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曾國藩與江忠源:從流星到另一流派|湘軍幹紀圖鑑【4】

曾國藩與江忠源:從流星到另一流派

  • 江忠源,晚清最早做到省部級幹部的湘籍將領,也是最短命的湘籍巡撫;
  • 他不屬於湘軍體系,自成一個流派;

和王錱一樣,晚清湖南還有一位軍事流星,他就是江忠源。

學術界對江忠源的研究不多,但許多湘軍愛好者對他與曾國藩的關係卻很熱衷,只不過大多以獵奇來出新,以猜測來代替結論。

江忠源(1812-1854),字岷樵,湖南新寧人。於道光十七年(1837)考中舉人,後入京參加會試,可惜沒有中榜。道光二十四年(1844),江忠源通過大挑被任命爲教職,返回家鄉。

所謂大挑,是乾隆年間定下的一種選官制度,目的是給那些考中舉人卻又屢考進士不中的人以進入仕途的一個機會,每六年一次,由吏部於各省舉人內公同挑選,重在形貌與應對,一等以知縣用,二等以教職用。江忠源只被定爲二等。

有人說,江忠源考中的是武舉,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文舉和武舉是兩個系統,如果是武舉,一般會標明武舉人,那江忠源也不可能與郭嵩燾一同參加進士考試,在大挑中被任命爲文官教職。這根本不算什麼謎團,不必看到某本民間筆記的記載卻信以爲真。

有人稱江忠源是湘軍鼻祖,也有人提出曾國藩和江忠源的友情後來也發生交惡,這些似是而非的觀念,都是沒有從原始文獻中細心疏理之故。

附着在江忠源身上有很多傳奇故事。

道光廿四年八月,江忠源因準備會試留居京師,由曾氏密友郭嵩燾介紹求見曾國藩。江忠源“素以任俠自喜,不事繩檢。公與語市井瑣屑事,酣笑移時。江公出,公目送之,回顧松燾曰:‘京師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此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時承平日久,聞者駭之。江公自是遂師事公。”

當時在座的郭松燾聽到曾國藩的這番評價也“駭之”,問“何以見得?”曾國藩捋須而言:“凡人言行,如青天白日,毫無文飾者,必成大器。

這裏所謂江忠源拜曾國藩爲師的說法,是沒有依據的。

有人說,以他的資質和才學,考個進士應該不成問題。但他爲了護送客死京城的朋友回藉,三次誤了考期,斷送了功名,這也純粹是胡扯。事實上,江忠源護送朋友的靈柩回鄉只有兩次,一次是在道光二十五年,先是新化孝廉鄒興愚在京久病而死,後是八月湘鄉孝廉鄧鶴齡出京後病死於途中。江忠源只好委託人人送鄒興愚靈柩歸陝西,自己護送鄧鶴齡靈柩回湖南。第二次是一個叫曾如龍的同年客死京城,江忠源“歸其喪”。

道光二十七年(1847),瑤人雷再浩在新寧黃背峒聚衆作亂。江忠源組織團練鎮壓,擊破叛軍巢穴,擒殺雷再浩,被擢升爲知縣,赴浙江候補出缺。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忠源擔任秀水縣知縣,因政績卓著,受到浙江巡撫吳文鎔的賞識,後補任麗水縣知縣。道光三十年(1850),咸豐帝即位,詔令部院九卿舉薦賢才。江忠源在時任禮部左侍郎曾國藩的推薦下,入京朝見皇帝,但不久便因父親去世,辭職守孝。

曾國藩不僅託四弟國潢從京城帶回輓聯一副、白金二十兩獻祭。同時勸他辦團練:

粵西盜賊方熾,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團練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靠謀勇,招之從軍,則苫塊(居父母之喪-筆者注)之餘,不宜輕往,斯關大節,計之宜豫。

這裏,曾國藩勸其不要奪情從軍,但不久因左景橋上書言兵事中談及江忠源,結果賽尚阿便奏調江忠源赴廣西。等到曾國藩知道時,來不及阻止,賽尚阿業以出發。曾國藩又致信江忠源,勸其託疾以辭,“上不違君命,下不廢喪禮”。但是,江忠源已經募勇五百進入廣西。

這五百鄉勇沒有經歷有效訓練,屬於團練。可以說,江忠源是晚清湖南第一個組織團練的人,也是第一個出省征戰的人,還是第一個因功做到省部級幹部的人,第一個與太平軍作戰而犧牲的將領。

