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规训理论和女性主义研究的角度，对台湾作家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进行了分析，试图探究一个在权力差异下失去自我主体性，最终成为了一个被动的被驯服的身体的主人公房思琪的原因，尝试从年龄、性别、职业身份以及知识话语权力的四个角度勾勒出小说主人公房思琪因为性暴力而最终疯癫的原因。从而想理清当读者阅读这部作品时的愤怒究竟源自哪里？我试图排除一些表象的愤怒，肯定一些深层次的愤怒。从而对“性暴力”这一由来已经的话题借助《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部作品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在阅读完这部作品后，我们会普遍的感到一种愤怒，它来源于作品中老师诱奸了女学生，源于老师犯法了，源自于老师与学生的伦理道德关系等等，这都是正常的，但是这种愤怒其实是模糊的，我们并不知道到底在愤怒什么？

作者林奕含在2017年4月19日接受采访的视频里，将这本书的的主要内容从“有一个老师，长年用他老师的职权，在诱奸、强暴、性虐待女学生”改为“这是一个女孩子还是诱奸犯的故事”，然后重点强调了“它里面是有一个爱字的”。然后给了书中女主人公房思琪一个定性“可以说，思琪她将注定会终走向毁灭且不可回头，正是因为她心中充满了柔情，她有欲望，有爱，甚至到最后她心中还有性。”作者林奕含强调了“思琪她当然是爱的”，而这爱是不容置疑的，她也相信“李国华在某些时刻，他是爱的。”但李国华最终爱的是“自己的演讲，语境，场景，画面”，从而作者直指艺术的真实里的巧言令色的成份，直指否定了一个人的文字和为人的关联，从而遁入相信的虚无。

在这段视频采访里，作者否定了这是一本愤怒和控诉的书，并且将“诱奸”的故事内核改成了“爱”，肯定了女学生房思琪从13岁到18岁之间的情爱与性，也肯定了诱奸者老师李国华心中短暂的爱，并且要读者特别注重的是作品中“既痛且快”的审美快感。

由此，我们阅读后对于李国华与房思琪之间发生的性关系的愤怒开始消减，对一个老师对女学生的愤怒变得模糊。所以本文试图排出一些愤怒，肯定一些愤怒，使得我们的愤怒变得清晰，即我们到底该为这个故事愤怒些什么？

虽然作者否定了作品的愤怒性，但是却诉说着作者自身的愤怒感。作者在每天8个小时的创作中是“不进食的”（视频采访）并且是“痛苦不堪，泪流满面”（后记）。在采访中说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并且强调这样的“屠杀”是不可能遏止的，即在采访的“现在、此刻、也正在发生”。这种悲剧被作者称为是“大质量的暴力”。而作者认为自己的书写是无法再现这种暴力的，因为作者认为自己的书写是“非常堕落的书写”，她揭示了这种大质量的暴力但是根本无力阻止，因为作者在采访中数次因为情绪低沉而沉默片刻。由此，作者是愤怒的，并且是一种无力的愤怒，因此作者“恨透了自己只会写字”（后记），而“恶人还高高挂在招牌上”。

所以，根据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理论，作者、作品、读者与世界互相独立又彼此联系。作者希望作品展现出的是“审美的快感”，而作者本身的创作过程充满痛苦与愤怒，读者凭借自己的期待视野进行阅读后而感到了愤怒，这种愤怒，我根据福柯的知识话语权力理论总结为一种权力差下的性暴力，正如作者强调“房思琪式的暴力”的“大质量”，是因为性暴力可以放大两种暴力，即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也即肉体暴力和精神暴力）。

