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從立國開始，唐廷根據各階段內政外交所面臨的不同局勢，逐步形成了兩都制的建都模式。唐高祖武德年間，立國伊始，統一和守成是首要目標，因此需要依託關中地險加上關隴集團的支持，此時唐廷實行的是絕對的關中本位政策；到了唐太宗年間，前期的主要矛盾是解決西北突厥邊患，後期的矛盾是征伐遼東和撫鎮全國，所以在太宗後期，被廢掉的故隋東都洛陽，因居天下之中，可以更便利地經略廣大的東方領土，漸漸被拔高地位，從洛州、河南府治所，一路拔高到皇帝專屬的駐蹕之所洛陽宮；到了高宗朝，經過了貞觀之治已有盛唐氣象的大唐人口銳增，單靠長安已經不能供養龐大的帝國機構了，所以此時唐廷基於經濟和文化上的考量，設東都，以兩都制雙子星的模式經略全國，自此兩都制正式形成。

詳見：洛陽在唐朝的逆襲之路：從故隋東都被廢到與長安並駕齊驅僅數十年

盛唐是兩都制常態化的重要時期， 唐廷不斷地在長安、洛陽之間搖擺，武則天前後更是長達20年常駐洛陽不曾移都，兩都的地位也是不斷變化；安史之亂後元氣大傷的大唐，已與盛唐有很大的差別，漸漸崩潰的基本盤其實與兩都制的瓦解是同步的，本文就從盛唐講起，簡述與盛唐一起走向崩潰的兩都制。

盛唐中期：與武皇一起逆襲的東都

從657年設東都，到683年12月唐高宗在洛陽去世這26年間，高宗朝廷曾七次移都洛陽，唐朝進入兩都制的雙子星時代，長安、洛陽就這樣在首都與留都之間來回切換。但到了武則天時期，這種搖擺政府的兩都制模式發生了改變。公元684年武則天改東都洛陽爲神都，並『改旗易幟』，至此一直到公元705年的神龍政變發生爲止的22年，神都洛陽成爲了大唐（武周）的絕對帝國中樞，長安成爲了留都。這是大唐立國六十多年來洛陽地位第一次逆轉長安，這次地位的轉變，不是天下局勢或經濟形勢的原因，而是政治需要。

[武則天堅定地推動力政治中心東移，圖爲武則天在洛陽城建造的明堂和天堂復原圖。該圖楊鴻勳復原，丁雨佳制]

武則天改唐爲周，首先要從法理上和唐朝的立國之都長安進行區分，就如當年劉邦在關中建都，故意撇開秦朝舊宮，在隔壁另立新城，就是要在法理上與『舊朝』進行區分。所以武則天選擇兩京之一洛陽立爲神都就是另起爐竈之意。其次是正統的需要，武則天以『周』爲國號，就是自認是周平王之後，希望效法周朝。中國古代的太平盛世，在當時的唐人看來，周、漢是典範朝代。唐太宗治世崇尚漢法，武則天卻認爲應承周，所以以“周”爲號，也是爲了表明她要承周禮治盛業的治國方略和政治抱負。洛陽作爲周朝的國都，武則天的『武周』也立洛陽爲都，這樣一來就具有無比的正統性了。

[高宗、則天朝廷駐蹕洛陽時間表]

武則天時期，將武氏七廟立於神都，以取代唐太廟，西京長安的唐太廟更名爲享德廟，在禮制上完成了代唐，也在禮制上區分了洛陽和長安，這一時期洛陽的地位是高於長安的。

《舊唐書-禮儀志》：天授二年，則天既革命稱帝，於東都改制太廟爲七廟室，奉武氏七代神主，祔於太廟。改西京太廟爲享德廟。

武則天時期洛陽神都閃耀，是政治上的需要。

京號變遷：長安稱西京；洛陽稱神都。《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九月，大赦天下，改元爲光宅。旗幟改從金色，飾以紫，畫以雜文。改東都爲神都，又改尚書省及諸司官名。”

