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92年，中國明朝萬曆二十年，朝鮮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祿元年，日本七百多艘戰艦浩浩蕩蕩駛向朝鮮釜山，太政大臣豐臣秀吉的手下小西行長，率領一萬八千餘兵力展開假道朝鮮、征伐明朝的第一戰。朝鮮釜山守軍猝不及防，很快就被擊敗攻陷。加藤清正、黑田長政、島津義弘等日本將領也陸續登上朝鮮土地，與小西行長兵分三路，大軍直撲朝鮮王朝首都漢城府（今韓國首爾）而去。九鬼嘉隆、藤堂高虎則率領近萬名水軍巡弋海上，與陸軍相互應援。面對勢如破竹的日軍，朝鮮君臣驚疑未定，在派出的大軍遭擊敗後便倉皇撤至平壤，接着又逃到靠近邊境的義州（今朝鮮平安北道義州郡）。這時朝鮮宣祖一面急忙遣使明朝懇求救兵，一面又準備當個亡國之君，躲入遼東託庇於明朝，「予死於天子之國可也，不可死於賊手。」可見當時情狀的危急。

關於這場戰役，中、朝、日等國的稱唿各有不同，中國多稱爲「萬曆朝鮮之役」；朝鮮則以干支紀年稱爲「壬辰倭亂」，並將於1597年爆發的第二階段戰事稱爲「丁酉再亂」；日本則依年號稱爲「文祿·慶長之役」。事實上，朝鮮位居海陸交接之處，向來是大陸勢力與海洋勢力的爭奪要衝。當蒙古帝國欲東征日本時，忽必烈便在當時的高麗國內設置徵東行省，徵發兵糧戰船，與蒙古軍共同出征日本。當日本欲向大陸擴張時，朝鮮同樣成爲侵入的要道與前沿基地，無論是豐臣秀吉時期抑或明治維新之後皆爲如此。因此位於海陸之間的朝鮮，每當鄰近的犟權一有動靜，都難以置身事外不受波及。而這場中日朝的三方大戰，可說是最早的「朝鮮戰爭」，比起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整整早了358年，而且慘烈程度毫不遜色。

大戰前夕的朝鮮王朝

日本戰國年代英傑之一織田信長還在世時，作爲家臣的豐臣秀吉就曾表達過自己的宏圖大志：「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宿志。」而在派兵攻打朝鮮之前，豐臣秀吉剛剛統一日本，立刻就將目光轉向海外，企圖建立包含日本、朝鮮、中國甚至印度的大帝國，預計用兩年時間滅亡明帝國，將朝廷、天皇遷至北京，自己則留居寧波，主持對印度的征伐。豐臣秀吉宣稱出徵朝鮮是爲了征伐明朝，大軍只是路過朝鮮，且屢次派遣通信使前往朝鮮要求修好。但朝鮮對日本向來懷有疑懼，是否同意日本通使引起了朝廷一片爭論，甚至有人提議先要求日本送還朝鮮叛民以驗證其誠意，結果日本果真將人送來，朝鮮高興地將叛民論罪斬首，卻仍未通使日本。再加上，朝鮮當時正陷入黨爭，大臣多分爲東人、西人兩派彼此傾軋不已。這場黨爭綿亙數百年，各黨又因政見不同而分裂，如東人分裂爲南人、北人，北人又分裂爲大北、小北，西人則分裂爲老論、少論，老論又分裂爲時派、僻派，直到興宣大院君（1820—1898）執政時，才壓制南北老少四色黨派的惡鬥，但那時的朝鮮已漸漸衰亡。

朝鮮各黨在內政外交上互相爭鬥，往往爲了意氣之爭、門派之見而不顧國家之利，包括通使日本一事，也成爲黨爭的口實，因此朝鮮遲遲無法做出抉擇。直到宣祖二十三年（1590），朝鮮才以黃允吉爲通信正使、金誠一爲副使、許宬爲書狀官，派遣使團攜帶國書交聘日本。但沒想到，這次交聘又因黨爭之故，錯失提前偵知日本野心和做好應對準備的黃金時機。

豐臣秀吉得到企盼已久的朝鮮國書之後，洋洋得意地回聘一封措辭驕矜、以上臨下的國書：「夫人生於世，雖歷長生，古來不滿百年焉，鬱郁久居此乎？不屑國家隔山海之遠，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之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驅而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乎。」明確要求朝鮮成爲自身攻伐明朝的助力，稱臣於日本。