而造成性暴力的方式是“权力差”，即福柯在他的著作《性经验史》中所阐述的“权力关系内在于性关系中，性关系是在此产生出来的差别、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结果。”所以，权力的差别导致了性关系的差别、不平等和不平衡，而权力的差别在《房思琪的初恋花园》这一文本中可以总结为年龄，性别，“老师―学生”的职业身份关系，性话语的差别这四大因素所引起。而其中造成性话语差别的可以细分为两个因素，一个是家庭性教育的缺席和误导，另一个是根据福柯的“知识―话语―权力”理论，掌握知识话语权的老师用文学话语伪装了他权力的真实目的，这就是作者在视频采访中所质问的“巧言令色的成分”。由此，我认为这四大因素是我们真正愤怒的原因，是我说的“肯定一些愤怒”的那些愤怒。而通读作品后，我们会强烈地感到房思琪受到的心理暴力远大于身体暴力，而这一点的分析集中在了第三和第四的因素上。

1，年龄差造成了天然的权力差。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最直观的愤怒是“一个大人强奸了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成年人强奸了一个未成年人”。“房思琪才十二三”，而“老师跟我们差几岁？三十七。”这是一个巨大的年龄差。所以，我可以这样概括：比房思琪（未成年）大“三十七”的李国华（成年）强奸了她。而如此巨大的年龄差别是可以造成一个孩子对成年人有一种天然的畏惧与听从的习惯的，因为“可是眼前的⼈，年纪似乎已经过了需要守备的。（43）”。这形成了“诱”这个犯罪情节最大的前提，这就是我所谓的“天然的”所指。当我们在愤怒年龄差造成的不对等的权力差时，我们是否愤怒是以大欺小？这个大人对一个孩子施行了一种身体暴力，而这种暴力与性有关，使得这种愤怒成倍增长？

当性与身体暴力相联系时，我们的愤怒会成倍增加，这源自于我们在文化、历史、思想等以及整个社会话语语境中潜移默化形成的成倍的愤怒。即比如在我国的《刑法》中，性暴力的严重程度一度凌驾于任何其他的身体暴力，即任何形式的强奸罪都很大可能意味着死刑的莅临。（李银河）这是历史文化与法律所凝结成的愤怒，我想要排除我们的愤怒首先是将性暴力不要凌驾于其他身体暴力的盲目愤怒。性暴力本质上是一种身体暴力，它与性无关。强奸这一行为是没有性快感的，它不是一种完整的性行为。我国刑法历史上在性与法的连接上有着强烈的愤怒感，所以，当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成为任何立法的对象”，在涉及强奸与儿童时，“视同于伤害罪加以处置”。这样的观点我们应该接受和改变。

但福柯认为性暴力是身体暴力的一种，即“当我们惩罚强奸时，一个人应仅仅因人身暴力受惩罚，而不是其他原因受惩罚。”之于儿童“如果性以强奸和违背儿童意愿的形式出现，它就不再是性，而是暴力。它应当以暴力伤害的名义受到惩罚，而不应当以性的名义受惩罚。”李银河认为福柯这一理论是“法律改革的最高境界”。但福柯的这个解释令人信服。但就目前情况来说，李国华确实犯法了，即便假如房思琪是自愿的，也就是福柯所说的发生性行为时没有违背儿童的意愿时，那就不是一种暴力和罪行。但是每个国家的法律中都有“自愿年龄线”的规定，我国规定的线是14岁（比西方其他国家都低），即如果“与低于自愿年龄线的少儿发生性关系，无论当事人是否自愿，都被视为‘奸淫’”。这一年龄线的存在否定了14岁以下儿童对于自己身体的掌控能力，也就是说在这个线以下作为性主体的儿童是不能自我决定自己的性需求的。

儿童是否有性需求的表达以及决定权也是福柯所关注的，福柯是主张废除自愿年龄法的。为取消这一年龄线，福柯提议要动员儿童身边所有的力量来给儿童以必要的性知识教育，即他提出“儿童还需要社会和经济力量,以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他们的需要和欲望的尊重。应当尽早教育儿童,他们的观点是重要的,他们的行为是有效的,他们的身体属于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可以在心理、经济和肉体虐待发生时保护他们自己。”取消这一规定可以消除儿童对于性的有罪感，使得儿童关注的是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被一些鄙陋的话语传统诸如房思琪的妈妈说“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68页）给驳斥。但是，关于儿童对自己的“性权利”是否有完整的意识以及认识的能力是有争议的，法律规定的“自愿年龄线”就否定了这个争议中持肯定的一方。于此，如果儿童嘴中的“自愿”是被人强迫或者引诱的，那福柯的这个主张也确实有待商榷。

