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來，人們將秦國崛起都歸功於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事實上，秦國圖強運動必須往前推到到孝公的父親秦獻公時期。從獻公即位起，秦國開始轉弱爲強，而這主要應該歸功於墨家門徒的幫助。

獻公出生於公元前424年，公元前415年，他爹秦靈公死了。秦國掌握軍政大權的庶長專權，不立獻公而立他的叔祖父（他爹的弟弟）簡公爲國君，年僅9歲的獻公被流放到了東邊的鄰國魏國。

圖強的決心

獻公在青少年時代和即位初期，飽受一系列心靈創傷和情感震撼。他16歲（公元前408年）就開始蒙受巨大的國恥與國難——祖國邊防上最險要的地區（今山西、陝西兩省交界的黃河南段以西地區，主要在今渭南市境內）淪爲超級強國魏國的西河郡。另一方面，他在近30年的流亡生涯中，目睹魏國變法的成就，對他精神上產生了極大的觸動和啓發。

不過，他一生遭受的最大的外來衝擊，莫過於登基後第四年（公元前381年）所發生的驚天地泣鬼神的連鎖事件：楚國的陽城君，因參與殺害藏身在楚悼王屍體下的吳起（與孫子並稱的軍事家、楚國總理，在楚國推行“吳起變法”），被論罪並處沒收封地；之後，受上司兼好友陽城君所託，守衛封地的墨家領袖孟勝及其弟子185人，因爲無法守護，就集體赴死以兌現墨家的大義——如果不死，將來恐怕沒人會信任墨家門徒。

河西地在秦國曆史上的重要意義

獻公上任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重新奪回河西地。

河西地東邊的汾水和涑水流域，是三晉政治、經濟、文化和人口的重心，西邊是陝西境內的洛河和渭河下游平原——有待秦國充分開發的寶藏。這些河流及其衆多的支流都彙集於此，注入龍門與潼關之間的黃河，無論從軍事或經濟上來看，都是秦魏兩國必爭之地。

由於黃土高原土質疏鬆，長期的流水侵蝕把表層的黃土堆積切割成塬梁溝壑、縱橫破碎的地貌，而如此複雜的地貌正是刺激戰國初期攻守戰術和武器創新的主要因素之一。

魏國在公元前419年到前408年的這11年裏，攻佔秦國河西地區的戰略完全成功。經過最初3年的拉鋸戰已初步完成少梁（今陝西省韓城市南）要塞的工程，隨即居高臨下沿着黃河南進，“圍繁龐（古城名，在今韓城市東南），出其民”，攀城進攻、浴血奮戰。

魏軍攻佔合陽之後，轉而從西南方向，進入洛河下游注入渭河的平原地帶。這裏水流曲折，港汊縱橫，激戰之後雙方都要擇地高壘深塹，做好防衛。魏軍一度深入渭河以南的鄭縣（今陝西省渭南市華州區境內），然後自動回到撤渭北，建立新的根據地合陽和洛陰（今山西省陽曲縣境內）。弱勢的秦國只能退守下游洛水的西部和南部，在重泉（今陝西省大荔縣境內）建城，這裏距離今西安市東郊僅一百二三十公里。可見，魏國佔領的全部河西地就像一把利劍直指秦國的心腹。

墨家的優勢：精於城防建設和軍工製造

修建一座城防要塞，需要大規模的空中、地面、道路、橋樑、水面、地道等全方位軍事工程，和各種機械、大小兵器；堅固、厚實的主城牆頂部，要修築便於與敵短兵相接的“女牆”（城牆上砌有射孔的小牆）；主城四邊要建造更高的“望樓”，以及與主城配合對敵交叉側面射擊的若干“行城”和“雜城”，更不要說外圍的濠池、吊橋和木柵等屏障了。

墨子的首席弟子禽滑釐，曾請教墨子防守和攻城的十二種辦法：“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轀、軒車。”大體來說，“臨”是指敵人在城外，“積土爲高，以臨我城”，或者使用數層樓高的撞城車。“鉤”是輔助士兵登城的大鉤梯。“衝”是從側面攻城的“衝車”。“梯”是雲梯。“堙”也是指積土爲坡，大約是填塞壕池。“水”指灌水淹城。“穴”或是“火”字的訛誤。“突”是指敵人用重器突破城根時，以“突門”防堵，並施煙燻。“空洞”指挖地洞和地道。“蟻附”，是形容士兵密集攀登城牆的行動和搏鬥。“轒轀”是上面蓋牛皮，下面可以容納十數人，用來填平敵人的城壕的木製四輪車，金火木石也擊不破。“軒車”大概是指有屏障的大車。

