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藕汀：“假中國畫”比“假洋鬼子”更討厭
吳藕汀：“假中國畫”比“假洋鬼子”更討厭
文/吳藕汀
《藥窗雜談》是吳藕汀（1913-2005）寫給同鄉沈茹菘（1919-1989）的信，共五卷。因與沈茹菘志趣較合，故信中論藝毫不遮避，直抒胸懷，故對事不對人，凡涉書畫、詩詞、戲曲、金石等，皆有不同常人的見解，聞其言可以知其品。信中雖爲片言隻語，但對當今中國畫壇無疑是一劑熱昏中之“清涼散”。下文節選了吳藕汀先生的部分信件內容。
齊白石 雙蟹圖
“你說‘畫現代人物，除非素描根底較好的不行’，我看也不盡然。倘使用西洋方法來畫國畫，總無法畫得好的。徐悲鴻的素描不能否定他不好，可以說好。但是一張《愚公移山》真不算是國畫。雖然我沒有見過他的真跡，不過也可以看得出來的。拿國畫來講，他與齊公白石比，遠矣。我說畫了西洋畫決不能再畫中國畫，好比有詩根底的人不能填詞，有話劇根底的人不能演電影一樣，粗看好像一樣，是一條路上，其實極端相反。”（1974年7月6日信，15頁）
徐悲鴻 愚公移山
“賓虹先生當年說過‘歷代書畫必須要評過’的話，但是這位王伯敏先生從來沒有提起過，雖然他寫了很多關於賓虹先生的書。可見他是膽小鬼，有恐得罪人吧。”（1975年9月28日信，45頁）
吳昌碩 煨爐圖·暖烘烘
“我記得在浙館（浙江圖書館）中的劉慎旃，爲了吳昌碩的畫，我與他爭論過。他說齊白石是無產階級畫家，吳昌碩是資產階級畫家。我不承認畫畫有什麼階級不階級，畫上又沒有貼上標語。後來西泠印社成立了‘吳昌碩紀念室’，他就無話可說了，可見一般人喜歡學時髦，這大概是人的本能吧。”（1978年3月8日信，80頁）
黃賓虹 三友圖
“我並不否定‘美院派’，畢竟懂得些畫理，比‘作場派’好得多哩。‘美院派’基本功夫不足，這是普遍的現象。因爲他們一開始就學齊白石、黃賓虹……如何學得好？如何學得像，也不過是有皮無骨而已。”（1977年11月16日信，70頁）
“聽說某先生是王一亭的門生，畫畫一向叫他描。我看描是學習階段，繪是自出新意階段。每一種藝術（包括泥木油漆工在內），總先要打底子，才能發揮他的所長。好比寫字，先要寫正楷；唱戲先要唱慢板等等。畫畫就是先要描，所謂依樣畫葫蘆。當年米元章說黃山谷爲描字，可能就是這個意思。知道了衆家所長，然後自出新意，加以發揮，那就是繪了。……‘美院派’是繪而沒有描的基礎，不是我說過，他們一起手就是吳昌碩、齊白石，沒那樣的容易。”（1977年12月1日信，72頁）
吳茀之,周昌谷 蘭花
“說起了當代的畫人，什麼吳茀之、周昌谷等，我從來沒有聽到過，據說現在是大名鼎鼎了，可見我於繪畫是外行了。其他如程十發，以前好像聽見過，但沒有見過他的作品。唐雲像煞是吳杏芬女史的兒子，記得畫的人物，早年好像錢派一路，俗不可耐，晚年未知如何。他們現在也算名家，這樣看來，中國畫可以適可而止了。”（1974年4月12日信，10頁）“
程十發 報春圖
石波處有幾張杭州藝專所謂教師的畫，畫來並不是說不好，實在太江湖氣了。我的一張梅花和他們懸掛一起，覺得我是陳大濩，他們是李貴春。功力、學理、經驗，我萬不及他們，在氣韻方面，他們是差得太遠太遠了。所以袁寒雲的蔣幹，就是蕭長華也要退避三舍的。”（1974年4月12日信，第10頁）
吳藕汀 松芝圖
“我看學畫最不好是有面目，一有面目就是‘作場’的性質，沒什麼所謂靈性。‘美院派’就是犯了這個毛病。因爲美院中人，大都不是有了天才，纔去學畫，他們學畫是有目的的，就是‘爲繪畫而繪畫’，作爲一種職業，這是一種不自然的現象。”（1978年1月26日信，77頁）
徐悲鴻 康南海六十行樂圖
“我爲什麼痛恨徐某人，因爲他在西洋畫中已有很大的名聲和地位，爲什麼偏偏要來毒害中國畫呢？既然要‘撥亂反正’，首先要徹底消除這一類。‘假中國畫’比‘假洋鬼子’更討厭。我不反對中國畫滲入西洋顏色，以至任何色彩。何況中國畫早已吸收了各種各樣的繪畫方法而熔於一爐的了。一個從事藝術的人貴在闖，不過不能闖得比前人差。倘然不及前人，寧願不闖，不是隻要與前人不同就算闖了。”（1978年5月24日信，85頁）
徐悲鴻 山鬼
“徐悲鴻的畫，只要不說他是中國畫，我也是很佩服他。可能自己也不算中國畫，被別人瞎捧捧出來的。他的《山鬼》是很好的。我們學習中國畫的人，總要愛護中國畫，不受外來硬搬（消化是好的）的侵襲，這種硬搬死套，應該加以抵制，而且要口誅筆伐之，不論是誰的話，尤其是一般所謂‘權威人士’，對他更不能姑且，有什麼了不起。”（1978年8月27日信，91頁）
潘天壽 雁蕩山花
“浙江印的二張潘天壽花卉‘雁蕩山花’毫無足取，描描罷了。還是這張‘蘭竹’，他用兼毫來畫，所以未免‘尖’。這一張只有一朵蘭花很好，竹葉、蘭葉都用尖筆，我不喜也。這兩張畫也是‘臨撫派’而已，並無新意。”（1978年8月23日信，90頁）
方增先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我兄說的‘幸福’，是我在‘文革’中沒有拿過一次‘語錄’，沒有開過一次會，沒有喊過一次‘萬歲’，的確算是‘幸福’的了。”（1981年5月24日信，12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