爲自己的身份沒有得到足夠認可。而政治領導人也利用了這一點，給追隨者們作動員——你們的尊嚴正在被挑戰，但值得被恢復。

全球化令社會更加多元，湧現更多差異化的羣體。這些羣體過去在主流社會的視野之外，今天則希望獲得尊重和承認。但其他羣體擔心對他們的承認會令自己失去原有的社會地位。社會由此變得更加碎片化，集體行動更加困難。福山認爲，這是一條不歸路，除非這些社會能夠對人類尊嚴生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解，否則世界將會因此陷入持續衝突。

“對尊嚴的熱望”與一種敘事的流行

福山還是從他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1992）中提出過的“對尊嚴的熱望”講起。他認爲這個古典哲學家們提出的重要概念，一直以來被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當代的社會科學所忽略。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thymos是“對尊嚴的熱望”（the craving for dignity，或稱“激情”[passion]），和“慾望”（desiring part）、“理性”（calculating part）一起，構成了人類靈魂。不過，thymos在英譯中作“精神”（spirit），這位本科拿古典學學位的政治學家認爲對應得不知所云。

在政治裏，thymos以兩種形式表達，福山也爲此發明了兩個單詞。一是megalothymia：渴望被認爲高人一等。過去的社會多建立在嚴苛的等級制度之上，過去的人們也認爲，某一階層代代相傳的優越感是社會秩序的基礎，如世襲的貴族皇族。一是isothymia：渴望被認爲和每個人一樣。現代民主的興起，就是isothymia對megalothymia的勝利：只認可一小部分精英的權利的社會，被認同每個人生而平等的社會所取代。20世紀，階級社會開始承認普通人的權利，被殖民的國家開始尋求獨立。美國政治史上對奴隸解放、勞工權利、婦女平等的追求，就是權利一圈圈向外擴大，令得更多人被承認爲一個完全的人類個體的過程。

福山這兩個書生氣的概念，在今天以“身份”的新衣，重回人們的視野。人們發現，法律上的平等並不必然帶來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針對許多羣體的歧視持續存在。儘管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財富總量令人稱羨，但過去30年間，收入不平等現象激增，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正在經受收入停滯，社會地位下滑。

而那種“沒被看見”的感覺，或許是把特朗普送進白宮，也把英國投票送出歐盟的關鍵。害怕喪失中產階級地位的人們，憤怒地指責精英，認爲精英階層完全忽視了他們，同時也怪罪下層窮人，認爲這些人反而受到不公正的優待。他們一直相信，努力工作就值得被賦予個人尊嚴。

收入與地位之間的這種聯繫，可以解釋爲什麼相較於因經濟階層而團結的傳統左翼，民族主義者和宗教保守主義者在今天更能一呼百應。民族主義者告訴那些“沒被看見”的人們，他們一直是這個偉大國家的核心成員，那些外國人、移民和精英在合謀把他們拉下馬：“你的國家不再是你的了，你在自己的國度沒有被尊敬。”

這種敘事的流行，也是爲什麼移民在那麼多國家都如此有爭議。移民（人口的流動）和貿易（物品的流動）一樣，促進了GDP的增長，但卻沒有使得所有羣體受益。

然而，單單對移民的憤怒一項，無法解釋右翼民族主義政黨在美國和歐洲都贏取了過去左翼政黨支持者的選票。西方世界集體向右轉，也反映了當代左翼政黨未能與自己的選民對話，在這一全球化和技術變革的時代，這些人的相對地位下降，產生了相對剝奪感。過去，“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的口號是建立在被資本家剝削、及對他們的憎惡之上，然而在全球化時代，大多數左翼政黨改變了策略，他們不再圍繞工人階級或經濟剝削這樣的主題來建立團結，而是開始關注那些自認爲被以特定和獨特的方式排除在外的團體。要求普遍而平等的承認慢慢發生了變形，成爲了要求特別的承認。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一現象開始從左向右遷移。

在美國，與改變政策相比，爭論文化問題要容易得多

福山指出，自1960年代以來，美國法律已經發生變化，爲邊緣團體提供更多機會、更強保護，但這些羣體也在不斷分化，在行爲、表現、財富、傳統和習慣各個方向上裂變。

各個邊緣化羣體面前都有一個選擇：他們可以要求社會以對待主流羣體的態度對待他們，或者可以自己主張一個單獨的身份，要求不同於尊重主流羣體那樣的尊重。從長時間看，一直是後一種戰略勝出：馬丁·路德·金最初是要求美國社會像對待白人一樣對待黑人，但從1960年代末開始湧現出一些羣體，主張黑人有自己的傳統和意識。在他們看來，黑人應該爲自己所是而自豪，不要去關注更廣大的社會希望他們成爲什麼樣子。他們主張，非裔美國人的真實內在自我和白人是不一樣的，他們生活在白人主導的、對黑人有敵意的社會，他們被這一獨特的成長經驗所塑造，在其他環境下長大的人是無法理解的。