所以，按照法律规定的14岁的界限，不管房思琪是否自愿，李国华已经构成了犯罪，作品中的物理老师对李国华说“所以低于⼗六岁，还没合法。”115李国华触犯法律这是肯定的，这是我们愤怒的一个原因。如果根据福柯想要改革法律后的理论，那“是否自愿”就构成了定罪为“身体暴力”的依据。也很显然，房思琪起初是不自愿的，据此，李国华也会被判有罪。“起初不自愿”这一点在作品中的描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根据福柯理论“从儿童不再拒绝的一刻开始,就没有理由去惩罚任何行为了。”也就是说，后来房思琪“自愿了”，即使他们结婚了，作为读者的我们目睹了整个故事的因果，李国华依然有罪。

所以研究房思琪从“不自愿”到“自愿”的截点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截点就是作者视频采访里所说的“甚至到了最后她心中还有性”的意义。而这个截点的产生与本文的“老师与学生的职业身份关系”和“性知识的差别”这第三第四因素有重大关系。

2，性别差造成了天然的权力差。

性别是人类社会在整个文化传统的加持下逐渐凝结而成的权力差，即男权主流思想的根深蒂固，就人类社会的私有制形成以来，性别差也可以被看作是造成天然权力差的因素之一。就西方的《圣经》中“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为文化起源，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就已经形成并且慢慢被社会所根深蒂固，即法国女性批评家克里斯蒂娃说“女人的性别不是天生的，是被社会塑造的”和“女性的标准取决于男性”。而在法国女性主义的先锋波伏娃的《第二性》里直截了当的提出“男人是第一性的，女性的性是被改造的”，因此才有了书名的“第二性”。所以，从“上帝只造了一个男性”这样文化的起源开始，之后的语言、文化、心理、法律、宗教、政治等一切领域都对女性施加着男权的标准，这就是女性研究所要核心打破的，让女性自己制定标准（克里斯蒂娃），让底层的女性说出自己的话语（斯皮瓦克），从而达到平等话语权的程度。但因为社会文化中强势的男权绵延数久，平等话语权的运动或者说女权的运动也频频受阻，在它们自身内部也经常出现矛盾与难题。

所以，当作者在视频采访中说出她创作的起点时，年龄与性别这两对天然的权力差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她说“一开始在脑中很清楚的是，我想要安排一个13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她长的漂亮，然后她喜欢阅读。与她相对的是一个50岁的教国文的补习班名师，然后诱奸了她。”随后在作者的创作过程中，也将女性研究的一些难题抛出，即在女性研究中像男性作家笔下给女性分类即“天使”和“恶魔”（克里斯的娃）、天使与妖妇（吉尔伯特）等等分类，女性在实现平等话语权的路上可能会遇到像“狼外婆”、“容嬷嬷”、“曹七巧”等类似的女性同性的阻挠。男权思想渗透到了很多女性心中，形成了帮衬着男权的女性，这是女权运动的难题之一，比如作者作品中的张太太和蔡良。