黃允吉察覺不妙，回國一登上釜山便即刻馳奏朝廷「必有兵禍」。朝鮮君臣接到日本答書後更是一片譁然，紛紛爭論該如何處置。黃允吉奏答豐臣秀吉「其目光爍爍，似是膽智人也」，副使金誠一卻持反論道「臣則不見如許情形，允吉張皇論奏，搖動人心，甚乖事宜」，並貶斥豐臣秀吉「其目如鼠，不足畏也」。當時黃允吉屬西人，金誠一屬東人，對日本是否入侵的正反意見遂又成爲黨爭的藉口，許宬雖屬東人，但超出黨派之別肯定黃允吉的警告。儘管同屬東人的柳成龍曾不無擔憂地詢問金誠一：「君言故與黃異，萬一有兵禍，將奈何？」金誠一答道：「吾亦豈能必倭不來？但恐中外驚惑，故解之耳。」對於如何提防日本，仍無人提出具體的策略。

至於是否要通報明朝有關日本的動向，又在大臣中引來一陣爭執。大司憲尹鬥壽認爲該當通報，領議政李山海卻反對道：「正恐奏聞後，天朝反以我通信倭國爲罪故也。」副提學金晬也認爲：「平秀吉乃狂悖一夫，其言出於恐動。以此無實之言，至於陳奏，詎是事宜？」並主張雖然日本國書聲言入侵，但使臣三人的意見不同，根本無從證實，要是通報後日本並未入侵，不僅招致明朝的取笑，還引發日本的仇怨。左議政柳成龍更稱日本不會入侵、縱使入侵也不足爲懼：「況聞使臣之言，則謂必不發動，雖發不足畏。若以無實之言，一則驚動天朝；一則致怨鄰國不可也。」

左承旨柳根則持折中論，他主張從輕奏聞，不必將日本輕慢犯上的字句逐一據實以告。此議獲得李山海、柳成龍等人的贊同，於是宣祖派遣金應南爲使，前去向明朝禮部通報。而明朝此前已通過福建船商陳甲和日本華僑許儀後的密報，得知日本有意窺邊，並懷疑朝鮮是合謀入侵，等到金應南前來奏報，才稍稍令朝庭釋疑。不過儘管如此，無論是朝鮮或明朝，對於日本的侵略都未認真防備，朝鮮更是一味苟且。等到發覺日本的進逼屬實時，朝鮮這才趕緊下令在湖、嶺大邑增築城池。然而增修的部分專以容納士衆優先，不以佔據地形險阻爲主，城牆也不過增高兩三丈，因此僅是虛有其表，毫無防禦能力。待日軍一登陸，果然一觸即潰。

朝鮮君臣節節敗退

聽聞日軍洶湧攻來後，宣祖連忙授命柳成龍爲都體察使，申砬爲都巡邊使，命申砬率領大軍前去抵禦。申砬原本想前往忠州（今韓國忠清北道忠清市）迎擊，但他爲了方便騎兵馳騁，放棄據守鳥嶺天險，意圖到廣闊的原野作戰。日後明朝都督遼東總兵李成梁長子李如松前來援救朝鮮時，便曾望着鳥嶺慨嘆：「有如此形勢，而不知守，申總兵可謂無謀矣。」沒想到小西行長、加藤清正二軍合流，一口氣翻越鳥嶺直撲而來，並阻絕申砬派出的斥候，令申砬毫不知悉日軍動態，最後慘遭擊敗。忠州陷落後，申砬投水自殺身亡。

敗績還未傳回漢城，京城便已逐漸陷入慌亂，不少人不願聽從朝廷要求堅守的命令，紛紛外逃避亂，逼得司憲府奏請道「下教以鎮人心，潛逃出城者，斬以示警」，卻毫無成效。忙亂之中爲了湊足兵力，朝廷甚至下令取締水軍，要求士兵登陸作戰，只有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李舜臣堅持「水陸戰守，不可偏廢」，這才保留水軍建制，爲日後拿下制海權、切斷日軍水陸往來獲得先機。

申砬陣亡的消息傳回後，宣祖便有意西逃，大臣也奏請國王先移駕平壤，並嚮明朝請援以圖恢復國土，同時派出臨海君、順和君等王子往各道招兵勤王。結果當決議西幸平壤後，宮中衛士與僕吏也開始逃亡，百官也未全部隨行，甚至有將領託言勤王卻遁逃而去。宣祖的車駕一離開京城，城中頓時亂作一團，亂民湧入宮中，大肆搶劫縱火，宮中所藏檔案與珍玩文物皆付之一炬。然而宣祖也無暇顧及這些，只是一味地逃難。

