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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日，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烏鎮舉行，滴滴出行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程維介紹“滴滴基於大數據的新一代移動出行平臺”。

滴滴出行自誕生之日起，從未一帆風順。它從政策的夾縫、競爭的惡鬥中成長爲規模型企業，“殊爲不易”。當生存危機的遠去令滴滴告別戰慄，這頭年僅6歲、由資本養肥的獨角巨獸，已經露出了猙獰的嘴臉。

廝殺的“獨狼”

2004年，那是個意氣風發的年代：中國互聯網還沒有巨頭，大家草莽英雄，不問出身，不用站隊，也互不服氣。但互聯網行業對多數人來說還是遙遠的。所以大學畢業之後的程維找了份傳統工作，他被一個大姐拉去賣保險，沒有底薪、頻受拒絕，由於一整年沒有業績還損失了800塊押金。

翌年，程維偶然加入阿里做了銷售。彼時他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工作單位是日後的BAT巨頭。而要過幾年之後，人們才知道偌大的互聯網世界，只有搜索、電商、社交是迦南一樣，“上帝賜予的，流着奶與蜜之地”，其他都是鹽鹼地。

此後六年，程維主要銷售互聯網產品，期間進行了大量的客戶拜訪，積累了紮實的銷售能力和經驗。2011年，程維已是阿里B2B部門最年輕的區域經理。同年，程維升任支付寶B2C事業部副總經理。日後回想起來，程維說“投身互聯網行業，是我做的一次重要選擇，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決定”。

程維是金牛座，按照星座理論，他應該慢熱、踏實以及倔。2012年，程維29歲，在做年輕的總經理和高齡創業者之間，他選擇了比較難的那一條路，而且還選了一個非常難啃、但潛力巨大的領域。

只是出生在血海狼窩的滴滴從一開始就缺乏安全感。在經歷過沒錢沒人沒市場的日子後，求生欲讓程維迅速窺破了中國互聯網的叢林法則。

只有80萬創業資金的程維將“快”字當做保命祕訣：入局要快，新品上線就要1000個司機在線；擴張要快，佔領市場，燒錢提速；融資要快，創業公司6個月融資一次的速度，在滴滴這裏變成3個月；做產品更要快，2個月完成上線。

就是靠着“努力到無能爲力”，滴滴PK掉了30多家競爭對手，程維帶領團隊殺入了互聯網歷史上近乎殘忍的競爭：幹掉搖搖招車拿下北京市場；殺到上海跑馬圈地，幹掉大黃蜂；推出滴滴順風車，一舉幹掉了估值達到10個億的微微拼車；曾經火爆一時的嘀嗒拼車、e代駕也只有大幅裁員的份。

與此同時快的也在迅速崛起，成長爲滴滴強有力的競爭對手，2013年9月，騰訊開始借滴滴推微信支付，網約車賽道上迎來了巨頭的參與，燒錢補貼用戶，滴滴的乘客用戶從2000萬激增到1億。2014年1月，隨着騰訊1億美金融資到位，滴滴補貼大戰陷入瘋狂狀態，隨後在阿里支持下快的跟進，這場紅包大戰中雙方豪擲10個億，一直打到5月份才告一段落。

2015年情人節，滴滴與快的實現戰略合併。7月，剛結束一場戰役的滴滴還未做喘息， Uber 創始人卡蘭尼克主動找上門，“要麼接受 Uber 佔股 40% 的投資，要麼被 Uber 打敗。”

那時，Uber 的優勢似乎是不可逾越的。它擁有更好的應用以及更穩定的技術，Uber 估值當時超過 400 億美金，是滴滴的10倍，並且短短几個月就佔據了中國近三分之一的市場。

程維說，當時滴滴就像是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不斷遭遇到飛機和大炮的轟炸。但程維無所畏懼，2015 年 5 月，他開始發起反擊。最終程維贏了，Uber 最先發出了和解信號。2016 年 8 月，滴滴出行與 Uber 全球達成戰略協議，滴滴出行收購 Uber中國的品牌、業務、數據等全部資產在中國大陸運營。

那是中國互聯網過去五年中最驚心動魄的戰鬥。這場戰鬥具備戰略拼圖意義，上接巨頭下沉需求，中接平臺型公司豐富故事需求，下接用戶出行痛點未被滿足的需求；千億人民幣燒出了用戶關注度，整個投資圈爲之站隊，中國最具狼性大家創業者皆在其中廝殺。從汽車產業鏈到金融服務、公共交通，中國出行產業鏈深度捲入。