盛唐後期：重回兩都制的搖擺政府模式

後武則天時代，705年正月，神龍政變後唐中宗復辟，恢復唐的國號同時恢復了洛陽東都的稱號，此時洛陽的規格被降到了武則天之前，唐重回兩都制的建都模式。706年十月唐中宗返回長安，一直到唐玄宗穩定局勢後的開元五年（717年），唐廷一直在長安，之後唐玄宗開元年間，唐廷又曾五次在洛陽、長安之間搖擺，唐玄宗在兩地駐蹕的時間幾乎相當，這一時間的建都模式，幾乎是對唐高宗時代兩都制的沿用但又有不同，多個資料表明，洛陽雖然不叫神都了，但卻有『上都』之名：

龍門石窟龕記：《河洛上都龍門之陽大盧舍那像龕記》撰於開元十年至天寶七載之間，研究表明爲唐代進士殷仲容所撰。唐玄宗《寬宥天下囚徒制》：《全唐文·卷二十三》：“上都委中書門下疏理，京城委留守，天下諸州長官當日處理。”

[玄宗朝廷所在時間、地點圖]

唐玄宗開元年間，洛陽地位雖然比不上武則天時代的一枝獨秀，但武周時期形成的以神都洛陽爲中心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運作體系，到唐玄宗時期其實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再加之如今盛唐國情已經非初唐可比，巨大的人口規模使得唐廷不得不重視洛陽的地位，洛陽是隋唐大運河的中心，“半天下之財賦，悉由此路而進，”洛河上常常是“漕船往來，千里不絕”。再加上長安『關河懸遠，兵不赴急』，駐蹕東都洛陽很容易掌控廣大的東部和南方的領土，因而這個時期唐廷依舊是洛陽地位略高於長安的搖擺政府模式。

開元五年（717年），唐玄宗制曰：“鹹雒京師，建都惟舊。帝業初起，崤函乃金湯之地；天下大定，河雒爲會同之府。周公測景，寔曰土中。總六氣之所交，均萬方之來貢，引魚鹽於淮海，通秔紵於吳越，瞻彼雒汭，長無阻飢”。其“天下大定，河洛爲會同之府”就是對日益強盛的唐朝自高宗以來國家戰略最真實的寫照。

《舊唐書-本紀第七》：“二月甲寅，復國號，依舊爲唐。社稷、宗廟、陵寢、郊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寺宇、臺閣、官名，並依永淳已前故事。神都依舊爲東都，北都爲幷州大都督府，老君依舊爲玄元皇帝。”

到了唐玄宗天寶年間，情況發生了變化，唐朝的政治中心開始漸漸向長安轉移，這裏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客觀原因是經過多年對黃河三門峽天險的一系列整治措施，如『鑿山挽路』、『開元新河』的開鑿以及『漕糧轉輸』制度的確立，基本上解決了向關中輸糧的難題，唐玄宗多了一個第二選項；主觀原因是唐玄宗經開元盛世之後，自己主觀上失去了勵精圖治的進取心，且自以爲建立了彪炳千秋的政績的唐玄宗個人『政治潔癖』不降反升，如掌控欲極度強烈的唐玄宗曾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時期主政,於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廟供奉的資格；其次將武則天時期建的明堂給拆了兩層，因爲武則天建的明堂將近三百尺（約今90米），爲中國古代最高的宮殿，玄宗是不能容忍武則天時期創造的“高度”繼續在自己的時代存在的。所以下令拆毀上層，以降低高度。玄宗對武則天“篡唐”不能容忍，連帶到對“故武周神都”洛陽的心態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洛陽城的明堂、天堂復原圖。該圖爲楊鴻勳復原，丁雨佳製作]