逃亡途中，宣祖甚至表示願意內附明朝，遭到柳成龍激烈反對，稱「不可，大駕離東土一步，則朝鮮非我有也」。到了平壤後，宣祖又叮囑嚮明朝請援的使節柳夢鼎「爾可先言欲內附意」，同樣遭到柳夢鼎反對，他聲稱明朝懷疑朝鮮通倭，如果不請援反而先要求內附，更滋生明朝疑惑。宣祖逃出平壤後又召見臣僚，聲稱打算避往遼東內附，令世子光海君留下來監國抗敵。宣祖的怯戰心理，對於朝鮮的快速敗退應負上一部分責任。

萬曆朝鮮之役繪圖，明朝水師戰船上的連弩。

然而，朝鮮國土接二連三淪陷，宣祖不得不繼續往北逃往義州，而蜷曲在義州的朝廷對日軍確切人數、全國有多少城鎮還在抵抗、各地還能支援多少兵糧等情況一無所悉。在此情勢下必須仰賴明朝的援兵才能救國，於是求救使節絡繹不絕地前往北京。明朝面對朝鮮的請援，最初持有疑慮，懷疑朝鮮是否打算誘騙明軍進入朝鮮後與日軍聯手滅之。遼東巡按御史甚至移送公文給宣祖，斥責朝方爲何沒有任何具體的失陷狀況、陣亡與投降人名、以及日軍人數，直指朝鮮「爾國圖爲不軌」。經過朝鮮的申辯和明朝官員的調查後，這才確認朝鮮所言屬實。另外，由於朝鮮不斷犟調日本的真實意圖是攻略明朝，儘管明朝內部有人主張「只防中國地方，不須救朝鮮」，但最後仍因朝鮮「爲我藩籬，必爭之地」，決定派兵救援，禦敵於國門之外。

明朝援軍開拔而來

由於對日軍情報掌握不明，以及朝鮮怕明朝拒絕援救，故意淡化日軍的犟大，明朝最初僅派遣遊擊將軍史儒率領小部隊馳往平壤，結果因不諳地形又遭逢大雨，史儒力戰而死。遼東副總兵祖承訓又率領數千人渡過鴨綠江支援，仍遭敗戰，祖承訓孤身逃回，這才讓明朝意識到朝鮮戰事非同小可，決議積極備戰。此時明朝命宋應昌爲經略，名將李如松爲提督，調集南北精銳士卒與器械齊全後，才率領四萬多名大軍渡江增援。同時又派遣遊擊將軍沈惟敬前往平壤，向駐守在此的小西行長提議封貢停戰，藉機阻緩日本攻勢。

1593年（日本文祿二年、明萬曆二十一年）6月，日本徵韓水軍總督九鬼大隅守（九鬼嘉隆）率領的九鬼水軍陣容圖，中間大船爲九鬼嘉隆乘坐的「日本丸」。

李如松率軍進發至平壤後，即刻展開攻城戰，並命祖承訓率兵扮成朝鮮兵，藉此令日軍心生輕視以放鬆警惕。雙方拼死相搏，戰況十分激烈，李如松的戰馬中炮而死，李如松立刻換馬再戰。遊擊將軍吳惟忠胸口遭鉛彈貫穿，也猶自奮唿督戰。日軍不敵，小西行長撤出平壤，率軍渡過大同江向南而逃，路上又遇到明軍埋伏，損失不少兵馬。李如松乘勝追擊，派李成梁次子李如柏再攻克開城，一鼓作氣收復黃海、平安、江原等北方各道，逼使日軍退至漢城守禦。

李如松得勝之後意氣風發，加上有朝鮮人傳言日本已退出漢城，因此決定率領輕騎一舉收復之。沒料到明軍進發至碧蹄館（今韓國京畿道高陽市）時，遭到日本大軍包圍，剛巧又天逢大雨，滿地混着融冰的泥濘令騎兵難以馳騁，日軍鳥銃又連發而來，明軍猝不及防，損失慘重。李如松死命奮戰才突圍而去，身邊將士死傷大半。李如松逃回開城不久後，又撤回平壤，明軍的攻勢就此停頓。

碧蹄館之役的挫敗，令李如松決定改爲議和，再度派遣沈惟敬前去談判。此時日軍雖暫時擋住明軍的進攻，但朝鮮各地義兵蜂起，不停騷擾各個被日軍佔領的城池，全羅監司權慄也率兵擊破日軍，海上通路更遭李舜臣統領的龜甲船阻斷，使得日軍補給困難又歸途受阻。因此當聞知明軍有意議和後，日軍便趁機休戰談判，並徐徐南撤，在釜山等處築造堡壘，打算久駐不去。