首先，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年龄差的巨大差别，当然也可以看出最显眼的差别是男老师与女学生。作品中也在强调，主人公房思琪“从来没把⽼师当成男性。从不知道⽼师把她当成⼥性。”60以及“上课时间的⽼师没有性别”200等等叙述在描写女孩房思琪对性别的忽略。同时，就像李国华自己渐渐地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便了，强暴⼀个⼥⽣，全世界都觉得是她⾃⼰的错，连她都觉得是⾃⼰的错。”86这是整个社会传统对性别长久以来的压制所造成的误导意识。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性别的差异造成了话语权力差别以及男权导向。在作品中作者设置的3个被性侵的女性形象都是在这样的权力差下被销声匿迹的，无论是作品中“饼干”向自己男友倾诉被呵斥“我为什么要和脏了的饼干在一起”85而并没有体会她的痛苦，还是“郭晓奇”被抛弃之后的放纵，最后被父母知道后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你跑去伤害别人的家庭”而不是关怀她的伤痛。作者在作品中设置了房思琪2次委婉地询问母亲对于“性”的看法，母亲粗鄙的驳斥使得房思琪表达痛苦以及诉说真相的话永远咽进肚子里，直到疯癫。

但正如郭晓奇说“她不知道她花了⼤半辈⼦才接受了⼀个恶魔⽽恶魔竟能抛下她。”所以，这三个女生痛恨的是李国华抛弃了她们。我们愤怒的也是李国华这样的抛弃，假如李国华只是对这样一个“情人”始终如一，我们的愤怒就会被削减很多。我们愤怒的是李国华的伤害模式与策略都是一样的，但是伤害的对象却是不同的女孩，而且到最后因为斯德哥尔摩症的影响都爱上了施害者，但是都被残忍抛弃。房思琪所不同的是，她被逼疯了，这是我们最愤怒的地方。但她被逼疯的原因是多重的，这也是我们愤怒模糊的地方。他们都是在表达性话语权力弱势的一方，被社会长久以来凝结而成的“性禁忌”而形成了“哑言群体”（斯皮瓦克），而更痛苦的是，这些女性哑言群体却怀着社会公理般认同的那种“罪恶感”，即不仅像作品中的男友、父母以及社会都认为错误的一方是她们，连她们自己也认同自己身上的罪恶感。这才是我们最应该肯定愤怒的部分，房思琪的被逼疯很大程度上是她说不出去，即对于“性话语”的失语症，这个症候在性别研究层面由来已久。

所以，“性禁忌”所带来的“罪恶感”使得自己、家庭（父母）、社会都在向受害者一方施压，这就是最后濒临疯癫的房思琪在接到忍受了无数次家暴最后终于因为被家庭暴力殴打流产的另一个女性形象许伊纹的电话后哭着说：“为什么所谓教养就是受苦的⼈该闭嘴？为什么打⼈的⼈上电视上⼴告看板？”之后愤怒地接了一句话“神……它好差劲”是对整个世界的彻底失望。这种“罪恶感”体现在作品中房思琪身上所谓的“羞耻心”的伦理道德上，一种被社会凝结而成的公理式的伦理道德。作品中叙述道：“李国华⼼想，他喜欢她的羞恶之⼼，喜欢她⾝上冲不掉的伦理……她的羞耻⼼，正是他不知羞耻的快乐的渊薮。射进她幽深的教养⾥。⽤⼒揉她的羞耻⼼，揉成害羞的形状。”70这种“羞耻心”会使房思琪主动闭嘴，从而使得李国华“对⾃⼰所做的事在思琪⾝上发酵的屈辱感有信⼼”71，这种“信心”的来源在女性研究看来正是李国华利用了社会偏倒的社会伦理观念。

与此同时存在着“羞耻心”而会主动选择沉默，掩盖家庭暴力而在大热的夏天穿长筒衬衫的女性形象许伊纹。许伊纹与房思琪是一体两面的受害者，前者是家庭暴力，后者是权力极其不对等的被性侵，两个女性都选择了忍耐与沉默。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天然地存在着性别偏见的社会传统，如果不是作品中的丈夫钱一维最终殴打掉了许伊纹肚子里的孩子，使得许伊纹在爱情与生死之间做出了绝对的选择，放弃爱情，选择生。如果不是这样，许伊纹可能依然在忍受着钱一维的殴打，从后来许伊纹依然可以与钱一维在被打掉孩子后发生性关系，并且是温和而又心甘情愿的发生来看，如果不是面临生与死的抉择，许伊纹依然会选择沉默，依然在痛苦与快乐之中延宕着。