程維作爲主角之一，在這樣一個修羅戰場上搏命，拼的就是圈地夠快，出手夠重。至於其他，比如價值觀，他來不及思考，也就自然而然地留待更長時間維度的緩慢成形。

跟上資本的節奏

程維C位出道，滴滴確立霸主地位。而站在他們身邊的，是柳青。

與草根程維不同，柳青頂着“柳傳志之女”的光環出現在公衆面前。憑藉拼命三孃的勤奮，她一路升職爲高盛直接投資部的董事總經理。

在高盛的日子裏，她和團隊成員每年要看500-700個項目。程維的滴滴是其中之一。投資未成，柳青卻被動員加入滴滴。程維當時的姿態大氣且真誠：“滴滴的一半工資是你的，剩下的纔是我們大家的工資。”

爲了爭取到柳青，程維帶她和六名高管一起自駕去西藏，要在相對陌生的環境裏找到一種將性命交付彼此的感覺。據說柳青在西藏高原上大哭一場，給高盛團隊的每位成員分別寫了一封長信：決定了，上路了。

回到北京，柳青正式加入滴滴，成爲滴滴的二號人物。

滴滴天使投資人王剛將程維和柳青形容爲“業務絕配”：銷售出身的程維有着對市場超凡的敏銳度，而柳青則具有極強的人脈資源、國際視野、在資本市場裏呼風喚雨的能力。

而從後來的發展來看，柳青加入後，滴滴拿到的融資以億爲單位翻倍增長，幾乎再也沒有“差錢”過。自2012年7月－2018年7月，六年來滴滴一共獲得三十多個投資機構和個人共計19輪融資，融資規模近250億美元，成爲一隻體量最大的“獨角獸”。

滴滴的投資人名單，囊括了全球知名的互聯網企業、國際投資機構以及中國國有投資機構，如騰訊、阿里巴巴、百度、蘋果、軟銀、淡馬錫、DST、中投公司、中信產業基金、中信資本、交通銀行、中國人壽以及中國郵政等等。

除了融資，滴滴的幾次“世紀併購”背後都有柳青的身影。據說早在高盛時期，柳青就撮合滴滴和快的進行過一次談判。及至她加入滴滴，半年後雙方便宣佈合併，在網約車的市場份額超過90%。在與優步的競爭中，柳青直接遭遇了堂妹柳甄，最終Uber以退出中國的代價取得了滴滴20%股權。

《人物》雜誌曾經描述過收購優步的當天下午，柳青到優步北京總部“受降”的情景： “她毫無傲慢之氣，舉止非常優雅，但是也察覺不到她有任何的同情。”

2017年，滴滴獲得短暫窗口期，公司總體戰略也轉向“修煉內功”，即從單純的增長指標過渡到安全、體驗和效率。程維曾透露，滴滴投入鉅額資金和技術資源建設更完備的科技安全體系，安全事故率下降了21%。

但與此同時，公司也開始強調盈利，並試圖通過拼車來解決供需問題。全球化、新能源汽車和無人駕駛的各項業務也被滴滴視爲2018年的主要目標。“內外兼修、多線佈局、穩中求進”成爲滴滴2018年新的關鍵詞，並提出“汽車共享運營商”的新定位。

不論是程維還是柳青，他們內心裏，應該真的對滴滴平臺能發揮的功能，有着完美的期許。現實卻異常殘酷。當每個人都矇眼狂奔的時候，速度可能就重過了穩健，賺錢就重過了安全，不知不覺中奔跑的方向出現偏差。危機感並沒有真正的消失，就像蹺蹺板一樣，只不過是從程維和滴滴手中滑落到用戶那一端。

生存危機的遠去令曾經最沒安全感的滴滴告別了戰慄。時隔三月兩起命案，相似的處理方法，不僅暴露出滴滴在巨大的服務體量下，安全管理和處置能力的不足，更將資本的傲慢和對生命的漠視展現得淋漓盡致，無論是百萬懸賞，還是3倍賠償，都讓人感到，這頭年僅6歲、由資本養肥的獨角巨獸，已經露出了猙獰的嘴臉。

