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爲何從“文學教母”到“人人喊打”？梁宏達的解釋一針見血

2012年11月，在北大的一場講座上，于丹作爲特邀嘉賓在臺上投入的演講時，卻慘遭觀衆轟下臺。

2005年，當時還只是北師大副教授的于丹因在《百家講壇》講論語而走紅，甚至在當時掀起了全民學《論語》的熱潮，此次走紅，背後也有着時代性的原因，當時的中國經濟經過90年代的飛速發展後，全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因此對於文化、藝術的渴求就異常強烈。而此時央視打造的《百家講壇》順勢而上，不僅有于丹講《論語》、還有易中天講三國，閻崇年述清史，都一炮而紅。那麼爲什麼只有于丹成了衆人笑柄，“文化騙子”呢？

首先，我們不可否認的是于丹在傳播中國文化上所做的貢獻，正因爲有她，《論語》纔會重新活在大衆視野，帶動了大衆對傳統文化的求知慾，吸引更多的專家學者去研究中國古代文學。

但我們同時也要清醒的認識到，一味的迎合大衆只是短暫現象，隨着民衆知識水平的提高，如果仍舊“喫老本”、不斷“複製自己”，而不去真正提高學術能力，遲早有一天會被大衆推翻的。就像史學家所說的，于丹把自己“嫁”給了市場，衆人的追捧、高額的出場費，“知識明星”“國學大師”等一系列標籤使自己不斷的膨脹上升，最終跌落雲端。

其次，如果說自身學術水平不夠高也就罷了，畢竟也是傳播大衆文化，沒有必要多麼的高深莫測，只要講的有趣，對一些基礎的文化常識傳達到位就行了，然而，于丹卻屢次犯一些文化常識的錯誤，例如在2015年在央視某節目中，她講《得失有道》，其中說王安石領導了“慶曆新政”、蘇東坡說“青苗法”有進步意義，而事實是王安石領導的“熙寧變法”、蘇東坡正是痛斥“青苗法”，因爲它成爲了一種變相的“強迫貸款”。一個是常識性的錯誤，一個是史實性的錯誤，試問，大衆聽到這樣的講述難道不會大跌眼鏡嗎？

再次，除了自身原因外，也有一定的外部原因。娛樂化時代，電視節目更迭的節奏固然非常快，《百家講壇》一類的單向灌輸式文化節目已經過時，催生出的是新生一代的《見字如面》、《漢語橋》、《最強大腦》等雙向互動類的文化節目。由此可見，如何活化傳統文化這一課題是隨着時代發展而不斷探索的話題，我們需要不斷的思考怎樣在較長時期內保持民衆鑽研傳統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