所以當天寶年間，洛陽通到長安的運糧通道解決後，唐玄宗就開始遠離武則天烙印明顯的神都洛陽，搬回長安，整個天寶年間一直到安史之亂爆發，再也未回洛陽。至此，唐朝搖擺政府模式，就接近尾聲了。安史之亂後唐帝式微，諸帝不再回洛陽。

唐玄宗前期河洛上都是對武則天時期政策的部分延續；到玄宗後期的天寶年間，改東都爲東京，改長安京城爲西京，完成了兩京地位的轉變。

京號變遷：長安稱京城、西京；洛陽東都、東京；《舊唐書·玄宗本紀下》：“天寶元年，東都爲東京。”

中晚唐：重回初唐一主一輔的兩都制格局

安史之亂期間唐朝兩京受到嚴重的破壞，尤其的東京洛陽，不僅先後兩次淪爲叛軍之手，還遭到唐朝的同盟軍回紇軍的大肆燒殺搶掠，人口規模銳減、宮室建築受損嚴重。再加上安史之亂後，東部藩鎮割據勢力的威脅，唐廷對東方的控制開始力不從心，如唐代宗廣德元年，官員曾勸代宗遷都洛陽，被郭子儀嚴厲勸阻，究其原因就是東京破壞嚴重，且關東不易控制，選擇地理位置更爲安全、天然屏障更爲優越的長安作爲都城更有利。此時唐廷開始強化長安的地位，至唐肅宗時專門改西京長安爲上都，在法理上重新維護了關中本位。

[唐肅宗時專門改西京長安爲上都，在法理上重新維護了關中本位]

所以中晚唐時期，唐廷就一直龜縮關中，無力經營割據遍地的東方，坐視藩鎮壯大，最終公元904年，大唐天祐元年，唐昭宗在時宣武節度使朱溫的挾持之下，遷都洛陽，並將長安宮殿拆毀隨河漂流到洛陽建宮殿，至此，時主、時輔，搖擺不定的兩都制迎來大結局，殘唐在洛陽苟延了4年，消失在了滾滾歷史洪流中。

安史之亂後迴歸長安主、洛陽輔的格局，是局勢使然。這和唐初立國時期的情形極爲相似，都是時局不穩而固守關內，不同的是唐初穩定了局勢，唐廷走出關中迎來的頂峯。而中晚唐一百多年始終未能扭轉藩鎮割據帶來的不利局面。

[史書記載長安、洛陽京號變遷]

縱觀唐朝兩京的京號及其地位的變遷可見，唐廷對東都與對全國的控制幾乎是同步的，從唐初提升東都洛陽的規格，與長安一個抵突厥，一個控遼東，兩都制搖擺政府執行的最徹底的時候，也是唐朝最鼎盛的時期，雙星閃耀迎來了盛唐的萬國來朝局面。安史之亂後，東都的衰落是與唐朝的衰落同步的。唐廷對東都無力控制，背後其實是折射出對廣大的東方領土失去控制力。因而唐肅宗時期強化關中地位，就是據“關中四塞”守成的心態，唐代宗遷都無力是控制無力的表現。窺一斑而見全豹，唐朝兩京制的變遷史，這也正驗證了《竹書紀年》中一句古話：“無事則都洛師，宅土中，以號令天下；有事別居關內，阻四塞以守，竭嘗不據形勝以臨制天下哉。” ，兩京地位的變遷，深刻反映了唐朝的興衰史。

注：京號變遷參考新舊唐書、《唐會要》、《唐六典》、部分敇書等（不一一列出）

《新唐書·地理志·卷二十八》：“東都，隋置，武德四年廢。貞觀六年號洛陽宮，顯慶二年曰東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神龍元年復曰東都，天寶元年曰東京，上元二年罷京，肅宗元年復爲東都。”《唐會要卷七十》京兆府。武德已來稱京城。開元元年十二月三日稱西京。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改爲中京。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停中京之號。肅宗元年建卯月一日。改爲上都。《唐六典》：“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南面三門，中曰端門...百僚廨署，如京城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