墨家門徒與統一之前的秦國有密切關係。墨子壯年就以精於城防及軍械發明、製造而聞名各國。遠早於同期的西方，墨子及其信徒當時就懂得槓桿和滑車的原理。墨家門徒所發明和改進的投石機，其威力之大，射程之遠，命中率之高，在那時是非常先進的。

墨家門徒的軍事貢獻

獻公之前的半個世紀中，相對而言，秦國弱小，而魏國強大。但在國土面積、人口和資源方面，秦國有足夠的潛力發展成爲一流軍事強國，關鍵是要有英明的君主領導改革。

墨家門徒集體就義事件發生後，獻公與墨家門徒應該從那時就開始合作了，而且如魚得水，非常融洽。掌握城防要塞軍政大權的官員都出自墨家子弟。

不僅各城防要塞的最高長官“守”，連下面的低級軍官亭尉也由墨家門徒擔任。《墨子·備城門》中說：“城上四隅……四尉舍焉。”“百步一亭……亭一尉，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亭尉掌管旗幟，各城防士兵，包括婦女、兒童，都按照“青、赤、黃、白、黑”五種顏色的旗幟駐守崗位。敵人逼近時，亭尉手執大旗，就像近代童子軍的領隊那樣“打旗語”，同時擊鼓，以傳遞信號，指揮部隊的行動。夜晚只好用火。還有門尉嚴格監守城門，防止奸細和叛徒出入，白天巡察3次，夜間巡察1次。此外，尉官還要訓練基層官兵。

由於飽受多年流亡生活的痛苦，又受到墨家門徒集體就義的精神感召，獻公對墨家門徒充分信任，以致墨家門徒幾乎都成爲秦國軍隊中的全能幹部和嚴格紀律的執行者。

被重用的墨家門徒也知恩圖報，一再向獻公表忠心。他們表面上對宗室貴族子弟予以優待，實際卻將其軟禁起來，等到敵軍來犯時，就把這些貴族子弟安排到城樓上負責偵察警戒，如果延誤時機就將他們處死；貴族子弟的其它各種違紀違法情況，也都會一一被傳入獻公的耳中。墨家門徒在爲秦國實現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消除異己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

此外，秦國執政者極力吸收、利用墨家門徒在軍事工程和武器製造方面的專長，軍事實力逐漸由弱變強。獻公晚年（公元前363年），秦國與魏國在石門（今山西省運城市西南）交戰，取得了斬首魏軍六萬的重大勝利。

墨家門徒與連坐法

秦國變法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是實行了戶籍制度改革。古往今來很多人幾乎都把這件功勞（也可以說是罪名）算到商鞅的頭上。其實，連坐法很早就有了，而“連什伍而同其罪”則在獻公時期就開始實行了，而且都深受墨家門徒的影響。先說說連坐法。

墨子政治理論的核心是“尚同”，實際就是《孫子兵法》中“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的忠實、巧妙的簡化，意思是思想要統一，全國老百姓和國君的想法要一致。這話表面上看起來不足爲奇，卻蘊含着糾正春秋時代“政出多門”——國家權力分散，中央領導軟弱——這一長期弊端的深層意思。爲適應戰國初期各國競爭日趨激烈的新形勢，墨子就把這句名言引伸發揮，爲建立君主制中央集權政體理論與實踐鋪路。

墨子以爲，在沒有強制政權和刑罰的原始社會里，每個人都追逐私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如果要使政治和社會步入正軌，只有從鄉村往上，所有人層層服從各級長官，最後全國的百姓和官員都絕對服從於天子；只有這種體制纔是公正合理的，因爲天子是上天爲了人民的福祉而選出來的。

《墨子·尚同》的上中下三篇，反覆出現“一同天下之義”的語句，下篇更進一步指出：“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

墨子這套理論邏輯欠圓通在此無意深究。那麼，爲什麼“尚同”模式即君主制中央集權制在歷史上首次出現在秦獻公、秦孝公時代呢？

墨子爲了實現他“尚同”的期望，還訂了一條強制性原則：“上同而不下比。”“不下比”是說下面的百姓不準結黨爲奸，隱瞞當地實情。換句話說，只有把全國人民都當作自己的耳目，高高在上的天子纔能有效地賞善罰惡，治理好國家。

是以數千萬裏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裏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里未遍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