其次，在作品中，如果说男性对于女性是天然的在性别中的话语权的压制，那像张太太和蔡良这样的女性形象就像是有着女性身体的男性一样。作品中，那个住在十楼的就是穷死也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有钱人家的拥有家庭暴力倾向的钱一维的张太太，却努力要把许伊纹介绍给了他。55她的原因是许伊纹是个听话的女人，经常帮邻居当保姆照看孩子。于此，这是张太太的自私心，像古代儿童读物《增广贤文》里的“害人之心不可有”这样基本的品德张太太确实没有。随后，她埋怨同样可能像李国华一样成为老师的比较文学博士许伊纹，陪着房思琪和刘怡婷两个小孩子读文学：“我就不懂⼩孩⼦读文学要⼲什么。”53于此，一个“长舌妇”在李国华打算性侵房思琪的计划还没做好的时候，即像作者叙述的“李国华的计划还没酝酿好，就有人整瓶给他送来了”，即“最终让李国华决心⾛这⼀步的是房思琪的⾃尊心，⼀个如此精致的⼩孩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尊⼼会缝起她的嘴。李国华现在只缺少一个缜密的计划。52”而这个“缜密的计划”最初送来的人恰是张太太，然后李国华便开始了他的性侵计划

1首先，从张太太的口中偶然得知许伊纹在给房思琪和刘怡婷当“陪读文学的保姆”的事情。也就是说，那这个所谓的“保姆”可以替换成他自己。

2去许伊纹家给他们送参考书，并夸她们“现在给你们写⾼中参考书还嫌晚了。”

3诱惑她们“一人一周交一篇作文”给他并且邀请她们一起讨论58

4在伊纹家，然后借故说“四个⼈在⼀起都是闲聊，很难认真检讨，不如⼀天思琪来他家，⼀天怡婷”。诱惑她们去自己的家。

5然后隔周……开始“捻开她（房思琪）制服” 62

6之后，他跟房妈妈说以去看美术展为由带房思琪出去，开启小旅馆性侵的序幕。67

7后来“隔天思琪还是拿⼀篇作⽂下楼，后来李国华常常上楼邀思琪看展览。”71

8 “整个升⾼中前的暑假，李⽼师都好⼼带思琪去看展览”79

9“思琪她们整个国中⽣涯都有作⽂⽇陪着。”74

也就是说，从“偶尔的性侵”变成了“常规而漫长的性侵”，时间数量所累积起来的精神伤害与压力，而房思琪又决定闭口不说，这才是作者在视频采访时所说的“大质量的暴力”的真正来源。

所以，张太太这一个女性形象在作品中遭到了作者的鄙视，同样被作者鄙视的还有补习班班主任蔡良。她是一个“很习惯帮补习班⾥的男⽼师们打点⼥学⽣。偶尔太寂寞了蔡良她也会跑去李国华的⼩公寓睡”的“半老徐娘”形象。 100她“是⼀个矮⼩的⼥⼈，留着⼩男孩的短发……她在床上⽤那种亲戚口⽓提到男学⽣，李国华也并不嫉妒”，李国华只需负责“教好那⼀群⼀中资优班男⽣，再把他们撒到她⾝边”102，所以李国华和蔡良在“性”上面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蔡良怨恨“每⼀次跟男学⽣约会”，蔡良都恨这个男生不是状元，不是资优生。并且恨那些女生可以找到状元当男朋友，“她们⼀个也不留给她。没有⼈理解。”所以，她自己求而不得的同理心同情那些同样年老的男老师们，并认为“每⼀个嘬吸⼩⼥⽣的乳的⽼男⼈都是站在世界的极点酗饮着永昼的青春，她载去⽼师们的公寓的⼩⼥⽣其实各各是王⼦，是她们吻醒了⽼师们的年轻。”所以，作品中叙述说“这是蔡良的正义”。因此，当“每⼀个被她直载进李国华的⼩公寓的⼩⼥学⽣，全都潜意识地认为⼥⼈⼀定维护⼥⼈，欢喜地被安全带绑在副驾驶座上。”102作者试图在性别层面揭示出在生理性别层面，男性天然的压制的女性，但在社会性别层面，对于女性的障碍不仅出自于男性，更有很多的障碍是来自于“张太太”与“蔡良”这样的女性。

