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功成万骨枯，开疆拓土、称霸天下都少不了战争。无论胜败如何，战争对所有人都会造成巨大伤害。

在唐朝，国力空前强盛，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四方各族首领尊敬的“天可汗”。

从战乱中兴起的大唐是怎样做的呢？

武德九年（626年），就在玄武门事变、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不久，北方的突厥可汗颉利、突利趁大唐朝政动荡之时，率二十万大军长驱直入，陈兵于长安城外的渭水桥北。

将领执矢思力觐见唐太宗李世民，扬言：“两位可汗率领百万大军，现在已经抵达京师。”唐太宗李世民无所畏惧，说唐朝已和突厥和亲，现在是突厥背弃盟约，唐朝无所愧疚，应该责问突厥。

思力没想到唐太宗李世民毫不畏惧突厥铁骑，又听到唐太宗李世民要杀他，立刻吓得跪地求饶。

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将他囚禁起来。几位大臣建议应该礼待突厥，放回思力。

唐太宗李世民却说：“突厥人听说大唐有难，又欺我刚即位，才敢率军直逼京城，以为我们不敢反抗。”

他决定单枪匹马与颉利等人会面，展示本国兵力，表达轻敌之意，让突厥摸不清虚实，自动退兵。

唐太宗李世民带房玄龄等几位亲信来到渭水桥边，隔水喊话，责备突厥违约失信。

很快，几路唐朝大军相继赶来会师。

突厥可汗先被唐太宗李世民的凛凛霸气所震慑，又见唐军旌旗蔽空，阵势浩大，得知将领被囚，早已惊恐万状，无心打仗，于是主动请求议和，迅速撤军离去。

大军压境时，唐太宗李世民没有选择退缩，也没有让将士冒死作战，而是通过智谋，瓦解敌军意志，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贞观初年，有人告发岭南的统帅冯盎等人谋反，唐太宗李世民准备调集江南、岭南的士族讨伐。谏臣魏徵及时出面劝阻，陈说厉害。

魏徵认为中原刚刚获得太平，不适宜再发动战争；而且岭南又多瘴气，地势险要，并不利于唐军作战。

如果冯盎真的谋反，他一定会勾结外族，攻城掠地；但是这么多年来，朝廷只听到不断有人密报，却不见他出兵作乱，恐怕只是某些人的一面之词。

魏徵说：“如果派使者去查明真相，就不必劳师动众，而且能让冯盎自己上朝述职。”

唐太宗李世民接受了魏徵的建议。后查明，冯盎等人只是相互内斗，并非图谋造反，他见到使者后，被唐太宗李世民的仁德感动，也同意罢兵。

不费一兵一卒让岭南重获安宁，唐太宗李世民称赞魏徵的谏言胜过十万大军的威力！

贞观十六年（642年），北方的薛延陀部落有不臣之心，唐太宗李世民向群臣提出两种应对策略。

第一个是选派十万精兵讨伐，铲除作恶之徒，可以确保大唐边境百年安定；第二个是满足他们的请求，实行和亲，如果有了后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外孙，起码可保边境三十年太平。

唐太宗李世民说：“我是百姓的父母，如果和亲有利于天下百姓，我嫁出一个女儿又何足惜？”

房玄龄回答，隋末大乱之后，中原百姓还没有恢复元气，如果妄动干戈势必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这对他们来说太残忍了。

比起出兵征伐，他更赞同第二个策略，“和亲的策略，如果能实施，实在是万民之大幸啊！”

在《帝范》中，唐太宗李世民有段话，很好地表达了他对战争的理解：“武器和铠甲是国家的凶器。即使疆域辽阔，君主穷兵黩武，也会让民生凋敝。国中虽然安定，忽略战备就会让百姓懈怠。民生凋敝不是保护国家的方法，百姓懈怠更不是抵御敌寇的战略。战备不可以完全解除，也不能经常使用。”

所以，能征善战的唐太宗李世民，对战事的态度非常谨慎，而且最不愿看到百姓陷入战争的苦难中。

因为唐太宗李世民对边疆异族恩威并施，各族首领甘愿罢兵臣服，百姓才能够充分地休养生息。这样，唐朝才逐渐步入太平的辉煌时期。

（参考资料：《贞观政要》《贞观政要》是一部记录唐太宗李世民君臣对话的政论性史籍，凝聚了唐太宗李世民治国的理念与智慧，是古今中外领导者的必读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