——《墨子·尚同·中》

客觀地說，墨子的手段雖然有些類似近現代獨裁特務統治的地方，但他的用心是好的，反侵略的，是想改善民生。

最值得注意的是，墨子還說普通百姓如果看到奸詐巧飾的人（或行爲），要向上級報告，如果隱瞞不報，一旦被發現，那麼他就和那奸詐巧飾的人同罪。這就是連坐。

商朝開國君主商湯在討伐夏朝末代暴君夏桀時，曾對聽衆發表演說：如果你們不遵守誓言，我就會殺死你們，決不饒恕。對這句話，東漢末年的儒學專家鄭玄補充解釋說：“大罪不止其身，又弩戮（殺死）其子孫。”周武王歷數商紂王的罪行中也包括“罪人以族”，可見商朝已經有連坐法了。《史記·秦本紀》也說，秦文公二十年（公元前746）“法初有三族（父母、妻子、兄弟）之罪。”可見早在商鞅變法約400年前秦國也已經有連坐法了。

墨家門徒與秦國戶籍改革

獻公執政初期，百廢待興。要抵禦外國的侵犯，首先要加強國防建設；而要加強國防建設，首先要招募懂軍工技術和武器製造的墨家門徒。墨家門徒發現，他們的“上同而不下比”的執政理念和手段，與獻公的強國目標和具體步驟不謀而合。獻公無法忘記回國即位時在函谷關所遭遇的危險，於是在制定相關國防法規的時候，寧可從嚴從重，也不願因寬鬆而疏忽。

但在一般情況下，同伍連坐的罪名執行起來有一定的限制，伍人檢舉也不是毫無約束。

獻公十年的“爲戶籍相伍”必須和《商君列傳》中的“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一起解釋。什和伍是兩個戶籍上的最底層統計單位。管仲在齊國制定的15個“士鄉”的軍事編制，始於由五個家庭組成的“伍”，十軌爲裏，四里爲連，十連爲鄉，根本沒有提“什”這個單位。因爲“什”不是最小的單位，也就不宜作爲統計的基數。

事實上，“什”這個單位是存在的。《管子·立政》就說：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裏爲之尉。分裏以爲十遊，遊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

此書的其它章節也都提到什伍制度。至於“什”作爲組織單位的特殊功能，《尉繚子·伍制令》中有很好的說明：

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奸，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幹令相私者哉？

正是爲了實現整軍強國和防犯敵對勢力滲透、杜絕叛徒的目的，獻公在戶籍改革之初就定下了什伍制。《墨子》書中保存了原始記錄:《備城門》篇的“城上十人一什長”；《迎敵祠》篇的“司馬視城修卒伍……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後者說的都是秦獻公早期的事。

至於什伍所轄兵力的分佈和士兵的成份，《備城門》篇中兩條標準的守城辦法都有說明：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上樓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御）。

如果敵人大舉進攻，無論兵力多少，最多分四路，屆時守城一方只需“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應之”。可見戶籍是兵農不分、軍民合一的。什伍戰時與平時的成員可能不完全一致，但肯定關係密切。

什伍制度應該一開始就逐步在全國推行。最初的主要動機是爲了防止人民違法犯罪。防止犯罪（觸犯刑法）最合適的組織單位是什伍，而防止輕微違法（如觸犯治安管理等行政法或民法）的工作，在平時比戰時顯得尤爲重要。

秦國戶籍的具體形式目前還無法明確得知。但張金光在其《秦制研究》中對秦國戶籍的特點和主要意義作了闡述：

……秦戶籍爲戶，役冊合編，戶籍同時是應役者的徭役檔案。此製爲漢及後世所承。……秦戶籍，就其內容而言，爲綜合體式，詳於籍注，……凡國家治術所掌握的每一個人口的一切狀況、家庭關係等等，盡在戶口一簿之中。因之，政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統理庶政。秦所開創之戶籍實爲人籍之綜合百科人事檔，是國與家最爲重要的典章，是典中之典，爲國家一切章法之根本。……編籍與“相伍（即編戶）”相爲表裏，相互爲用。戶籍組織與社會行政編組是統一的，以縣系鄉，以鄉系裏，以裏系伍，以伍系術戶，以戶系口。這便構成了以秦戶籍爲綱的一條完整的系術繩索。

獻公的戶籍改革徹底掃除了周王朝以來盛行的傳統城鄉居民的區分，即“國野鄉遂”制：王城之外、四郊之內，設六鄉，此外的野則設六遂，王城和六鄉中的居民稱爲“國人”，六遂中的居民往往被稱爲“氓”、“野氏”、“野人”等。同時，這又奠定了走向統一集權國家的平坦大道。

