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海淀街道、海淀城管執法監察局等職能部門對北四環“一號橋”西北角的廣安中海電子市場2層4800餘平方米的違法建設予以拆除，工期預計1個月。這也意味着中關村最後一家電子賣場將不復存在。

在過去長達30年時間裏，北京中關村一直被稱爲“中國硅谷”。“買電腦去海龍”也成爲當時衆人皆知的口頭禪，人們紛紛在這裏找配件、攢電腦、買光盤。海龍電子城在鼎盛時期日客流量可達5萬人次，到處都可以聽到攬客的吆喝，以及討價還價的人聲鼎沸。

但這副蒸蒸日上的景象早在2016年就戛然而止，有17年經營歷史的中關村海龍電子城在門口貼出公告，宣佈停止對外營業，也表明着中關村開始升級，將轉型成爲創新要素聚集功能區。

電子銷售領域素來有“北有中關村，南有華強北”的說法。無獨有偶，遠在2000多公里外的深圳華強北也同樣上演着從輝煌到衰敗的戲碼。

一條不足1公里長的街道，成爲了全球電子產品製造中心和世界最大的電子元器件集散中心，被稱爲中國電子行業的“晴雨表”和“風向標”。高峯時期，華強北日均人流量達到50萬人次，日資金流量達10億元人民幣。

但如今，每日的人流量少得可憐，除了因爲比特幣“挖礦”帶來的迴光返照，此前一些銷售電子產品的臨街店鋪有的改成了水果店，有的改成賣無人機和平衡車，有的則改成了小喫店。

中關村和華強北都曾作爲中國電子製造業的銷售符號而存在，是一個時代的IT記憶。兩者如今的境遇卻無不在說明着品牌時代的到來——那個以低價、組裝和低質的價格時代，無可避免地走向沒落。

中關村和華強北的崛起得益於改革開放以來的信息化進程。20世紀90年代末，市面上的品牌機很是少見，更不用說品牌機概念，動輒一兩萬一臺的筆記本，讓普通家庭望塵莫及，而價格低廉的組裝電腦，自然成爲很多個人消費者尤其是學生的首選。組裝臺式電腦被稱爲“攢機”，早期攢機模式的流行引爆了中關村電子市場的繁榮。

像中關村和華強北這樣的傳統電子商城，其經營業態一直是分散的“集市”模式。當時，品牌機雖然封裝了各種配件，並且提供售後服務，但這些簡單的服務顯然不足以支持其高價格。計算機這種產品的特殊性在於其高度組件化的設計思想，通俗地來說，我們個人無法生產CPU，主板，內存等配件，但如果把這些配件一一買齊，自己動手組裝一臺電腦，其實只需要一把螺絲刀。在中國步入信息時代早期時，正是品牌機價格的虛高，給了組裝機極大的生存空間，也支持了南北兩大電子“集市”十多年的繁榮。

然而，隨着中國人可支配收入的提高，面對消費升級的颶風，品牌化程度最高的IT電子行業首當其衝。個人電腦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發生了相對的變化，由最初的高價高檔的新科技商品，變成了日常使用的普通工具。人們也不再願意爲了便宜千把塊錢而費時費力跑一趟電子市場去淘換。此時品牌機再度佔據上風，有信譽保證的配件，有系統優化的設置，各種正版軟件齊備，並且一如既往的售後和三包等後續服務。此時消費者最關心的體驗是省心，無需調試拿來即用，出狀況保修。

而“集市”模式的弊端在此時卻顯露無疑：沒有明碼標價，沒有品牌保證，消費者只能樓上樓下往返奔波，不斷討價還價，貨比三家，由此帶來市場秩序混亂、品質良莠不齊、售後得不到保障，“黑導購”和山寨機盛行，劣幣驅逐良幣，最終昔日的盛世一去不復返。以往攢機費時費力，就爲了省點錢；如今多花點錢直接買品牌機，就爲了少費心。需求變了，這是原因；產品跟着變了，承上啓下；經營業態也隨之興衰，這是已經是結果了。

商業經營有其共同的內在規律，零售業態的變遷也經歷過這樣的過程。在產品標準化程度低，包裝簡單且沒有品牌概念的時代，供應商掌握了話語權，消費者要爲每一次交易與商家討價還價，交易成本極高。零售業態在一百多年的發展中，適應市場與時代需求，從連鎖演變成百貨，再發展出超市、會員店等形態，這生動說明了經營業態必須隨機應變，與時俱進。例如，北京的秀水街和動物園批發市場在經歷繁榮之後被市場拋棄的命運，也證實瞭如此經營業態的脫節和當代消費對品牌的需求。

海龍曾經的繁華已成記憶

中關村海龍城早在幾年前就已沒落，而華強北如今纔出現頹勢，雖存在着時間差，卻更加說明了品牌對市場的巨大影響力，或許會晚到，但從不缺席。

北京，這個中國人均收入與人均消費水平最高的城市，人們體驗着中國最先進的技術，感受着最時髦的文化，在品牌經濟到來之時，自然對品牌有着最快、最高的要求。中關村、動批也最先衰落。相比之下，乘着改革開放東風纔開始高速發展的深圳，只能算是個“新人”。以新興互聯網產業爲主要環境，以消費力和品牌追求尚不高的年輕人爲主的人口特徵，無形中延緩了品牌時代的降臨而已。

作爲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時代產物，中關村曾經確實孕育出一批像聯想和百度這樣的世界知名品牌。但在品牌時代的今天，以中關村和華強北爲代表的的商圈要想重現曾經的輝煌，讓“中國硅谷”等美譽的實至名歸，騰籠換鳥，品牌升級，也許是最好或者說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