3，人类社会中的职业身份差别造成的权力差。

老师，在人类的文化语境里，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语境影响下，老师这个职业被称为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是一个被人类社会普遍认知中带有光环效应的职业。我把学生也看作一种职业身份，因而在这组“老师——学生”的职业身份关系中存在着近乎绝对性质的权力偏向。老师之于学生形成了一种“场域中的权力”，师生关系也是一种极其明显的权力关系。当这种关系处于一种“有利关系之间”，即师生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牵连时，处于权力强势或者上层一方利用这种利益，扩大自身本身就具有的权力差，导致了师生关系中权力极其不对等的情况，这样学生的处境就变得艰难，要么选择顺从，自己承受痛苦，比如作品中的饼干和房思琪；要么选择反抗，但以卵击石性的反抗可能使自己再次受到伤害，比如作品中的郭晓奇。弱小的学生要面对的是整个“失衡的道德话语世界”，即书中的女性人物饼干试图向男友倾诉但是无果，郭晓奇向父母倾诉被驳斥，所以房思琪选择了自我承受，但正如作者一直在强调的，如此“大质量”的强暴对于一个弱小的未成年的女学生而言难以为继，所以“注定会终将走向毁灭且不可回头”。

福柯对于知识—权力的认识，是从传统的国家宏观的权力转移到微观的权力上来，这种微观权力是在研究“关系式权力”，即“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再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转着”（《必须保卫社会》27），因此倡导“在权力最地区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并提出权力“在自己思维的机制中运转时……没有知识的工具便不能成功”。因此，老师这种职业身份形成的职位成为了一个世界公认的道德——一种天然师德伦理。而作品中女学生房思琪对李国华老师职业的崇拜是走入最终疯癫旋涡的第一步。于此，掌握知识话语权的老师与学生形成“师生恋”的时候，是否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关系是衡量这段恋情是否自愿与否的标准之一。在作品中老师李国华在与房思琪进行性事之后，有一段对话：

“他说：‘我跟你在⼀起，好像喜怒哀乐都没有名字。’房思琪快乐地笑了，胡兰成的句⼦。她问他：‘胡兰成和张爱玲。⽼师还要跟谁⽐呢？鲁迅和许⼴平？沈从⽂和张兆和？阿伯拉和哀绿绮思？海德格和汉娜鄂兰？’他只是笑笑说：’你漏了蔡元培和周峻。”

在这一段对话当中，作者特意例数了多个“师生恋”的关系，在历史中形成一段所谓的佳话，而这样的历史被作者称之为“台海两岸如师生恋般语焉不详的抒情传。”51当年鲁迅在是否要公开这段师生恋时是疑虑重重，就是对社会舆论的恐惧。因为即便这是个类似浪漫的“抒情传统”，但是大都是“语焉不详”的，说不清楚的，很多人便选择了隐匿这样的关系。但是请注意的是，这段话或者说这个类比是喜欢文学的主人公房思琪联想到的，她的这个类比其实是在给自己被迫爱上李国华找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理由，就像作品中所说的“反正我们原来就说爱⽼师，你爱的⼈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她被捅破、被插烂、被刺杀。但⽼师说爱她，如果她也爱⽼师，那就是爱。”66所以，房思琪既然被迫选择了向任何人都闭口不谈她的境遇，当然也可以被迫选择“爱上老师”，而事实上最后房思琪也爱上了老师，另外两个女性形象饼干和郭晓奇也是。