其他邊緣羣體很快抓住了這些鬥爭的本質。他們日益要求不單在法律和制度上將他們與主流羣體平等對待，還要求社會更廣泛地認可——甚至讚頌他們和別人的差異。

“文化多元主義”一詞，最早只是指多元化社會的一個性質，後來則變成了一個綱領性標籤，宣稱要對每個獨立的文化和獨特的個體經驗都同等重視，甚或對在過去不可見/被低估的羣體予以特別關注。這種文化多元主義一開始是關於一些大的文化羣體的，例如說法語的加拿大人、穆斯林移民、非裔美國人。但很快就粉碎爲許多被歧視的小羣體的自我定位，諸如有色女性——你必須透過種族或性別去理解他們的生活，否則就沒法理解。

西方左翼是什麼時候開始擁抱文化多元主義的呢？正是在制定可帶來大規模社會經濟變革的政策變得更加困難之時。到1980年代，發達國家的進步團體正面臨存在危機。但當時，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希望通過運用國家權力，擴大所有公民獲得社會服務的機會，重新分配財富，來增進社會經濟平等。但是後來，風景發生了變化。

西方左翼在大規模社會經濟改革方面的雄心壯志逐漸低迷，與20世紀最後幾十年對身份政治和文化多元主義的接受趨同。二者合流了。定義左翼的仍然是其對平等的熱望，在這裏是isothymia——其議程已經從早期對工人階級的強調轉向了不斷擴大的邊緣羣體。

左翼對身份政治的擁抱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不同身份羣體的生活經歷各不相同，局外人經常沒有察覺到他們的行爲所帶來的傷害。身份政治的目的是通過關注個別的不公正經歷，改變文化和人們的行爲模式。

因此，身份政治並沒有錯。這是對社會不公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反應。但是，身份政治傾向於關注文化問題，分散了人們的精力和注意力，遠離了對更廣大的社會經濟不平等趨勢的嚴肅思考。與改變政策相比，爭論文化問題要容易得多——在大學課本里加入女性作家和少數族裔作家，不是什麼費力的事。但在象牙塔之外給女性和少數族裔增加收入、擴大機會，困難重重。

此外，左翼身份政治對維繫社會的理性話語也構成了威脅。對個人生活體驗的關注把內在自我的情感世界放在第一位，代替了對外部世界的理性審視，這會讓那些所謂發自肺腑的觀點佔優，高於理性的深思熟慮。

但也許目前最糟糕的事情是，左翼正在踐行的身份政治恰恰刺激了右翼身份政治的興起。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左派對“政治正確”的接受。在一個高度尊重族羣尊嚴的社會里，新的警戒線不斷出現，以前可接受的談話方式或自我表達變得令人反感。例如，今天在某些情境中只使用“他”或“她”，就可能被解釋爲對雙性人或變性人的不敬。然而這種言論並沒有威脅到任何基本的社會建構原則。

通過特朗普，白人民族主義已經從邊緣轉變爲幾近主流——現在要伸張美國白人的權利，想要不被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籤，已經是不可能了。儘管西方左翼稱右翼對身份的主張是不合法的，因爲他們代表的是歷史上受到優待的羣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右翼又是如何獲得了左翼的語言和框架：所謂白人受害的觀念，他們的處境和痛苦不被社會其他人所見，以及需要打破難辭其咎的社會和政治架構。

重建國族認同

社會必須保護被邊緣化、被排斥的羣體，但也需要通過深思熟慮和共識，來實現共同目標。左翼和右翼同時轉向保護小羣體的身份認同，最終威脅到了這一進程。如何挽救呢？福山認爲，放棄身份觀念是不可能的，身份已經成爲現代人思考自己和周圍社會的方式的核心。現在應該做的，是定義一個更大的、更綜合的國族身份。

在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看來，身份是一種“強有力的道德觀念”。這一道德觀念告訴人們，他們擁有真實的內在自我，而這些內在沒有得到承認，則暗示着外部社會可能是虛假和壓抑的。泰勒在《自我的根源》（1989）一書中還提到，現代的“自我”觀念發生了文化上的轉變，其基礎從（很少人擁有的）“榮譽”，變爲（所有人都渴望的）“尊嚴”。