8月28日，樂清女孩遇害後第四天，程維和柳青發佈道歉聲明稱，在短短几年裏，滴滴靠着激進的業務策略和資本的力量一路狂奔，來證明自己。但是今天，在逝去的生命面前，這一切虛名都失去了意義。

▲2015年9月7日，2015新網商峯會在杭州舉行，柳青演講。

互聯網“原罪”與價值觀聚合

如果說去年的互聯網還充滿着戲謔調侃，討論着保溫杯、油膩男和佛系青年的話，那麼今年的氣氛就不那麼愜意了，從滴滴的順風車事件到拼多多假貨門，從短視頻整頓到P2P爆雷，從長租公寓推高房租到連鎖酒店泄露用戶隱私，曾經那麼充滿理想高光的互聯網似乎一夜之間就病入膏肓。

這是中國人與互聯網蜜月期的終結。

1990年代國內出現了第一批互聯網企業。彼時的互聯網創業者大多是張朝陽那樣的海歸，沒在底層掙扎過，手不“沾血”；他們直接通過融資獲得初創發展基金，沒有經歷過充滿原罪的原始積累。當時輿論普遍認爲，中國商業終於進入了陽光創業時代。

可現實卻並非如此，長久以來中國互聯網企業都普遍信奉叢林法則。他們大多利用規則的漏洞與監管的缺失迅速崛起，抄襲、盜版、侵犯隱私等現象隨處可見，這一切都構成了互聯網企業的原罪。

即便是BAT也不能倖免。“史上最強”的騰訊曾以複製一切的氣勢給創業者帶來深深的恐懼，還記得那篇《狗日裏的騰訊》麼？那時候VC的天問是：如果騰訊抄你，你咋辦？

BAT爭奪早期互聯網紅利，談的是引領和創造，但隨着流量下沉，新一代小巨頭談的更多是迎合和討好。用戶在變，互聯網也在變，滴滴們正在陷入兩難的境地。資本投了幾百億進去，自然是要求產出的，哪怕是帶血的鈔票。一邊揶揄用戶，一邊獻媚資本，只好像鴕鳥一樣把頭埋在沙子裏。

如果爲中國的互聯網世界畫一張地圖，恐怕早已遍佈陷阱：外賣平臺被曝出存在很多使用地溝油的黑作坊，算法推薦的內容平臺被揭露存在大量低俗內容，看起來解放了社會運輸資源的順風車，卻出現了多起性侵和姦殺案；躲得過直播裏的低俗內容，卻可能中了P2P的招；小心翼翼地避開莆田系醫院，轉身發現九塊九包郵的牙膏也是假貨；互聯網招聘時不小心進了傳銷窩，跑到相親網站上約個會無奈被仙人跳……

“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爲惡龍；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無論是用戶，還是創業者，早已習慣了互聯網世界的新規則：用人性的善惡，換取方便和利益。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曾就市場與道德的關係作過經典表述。他認爲，在市場中追逐私利的人們爲了一己之私利也必須遵守社會正義的一般法則，必須具有“謹慎之德”和“克己自制之德”。另一方面，個人或企業只有在充分競爭的條件下才能逼其建立長遠考量，將道德水平和社會責任列爲發展的必要前提，唯此才能實現基業長青，否則必然是短期行爲、急功近利。在目睹金錢欲、資本擴張爆發之後的惡，纔會痛感斯密所稱之《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同等重要。

讓我們再將時鐘撥回2004年。那個春天，在Google上市前夕，兩個創始人給所有投資者寫了一封信，信的開頭就指出：不作惡。信中寫道：“Google從來就不是流俗的公司，我們也不打算成爲那樣的公司。通過這句格言，我們希望能準確地表達出，最可貴的力量在於——永遠只做正確的、符合道德觀念的事情。”十餘年後的今天，當對手百度忙於賣廣告，販假藥，玩流量，送快餐時，Google成了全球訪問量最高的站點，並在瀏覽器、雲存儲、操作系統、無人車、太空探索、可穿戴設備等多項領域取得成就。

反觀滴滴，“讓出行更美好”也是質樸而落地的價值觀，可惜只做到了一半：雖然撥弄一下手機，能在很多地方讓一輛車快速出現在你面前，卻不能把一個妙齡女孩安全送到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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