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从立国开始，唐廷根据各阶段内政外交所面临的不同局势，逐步形成了两都制的建都模式。唐高祖武德年间，立国伊始，统一和守成是首要目标，因此需要依托关中地险加上关陇集团的支持，此时唐廷实行的是绝对的关中本位政策；到了唐太宗年间，前期的主要矛盾是解决西北突厥边患，后期的矛盾是征伐辽东和抚镇全国，所以在太宗后期，被废掉的故隋东都洛阳，因居天下之中，可以更便利地经略广大的东方领土，渐渐被拔高地位，从洛州、河南府治所，一路拔高到皇帝专属的驻跸之所洛阳宫；到了高宗朝，经过了贞观之治已有盛唐气象的大唐人口锐增，单靠长安已经不能供养庞大的帝国机构了，所以此时唐廷基于经济和文化上的考量，设东都，以两都制双子星的模式经略全国，自此两都制正式形成。

详见：洛阳在唐朝的逆袭之路：从故隋东都被废到与长安并驾齐驱仅数十年

盛唐是两都制常态化的重要时期， 唐廷不断地在长安、洛阳之间摇摆，武则天前后更是长达20年常驻洛阳不曾移都，两都的地位也是不断变化；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的大唐，已与盛唐有很大的差别，渐渐崩溃的基本盘其实与两都制的瓦解是同步的，本文就从盛唐讲起，简述与盛唐一起走向崩溃的两都制。

盛唐中期：与武皇一起逆袭的东都

从657年设东都，到683年12月唐高宗在洛阳去世这26年间，高宗朝廷曾七次移都洛阳，唐朝进入两都制的双子星时代，长安、洛阳就这样在首都与留都之间来回切换。但到了武则天时期，这种摇摆政府的两都制模式发生了改变。公元684年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并『改旗易帜』，至此一直到公元705年的神龙政变发生为止的22年，神都洛阳成为了大唐（武周）的绝对帝国中枢，长安成为了留都。这是大唐立国六十多年来洛阳地位第一次逆转长安，这次地位的转变，不是天下局势或经济形势的原因，而是政治需要。

[武则天坚定地推动力政治中心东移，图为武则天在洛阳城建造的明堂和天堂复原图。该图杨鸿勋复原，丁雨佳制]

武则天改唐为周，首先要从法理上和唐朝的立国之都长安进行区分，就如当年刘邦在关中建都，故意撇开秦朝旧宫，在隔壁另立新城，就是要在法理上与『旧朝』进行区分。所以武则天选择两京之一洛阳立为神都就是另起炉灶之意。其次是正统的需要，武则天以『周』为国号，就是自认是周平王之后，希望效法周朝。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在当时的唐人看来，周、汉是典范朝代。唐太宗治世崇尚汉法，武则天却认为应承周，所以以“周”为号，也是为了表明她要承周礼治盛业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抱负。洛阳作为周朝的国都，武则天的『武周』也立洛阳为都，这样一来就具有无比的正统性了。

[高宗、则天朝廷驻跸洛阳时间表]

武则天时期，将武氏七庙立于神都，以取代唐太庙，西京长安的唐太庙更名为享德庙，在礼制上完成了代唐，也在礼制上区分了洛阳和长安，这一时期洛阳的地位是高于长安的。

《旧唐书-礼仪志》：天授二年，则天既革命称帝，于东都改制太庙为七庙室，奉武氏七代神主，祔于太庙。改西京太庙为享德庙。

武则天时期洛阳神都闪耀，是政治上的需要。

京号变迁：长安称西京；洛阳称神都。《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九月，大赦天下，改元为光宅。旗帜改从金色，饰以紫，画以杂文。改东都为神都，又改尚书省及诸司官名。”

盛唐后期：重回两都制的摇摆政府模式

后武则天时代，705年正月，神龙政变后唐中宗复辟，恢复唐的国号同时恢复了洛阳东都的称号，此时洛阳的规格被降到了武则天之前，唐重回两都制的建都模式。706年十月唐中宗返回长安，一直到唐玄宗稳定局势后的开元五年（717年），唐廷一直在长安，之后唐玄宗开元年间，唐廷又曾五次在洛阳、长安之间摇摆，唐玄宗在两地驻跸的时间几乎相当，这一时间的建都模式，几乎是对唐高宗时代两都制的沿用但又有不同，多个资料表明，洛阳虽然不叫神都了，但却有『上都』之名：

龙门石窟龛记：《河洛上都龙门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撰于开元十年至天宝七载之间，研究表明为唐代进士殷仲容所撰。唐玄宗《宽宥天下囚徒制》：《全唐文·卷二十三》：“上都委中书门下疏理，京城委留守，天下诸州长官当日处理。”

[玄宗朝廷所在时间、地点图]

唐玄宗开元年间，洛阳地位虽然比不上武则天时代的一枝独秀，但武周时期形成的以神都洛阳为中心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运作体系，到唐玄宗时期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再加之如今盛唐国情已经非初唐可比，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唐廷不得不重视洛阳的地位，洛阳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洛河上常常是“漕船往来，千里不绝”。再加上长安『关河悬远，兵不赴急』，驻跸东都洛阳很容易掌控广大的东部和南方的领土，因而这个时期唐廷依旧是洛阳地位略高于长安的摇摆政府模式。