現代化意味着持續的變化和破壞，並且不斷開放出以前不存在的選擇。這總體而言是一件好事：一代代以來，數百萬人逃離了沒能給他們提供選擇的傳統社羣。但是，現代社會提供的自由和選擇度，也會讓人感到不快樂，感到與同胞失聯。他們發現自己懷念社羣，懷念那種按部就班各安其位的生活。他們認爲自己過去擁有、或是祖上擁有過那種生活。而實際上，他們真正尋求的是與其他人聯繫起來的身份認同。

然而，現代身份認同的本質是，它是可以改變的。有些人認爲身份認同基於生理，自己無法控制。但現代社會的公民都有多重身份，這些身份恰由社會互動所塑造。人們有種族、性別、工作場所、教育、親緣和國家所定義的身份。雖然身份政治的邏輯是將社會分成小的、自我關注的羣體，但也有可能創造更廣泛和更綜合的身份。人們不必通過否認個人的生活經歷，來認識到他們也可以與更廣泛的公民羣體分享價值觀和願景。

接下來，福山給出了重建更大型身份認同的工作指南。

首先也是最顯而易見的起點，是打擊針對某些羣體的特定虐待行爲，如警察對少數羣體的暴力行事，及性騷擾。對身份政治的批評不應該暗示這些不是什麼真實的迫切待解的問題。真正的批評還應該走得更遠——政府和民間社會團體必須集中精力將較小的羣體納入更大的整體，推動形成政治學家們所呼籲的“信條國族認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這種認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個人特徵、生活經歷、歷史紐帶或宗教信念之上，而是建立在覈心價值觀和信仰之上——鼓勵公民認同他們國家的基本理想，並用公共政策來吸引新公民。

在福山看來，身份政治在歐洲產生的有害影響已經積重難返。近幾十年來，歐洲左翼支持的文化多元主義，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將新移民納入“信條國族文化”的重要性。在歐洲，反對身份政治必須從修改公民身份的法律開始，並且應該在國家層面而非歐盟層面上展開。要阻止一些族羣繼續享有特權，則基於血緣認定公民身份的那些歐盟成員國應該轉向基於土地的認定，也就是賦予任何在該國境內出生的人以公民身份。但與此同時，歐洲國家也應對新公民的入籍實施嚴格要求，如美國多年來的做法。

此外，歐洲國家還需要擺脫基於種族的國族認同觀念。近20年前，敘利亞裔的德國學者巴薩姆·蒂比（Bassam Tibi）曾提議，將Leitkultur（主導文化）作爲德國國族認同的新基礎。他將Leitkultur定義爲對平等和民主價值觀的信仰，堅定地以啓蒙運動的自由理想爲基礎。然而，左翼學者和政治家們紛紛反對，指責他認爲這些價值觀優於其他文化的價值觀；在這一過程中，德國左翼給伊斯蘭主義者和極右翼民族主義者提供了不知不覺的安慰。但實際上，德國和其他主要歐洲國家迫切需要蒂比所提議的那種領導文化：這是允許土耳其裔的德國人將自己稱爲德國人，允許非洲裔的瑞典人將自己稱爲瑞典人的一種規範途徑。

與歐洲相比，美國對移民的歡迎程度要高得多，部分原因在於其在歷史早期就形成了一種“信條國族認同”。正如政治學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指出的，你儘可說一個美國公民在某種程度上“不像美國人”，而丹麥公民則不能被描述爲“不像丹麥人”，要說一個日本公民“不像日本人”，那簡直是指控了。“美國主義”，而非種族，構成了一套信仰和生活方式。

福山認爲，美國唯有恢復內戰後出現的“信條國族認同”，才能繼續從多樣性中受益。要加強這種認同，必須推動國民爲國服務（如參軍或通過其他公共服務），強調承諾和犧牲的觀念。如果這種國民服務的體制設計得當，它將強制年輕人與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地區、種族和民族的羣體一起工作，就像服兵役一樣。與所有形式的共同犧牲一樣，它會將新人融入國族文化。國民服務將成爲古典共和主義的當代形式——鼓勵美德和公共精神，而不只是讓公民獨自追求個人生活。

福山說，人們永遠不會停止以身份的方式思考自己和社會。但人們的身份既不是固定的，也並非生來寫定。身份可用於區分，但也可用於凝聚。最終，它將成爲當前民粹主義政治的解藥。

作者：李純一 編輯：李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