參與初步推廣縣制

秦國爲了加強對新徵服的邊區的管理，在軍事或交通上重要的地方設縣，可以上溯到春秋中期。秦穆公以後，只有秦厲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6年）頻陽縣（今陝西省富平縣東北）和秦惠公十年（公元前390年）的陝縣（在今河南省三門峽市陝州區）。獻公基於國防需要，即位後第六年（公元前379年）開始在蒲（在今山西省臨汾市北）、藍田、善明氏設縣，五年後纔在櫟陽（在今西安市閻良區）設縣。

即使櫟陽成爲重要的具有國防和經濟價值的縣以後，其城牆面積和建築規模，仍遠不能與國都雍（在今陝西省鳳翔縣）及之後的都城咸陽相比。當獻公決心興建一系列的縣作爲軍事基地時，必然有墨家的精英和軍工專家參與籌劃、領導。

推動尚同理唸的實踐

墨家門徒對獻公政治改革理念及實踐產生了根本的影響。

自墨家創始人墨子開始，分散在各諸侯國的墨家弟子，按他們的特長，可分爲三派：“論辯”派遊說各國，搞政治，“說書”派傳播學說，造輿論，“從事”派製造器械，負責各國的防衛工作。“從事”派當然是獻公時期的緊缺人才，然而“論辯”、“說書”派中的佼佼者也絕不會錯過去秦國當官的大好機會。另一方面，“從事”派中的精英也一定能夠理解、掌握墨子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實踐的原則、方法及步驟。

飽經滄桑的獻公深知富國強兵必須依靠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全面發展，所以即位當年他就下令廢除殉葬舊俗，後又推行商品交易和戶籍改革。而臣民之中，只有外來的墨家門徒，除了有技術專長外，還能秉承墨子的尚同理念及推行君主制中央集權制度的原則和方法。獻公決心邁向君主制中央集權制的這條新路，和墨家門徒一再闡發《尚同》精義是分不開的。對此，約一個多世紀後的荀子進行過實地考察和評估：

應侯（範睢）問孫卿子（荀子）曰：“入秦何見？”

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穀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術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荀子·疆國》

範睢在公元前266年被封爲應侯，於前255年去世。荀子親眼看到的秦國晚期的政風民俗，就是百年後墨子“上同而不下比”理念高度實現的最權威的見證。總之，獻公時代的確是秦國由弱到強的轉折點，而促成這種演變的核心力量則是來自在秦國爲官的墨家門徒。

墨家的悲劇命運

墨子付諸行動一心推廣兼愛非攻的理念，爲天下人謀福利。然而這一初衷，卻在墨家門徒爲秦國效力的過程中，成了自殺的毒藥——墨家學派突然從顯學逐漸衰落，被打壓以致滅絕了。直到清末民初，學者們才從故紙堆中重新挖倔出墨家及其進步性——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悲劇！

20世紀上半葉，胡適、梁啓超、錢穆等人關於這個問題作了論述。但言之成理的說法少，似是而非的議論又太多。現從思想和制度方面對墨家的悲劇命運作簡要的分析：

1、墨子過於理想主義，難爲常人接受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任，奈天下何！

——《莊子·天下》

2、時代鉅變不利於墨家

當獻公招募墨家門徒的時候，秦國是被侵略的弱國，篤信兼愛非攻的墨家門徒樂意爲之效忠。但獻公晚年秦國迅速成爲最強大的軍事侵略帝國。這一基本現實導致所有墨家門徒良心的煎熬和信仰的崩潰，同時也阻斷了所有墨家團體發展的機會。

3、獻公與墨家的“天助”因緣

墨家門徒與獻公當初一拍即合，然而雙方都沒有預料到局勢發展下去之後，只對秦國有利，對墨家卻極爲不利。

戰國時期，各主要諸侯國都在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有技術專長的墨家門徒在秦國官僚機構的不同部門任職，他們的事功雖有冊籍可查，姓名卻隱而不顯。他們的種種技能和專長被政府吸收利用，但地位和作用卻越來越“邊緣化”了。

墨家門徒最終無法抗拒秦國統一中央集權化的政治洪流，深陷其中，無力也不被允許逃脫。事實上，爲四、五代秦國君主服務之後，最晚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燒百家詩書時，墨家就已銷聲匿跡了。

《史記》中的一段話值得玩味：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一語，事實上等於默認獻公對變法圖強已經爲秦孝公、商鞅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所謂“天助”無疑應該是墨家門徒的“人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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