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制曰：“咸雒京师，建都惟旧。帝业初起，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雒为会同之府。周公测景，寔曰土中。总六气之所交，均万方之来贡，引鱼盐於淮海，通秔纻於吴越，瞻彼雒汭，长无阻饥”。其“天下大定，河洛为会同之府”就是对日益强盛的唐朝自高宗以来国家战略最真实的写照。

《旧唐书-本纪第七》：“二月甲寅，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神都依旧为东都，北都为并州大都督府，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

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唐朝的政治中心开始渐渐向长安转移，这里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经过多年对黄河三门峡天险的一系列整治措施，如『凿山挽路』、『开元新河』的开凿以及『漕粮转输』制度的确立，基本上解决了向关中输粮的难题，唐玄宗多了一个第二选项；主观原因是唐玄宗经开元盛世之后，自己主观上失去了励精图治的进取心，且自以为建立了彪炳千秋的政绩的唐玄宗个人『政治洁癖』不降反升，如掌控欲极度强烈的唐玄宗曾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时期主政,于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庙供奉的资格；其次将武则天时期建的明堂给拆了两层，因为武则天建的明堂将近三百尺（约今90米），为中国古代最高的宫殿，玄宗是不能容忍武则天时期创造的“高度”继续在自己的时代存在的。所以下令拆毁上层，以降低高度。玄宗对武则天“篡唐”不能容忍，连带到对“故武周神都”洛阳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洛阳城的明堂、天堂复原图。该图为杨鸿勋复原，丁雨佳制作]

所以当天宝年间，洛阳通到长安的运粮通道解决后，唐玄宗就开始远离武则天烙印明显的神都洛阳，搬回长安，整个天宝年间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再也未回洛阳。至此，唐朝摇摆政府模式，就接近尾声了。安史之乱后唐帝式微，诸帝不再回洛阳。

唐玄宗前期河洛上都是对武则天时期政策的部分延续；到玄宗后期的天宝年间，改东都为东京，改长安京城为西京，完成了两京地位的转变。

京号变迁：长安称京城、西京；洛阳东都、东京；《旧唐书·玄宗本纪下》：“天宝元年，东都为东京。”

中晚唐：重回初唐一主一辅的两都制格局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两京受到严重的破坏，尤其的东京洛阳，不仅先后两次沦为叛军之手，还遭到唐朝的同盟军回纥军的大肆烧杀抢掠，人口规模锐减、宫室建筑受损严重。再加上安史之乱后，东部藩镇割据势力的威胁，唐廷对东方的控制开始力不从心，如唐代宗广德元年，官员曾劝代宗迁都洛阳，被郭子仪严厉劝阻，究其原因就是东京破坏严重，且关东不易控制，选择地理位置更为安全、天然屏障更为优越的长安作为都城更有利。此时唐廷开始强化长安的地位，至唐肃宗时专门改西京长安为上都，在法理上重新维护了关中本位。

[唐肃宗时专门改西京长安为上都，在法理上重新维护了关中本位]

所以中晚唐时期，唐廷就一直龟缩关中，无力经营割据遍地的东方，坐视藩镇壮大，最终公元904年，大唐天祐元年，唐昭宗在时宣武节度使朱温的挟持之下，迁都洛阳，并将长安宫殿拆毁随河漂流到洛阳建宫殿，至此，时主、时辅，摇摆不定的两都制迎来大结局，残唐在洛阳苟延了4年，消失在了滚滚历史洪流中。

安史之乱后回归长安主、洛阳辅的格局，是局势使然。这和唐初立国时期的情形极为相似，都是时局不稳而固守关内，不同的是唐初稳定了局势，唐廷走出关中迎来的顶峰。而中晚唐一百多年始终未能扭转藩镇割据带来的不利局面。

[史书记载长安、洛阳京号变迁]

纵观唐朝两京的京号及其地位的变迁可见，唐廷对东都与对全国的控制几乎是同步的，从唐初提升东都洛阳的规格，与长安一个抵突厥，一个控辽东，两都制摇摆政府执行的最彻底的时候，也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双星闪耀迎来了盛唐的万国来朝局面。安史之乱后，东都的衰落是与唐朝的衰落同步的。唐廷对东都无力控制，背后其实是折射出对广大的东方领土失去控制力。因而唐肃宗时期强化关中地位，就是据“关中四塞”守成的心态，唐代宗迁都无力是控制无力的表现。窥一斑而见全豹，唐朝两京制的变迁史，这也正验证了《竹书纪年》中一句古话：“无事则都洛师，宅土中，以号令天下；有事别居关内，阻四塞以守，竭尝不据形胜以临制天下哉。” ，两京地位的变迁，深刻反映了唐朝的兴衰史。

注：京号变迁参考新旧唐书、《唐会要》、《唐六典》、部分敇书等（不一一列出）

《新唐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东都，隋置，武德四年废。贞观六年号洛阳宫，显庆二年曰东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神龙元年复曰东都，天宝元年曰东京，上元二年罢京，肃宗元年复为东都。”《唐会要卷七十》京兆府。武德已来称京城。开元元年十二月三日称西京。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改为中京。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停中京之号。肃宗元年建卯月一日。改为上都。《唐六典》：“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南面三门，中曰端门...百僚廨署，如京城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