1851年,在圍攻永安之戰中,清軍二位統領向榮和烏蘭泰在圍城必闕還是圍城必鎖的問題上發生爭執,江忠源調解不成,便稱病回鄉。假如這一次採取了烏蘭泰圍城必鎖的策略,那太平軍基本上到此就結束了。

1852年,太平軍進攻桂林,江忠源聞訊後,再次募勇一千,劉長佑星夜趕往桂林,三敗太平軍,解桂林之圍,被提升爲知府。

緊接着,江忠源追殲太平軍至全州,在蓑衣渡設伏炮擊太平軍,炸死南王馮雲山。

然後,江忠源一路追擊太平軍至長沙,與城內守軍共同保衛長沙,並打死西王肖朝貴於天心閣下。

1853年,江忠源升任湖北按察使,北上繼續與太平軍作戰。不久,奉旨赴向榮的江南大營幫辦軍務。

行至九江時,聽說南昌被圍,便主動請求先救江西,堅守南昌九十餘日,太平軍被迫撤圍而去。不久,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撫。

太平軍再次圍困武昌,江忠源率部解武昌之圍,將大部留在湖北,只率一千七百楚勇東向廬州,路上身染重病。太平軍攻克桐城、舒城,廬州告急。廬州知府胡元煒謊稱城中兵力、軍餉充足。江忠源便留下一千兵馬守衛六安,帶病前往廬州。抵達廬州後,方知城內總共不過三千人馬,而且糧草、軍火短缺,但此時廬州已被太平軍重重圍困。江忠源雖知自己被胡元煒所騙,而且廬州難以保全,但仍不肯棄城退守。十二月,胡元煒私通太平軍,太平軍獲知城中虛實,炸燬江忠源親自駐守的水西門,攻陷廬州,江忠源先是自刎未遂,繼而投水自殺。死時年僅42歲,是晚清湘籍將領中一顆閃耀的流星。

江忠源屬不屬湘軍將領?

毫無疑問,在當時江忠源並非湘軍將領,在曾國藩出師東征前,江忠源是作爲清廷指派協助欽差大臣賽尚阿、烏蘭泰征戰太平軍;曾國藩出師東征時,江忠源已經戰死。

江忠源顯然不是湘軍的創始人,必須明確一點,在清朝,不是隨便一個什麼人都可以組建軍隊(包括團練),首先,必須經過清廷許可,其次,組建者必須是官員。有了第二條,基本上就排除了王錱、羅澤南成爲湘軍創始人的可能性。江忠源屬於在籍官員,但他組織的是團練,與後來的湘軍沒有直接關係。後來的“楚軍”是以其部屬爲骨幹而形成的另一個獨立系統。

有人稱,湘軍是狹義的湘軍和廣義的湘軍之分。其實,這種分法是後來人的想法,在當時,湘軍並無廣義狹義。如江忠源,雖然和曾國藩的湘軍關係緊密,卻始終是獨成一統,無論是江忠源還是曾國藩都明確地稱其爲“楚軍”,以示區別。

其實,江忠源在湖南辦的團練,雖然名其爲“楚勇”(注意:不是楚軍),只是爲了與清朝正規軍相區別,人數也不多,而且是匆促成軍。那些認爲江忠源是湘軍創始人的人,是由於完全不明白楚勇的來歷。楚勇與湘軍雖然開始同爲團練出身,但二者之間沒有交集,二者自成體系,即使是營制都不一樣。

對此,曾國藩非常清楚,他在江忠源戰死後爲其寫《江忠烈公神道碑》中才明確稱其爲“江家軍”。在江忠源出征湖北、江西、安徽時,曾國藩每次應其請而募兵救援時,都將所募兵勇交給其弟統領。

所謂“江家軍”,其實就是江忠源的弟弟和親戚。“江家軍”的成員包括江忠源的三個弟弟:二弟江忠浚,字達川。三弟江忠濟(1820- 1856),字汝舟。四弟江忠淑,字幼陶。還有二個從弟:江忠義(1830- 1863),字味根。江忠信(1837- 1856)。三個族弟:江忠珀、以及江忠朝、江忠著。