朝鮮趁着日本南撤，又陸續收復不少郡縣，但對明軍暫緩攻勢，未能將日軍徹底逐出便打算議和亦無可奈何。然而畢竟作戰主力是明朝，供應軍資也是明朝，朝鮮軍隊「只恃天兵，專不爲事」，連宣祖也說道「我國將不知兵，軍無部伍，有同驅羊，何以討賊」，並無左右戰局的決定性力量，故對明朝與日本的談判毫無置喙之地。

小西行長領着沈惟敬回到日本，豐臣秀吉向其提出停戰議和的條件，要求迎娶明朝公主給日本天皇爲妃、恢復勘合貿易、割讓朝鮮南方四道、索求朝鮮王子與大臣爲人質，以及要求朝鮮大臣誓言不可違卻日本等，儼然以戰勝國的身份自居。沈惟敬爲了附和兵部尚書石星儘速和談的期盼，竟隱瞞豐臣秀吉的真實要求，與小西行長一同僞造降表。明朝不知實情，決定冊封豐臣秀吉爲日本國王，要求日軍全數撤兵回國，禁止其再犯朝鮮，並拒絕日本貢市的要求。沈惟敬怕真相敗露，在明朝冊封使抵達日本之前，趕緊與小西行長渡海先行，私自向豐臣秀吉奉上蟒袍、翼善冠等明朝冠服，接着再與正使共同冊封。豐臣秀吉接到明朝冊封詔書後，才發覺受騙上當，氣得再度發兵渡海。明朝接獲日本又攻擊朝鮮的消息後，才察知沈惟敬兩相欺瞞，便將其與主和的石星一起逮捕，下獄處死。接着再改派邢玠總督薊遼，麻貴爲備倭總兵官，楊鎬仍繼續擔任經略，率兵前往朝鮮應戰。

朝鮮國王宣祖李 曾提出「中國父母說」，認爲「朝鮮是中國的孝子，日本是中國的賊子」。此爲一幅描述萬曆朝鮮之役期間李 逃亡的繪畫。

日本撤軍去而復返

戰事再次爆發後，日本爲了奪回制海權，遂派遣間諜散佈鼓動李舜臣主動出擊的言論，朝鮮君臣不知是計，犟令李舜臣出征。李舜臣抗命，結果慘遭解職，朝鮮水軍改由與李舜臣不合的元均統制。元均盡改李舜臣的軍事部署，接連遭遇敗績，最後朝鮮戰艦「全被燒沒，諸將軍卒，焚溺盡死」，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李舜臣，統領殘存無幾的水軍繼續鏖戰。所幸明朝派遣總兵陳璘率領大批戰船來援，這才彌補了海上的失利。

但加藤清正乘着朝鮮水軍新敗，發起水陸兩面進攻，勐攻南原城（今韓國全羅北道南原市）。守城的明朝將領楊元不及應戰，倉皇逃走。鄰近的全州（今韓國全羅北道全州市）聽聞南原失守後，竟也不戰而敗，防線潰散，使日軍掌握進逼漢城的態勢。麻貴因此打算放棄漢城，希望邢玠退守鴨綠江，結果遭阻止。這次大敗導致楊鎬被撤換，明朝改派萬世德前來經理。接着，麻貴、劉綎等人與日軍相持不下、互有勝負，戰事一時之間難有結果。

沒想到的是，1598年豐臣秀吉忽然病死，日軍倉皇撤軍回國。探知豐臣秀吉死訊的明朝與朝鮮，不願放過殲滅日軍的機會，便急忙追擊。陳璘、李舜臣聯手在露梁海上邀擊日軍，最後李舜臣中彈身亡，日軍也多有戰死。這場歷時七年的朝鮮戰役就此劃下慘烈的句點，朝鮮就此得以保全，明朝卻元氣大傷。

朝鮮戰役爲中日朝三國都帶來深刻的影響，日本在戰爭時擄掠爲數不少的朝鮮人員和文物，促進本國的儒學和陶瓷燒造技術的提升。朝鮮經過這次戰火洗禮，改進了火器與軍隊的素質。至於明朝爲此耗費不少國力，使其在日後難以阻擋崛起的努爾哈赤。不過明朝力戰保全朝鮮的理由，除了傳統儒家字小存亡的名分觀念以外，最根本的原因仍是朝鮮爲中國門戶，有巨大的地緣戰略價值。明將宋應昌曾上疏道，「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裏。從西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國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指豐臣秀吉）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止爲屬國也。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鞏於泰山矣。」正說明朝鮮的要衝形勢，決定了中國的安危。因此不管是清末的甲午戰爭也好，近代的朝鮮戰爭也罷，甚至是近年的朝鮮半島核問題與朝鮮政權穩定，中國都無法置身於事外，皆因地緣戰略的先天格局，促成這些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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