另外,還有二個新寧人,是江忠源的親戚。一是劉長佑(1817- 1887),字爾眷,號子默,又號印渠,出身拔貢。曾國藩認爲他是一個“樸訥書生”,後來官居總督。

二是劉坤一(1830- 1902),字峴莊。出身廩生,他比劉長佑要小13歲,按輩份卻是他的族叔,師事劉長佑。曾爲江忠源家之塾師,後亦官至總督。

咸豐三年正月,太平軍離武昌沿江東下。江忠源率楚勇四百隨張亮基至武昌。曾國藩留江忠濟、劉長佑、李輔朝領江忠源舊部一千人駐長沙。

三月,曾國藩派劉長佑等鎮壓衡山、安仁匪亂。

七月,江忠淑領楚勇二千援南昌。

十月,江忠源寫信給曾國藩,希望左宗棠、劉蓉等出而相助,與曾國藩一起,共同東征。

十二月,江忠浚率湘勇一千五百人到廬州援助處於困境中的江忠源。

江忠源死前,“江家軍”實力並不出衆,立功並不多。但在其死後,“江家軍”開始顯示其重要性,而且基本上是聽從湖南巡撫駱秉章的調遣。

咸豐四年三月,駱秉章檄在籍知府江忠濟,募楚勇二千來長沙。江忠濟病,強行帶病率勇至長沙,駐營北門。

閏七月,江忠淑攻陷通城。不久,因病回籍。駱秉章調江忠濟接統其軍。

咸豐六年四月,江忠濟在通城被太平軍何名標大敗,全軍三千人全軍覆沒,江忠濟戰死,時年三十八歲。

十月,二十四歲的江忠信在桐城被李秀成擊斃。

咸豐十年四月,蕭啓江病死於成都。

咸豐十一年八月,清廷賞丁憂記名道江忠義二品頂帶,署貴州巡撫,未到任前,由江家軍成員、提督田興恕兼署。十一月,湖南巡撫毛鴻賓奏準留江忠義在湖南剿賊,以資統率。十二月,江忠義急於到貴州出任巡撫,不願在湖南與太平軍作戰,經其親友反覆開導,責以大義,他不得已,勉強從事,意實怏怏不快,稱舊病復發,兼又擇吉葬母,囑毛鴻賓代爲請假,逕自回籍。毛鴻賓要參劾他, 得到曾國藩的支持,指責江忠義“年少資輕,不學無術”,請將他撤職。於是江忠義被撤去了署貴州巡撫之職。

同治元年十一月,曾國藩奏調江忠義率三千人赴安徽,與安徽布政使江忠浚同駐廬州,兩人誼本兄弟,屏蔽江淮。接着,曾國藩又因江忠義和安徽巡撫李續宜關係疏遠,與左宗棠關係親近,又請江忠義先赴江西,與左宗棠聯絡配合。

同治二年十一月,署廣西提督江忠義病死於江西吳城,年三十歲。

同治八年,江忠珀進剿貴州,中炮而死。

江家軍除了江氏兄弟、劉氏叔侄外,還有席寶田、蕭啓江、田興恕、劉培元等將領。

江家軍不僅人數衆多,而且出了好幾位總督、提督,升遷之快也是曾國藩湘軍將領所難以企及的。江家軍的活動空間更多的主要在湖南、廣西、江西等,與湘軍東征後侵入湖南的太平軍部、出走之後的石達開部作戰。

但是,由上可知,“江家軍”並不是江忠源的私人軍隊,江家軍立功主要是在江忠源死後,自然也不可能成爲一個江忠源集團。非要說集團,那隻能是駱秉章集團。因此,本人認爲,稱其爲“楚軍”更妥當。

曾國藩比江忠源大一歲,官場資歷卻非江忠源可比,但因爲曾國藩認爲江忠源是個人才,因此一直鼎力相助。曾國藩奉旨幫辦團練後,與江忠源的“楚軍”關係可以稱“友情客串”,互不隸屬,江忠源直接受朝廷指揮。這期間,江忠源雖然委託曾國藩在湘募勇,其意僅僅是因爲友情信任而託其幫忙而已。

有人拿曾國藩對江忠源見死不救大做文章,甚至歸因於曾國藩嫉妒江忠源只用一年多時間就從知府升到巡撫。

這無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僅是咸豐三年,即使是曾國藩出師東征後相當一段時間,誰也沒有想過這仗要打這麼久,有幾次,曾國藩甚至以爲南京指日可復。莫非曾國藩希望江忠源戰敗,將立功機會留給自己?假如曾國藩真的嫉妒江忠源立功升官,他一開始何必保舉之?他在衡陽與王錱商量募勇一萬時,明確表示要送歸江忠源指揮,難道此時他不知道,有了這一萬人,江忠源必成大功?咸豐三年十一月,當獲知江忠源任安徽巡撫時,曾國藩急忙向其推薦弟子李鴻章,又寫信給李鴻章,囑他與江忠源之楚勇合成一軍,並要他邀請自己點名的幾位“天下奇士”入江忠源幕。同時考慮到江忠源的軍餉,他又指點江忠源安徽的財源主要在淮北鹽務,而署鹽運使正是曾國藩的親家郭沛霖,囑其與郭聯絡,否則僅靠捐輸,是不可行的。這一切都是爲了壯大江忠源羽翼,全力助其成功,何來嫉妒一說?

曾國藩對江忠源的請援,並非沒有救援,其弟江忠浚所率的兩千“楚勇”就是曾國藩派出的,但是在離廬州數里之遙被梗,無法救援。對於曾國藩訓練未成、船炮未齊,絕不輕出的做法,不僅吳文鎔,就是江忠源都非常理解。可以說,他不敢倉促奉旨援皖,與不倉促救湖北吳文鎔是一個理。

江忠源之死,只能說與其“節烈”的性格有關。因爲升遷太快,立功太急,受不起失敗的打擊而自殺。

曾國藩原本沒有出省打仗的想法,一方面,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戰爭會持續十餘年之久,很多人都認爲太平軍指日可滅;另一方面,是在朝廷多次催促曾國藩率部出省救援的情況下,隨着形勢發展才決定東征的。曾國藩直到江忠源戰死前,都一直按兵不動,一是因爲訓練未精,器械未齊,二是認爲江忠源有能力平亂。

湘軍東征後,與“楚軍”的關係很微妙。曾國藩很難調動“楚軍”人馬。可能的一個原因是曾國藩沒有地方實職吧。當然這純是主觀猜測。

其中以劉長佑爲最,劉長佑自始與曾國藩保持着距離,維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和謙卑,咸豐十一年四月,曾國藩在復劉長佑的信中寫道:“來示稱謂過謙,萬不敢當。閣下但知謙之爲美德,獨不畏人之疑其僞乎?”

後來,曾國藩向劉長佑商調蔣益澧,寫道:“來函稱謂更降,雖不敢議君子之不誠,而頗疑賢者之不恕,自處於謙而長人之傲,誰其服之。如有善政,彼此互相師友;如有過失,互相規誡。去稱謂之浮文,求切磋之實益,何如?何如? 薌泉若來,只須帶勇三千,先與左帥合軍。如辦理得手,再令添兵獨當一面可也”。

從劉長佑對曾國藩的稱謂上,就可看出他對曾國藩是抱着疏遠的態度的。其意圖其實更可能是想保持楚軍的獨立性。

“楚軍”之席寶田部開入江西作戰,曾國藩如實地承認他們之間有門戶之別,諄諄告戒其部屬李榕:“閣下至饒境當可與席觀察會晤,尤望妥爲聯絡。渠軍系楚勇流派,有江眠樵、劉印渠之風,於湘、霆(指鮑超)之外,另有家數,閣下亦可兼取其長。”

後來湖北巡撫胡林翼有意將湖南籍將領所率軍隊統稱爲“楚軍”,其目的就在於消彌各湘籍將領之間隱隱存在的“隔閡”。

後來左宗棠在曾國藩保舉下自募一軍,也號稱“楚軍”,本質上也是企圖承續江忠源的人脈,名義上歸曾國藩指揮節制,事實上左宗棠並不肯聽從曾國藩的調度。

因此,將左宗棠歸入湘軍將領,也是時人後人不瞭解其箇中實情所致。

那麼,曾國藩與江忠源是否發生過交惡?

從現有文獻中看不出二人出現友情交惡的情況,一方面,曾、江二人見面機會不多,曾國藩出山後,江忠源忙於率軍出征,而且二人真正發生直接關係的時間只有一年左右,主要在咸豐三年。

江忠源自殺前,還上疏請求三省造舟治水師,又曾寄信曾國藩,“堅囑廣置炮船,肅清江面”,正是聽從江忠源之謀,曾國藩便開始在衡陽專力治水師。其實,此謀乃曾氏至交郭嵩燾給江忠源的建議。

曾國藩與楚軍將領關係之所以如此,應該不存在利益衝突,大家的理念基本一致,就是曾國藩與左宗棠之間的理念也是一致的,主要原因是性格差異,湘軍將領可以說人人都有個性。他們之間沒有發生明顯分歧,就在於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有着一致的共識。

另一方面,江忠源死後,其弟江忠浚等多次請求曾國藩寫神道碑。假如真的交惡,其弟斷不會如此。曾國藩還親寫輓聯:

百戰守三城,章貢尤應千世祀;

兩年躋八座,江天忽報大星沉。

萬事如易公衆號

經書括根本 史書閱興亡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