福柯在考察17与18世纪的西方社会关于学校教育和规训规则时，认为“在学校、兵营、工厂、城镇以至整个社会都被规训性权力的网络所覆盖”，并提出了一个“规训的时代的到来”的假想。在这个规训的时代从而形成了“规训性的权力”和“规训性的权力机制”。前者“是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的权力技术……制造出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肉体”，后者是“通过规范化训练把人变成权力操纵的对象和工具”。所以，这种“规训性权力”是一种“轻便、精致、迅速有效的权力技巧”。（陈炳辉）因此，老师在这样的时代被认为是“社会规训机制从事监督（学生）职能的雇员之一”，因此“老师的具体职能是规训学生”。所以，绵延到现在，在这对“老师——学生”的职业身份关系里肯定存在着权力关系，而具体到这个作品，老师李国华对女学生房思琪的肉体和精神的操控可以被看成是福柯的“规训技术”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李国华对房思琪的前期是有身体暴力存在的。作品中，可以看成是李国华第一次实施性侵的女生饼干所采取的是比房思琪更加严厉的身体暴力，作品中是这样描述的：

“把她推到床上……他甩她一巴掌。但愿她还是处⼥。他从不知道⼥⽣⼒⽓可以这么⼤。只好⽤⼒揍她的眼睛。还有⿐⼦。还有嘴巴。⾎流出来了，⼀定是嘴唇内侧被可爱的⼩虎⽛划的。还不张开，只好冒着留下瘀青的风险，再揍，⼀下，两下，三下。三是阳数， 代表多数。温良恭俭让。饼⼲的双⼿去按⿐⼦的时候，她的双腿松懈了。他惊喜地发现，当他看到嘴唇上的⾎，跟看到⼤腿内侧的⾎是⼀样开⼼。”83

很显然，强奸是一种身体暴力，我在“年龄”的第一部分特别提出了福柯将“强奸”归于一种“身体暴力”而不是上升为比“身体暴力”更高的程度，但特别在中国由于经历了“强奸罪”凌驾于一切身体暴力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时期，“强奸”所带来的超出其他“身体暴力”的愤怒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作者在这一大段细节的叙述中也必然是夹杂着愤怒的情绪在写作，因此我们才能读的很愤怒。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李国华只是一次性侵，后续没有用“规训”的手段以及“话语权”的力量一次又一次的实施诱骗与性侵，我们处于最高值的愤怒感是否会降下一点？于此，李国华在“诱奸”这条“谨慎而缜密的计划”里是有分期的，即用身体暴力使你的肉体屈服，然后用一种“规训技术”使得你的精神屈服，精神的屈服才是我们阅读愤怒达到最高值的真正原因，也是我在第一部分“年龄”里结尾处所说的从房思琪与另外个2个女孩从“不自愿”到“自愿”的截点的原因。

作品中的饼干王是李国华自己出动的，可以看作是李国华第一次，因为在作品中李国华的第一次悸动就是撕破饼干王的衣服时。对于房思琪，是在自己的公寓里，不是自己的补习班里，而是自己主动去利用补课这一个策略去主动的诱奸。在李国华这里，可以看作对于饼干王和郭晓奇是被动的诱奸，而对于房思琪来说，是主动的去诱奸。这其中，补习作为一种职业，也成为了一种权力的策略，是老师专有的权力的规训手段。而这个规训手段在这部作品中被作者拉长了叙述，即作品的第二部分“失乐园”，这是作品中的主要部分，细致地讲述了房思琪怎么样一步步成为李国华的玩偶，的附庸，甚至可以看成是“性奴隶”。到最后，从作品中一微小的细节：李国华带着房思琪从小旅馆出来后到一家小饭店，房思琪“⾮常温柔地看他的吃相。她怕虚胖，不吃肥⾁，说看他吃就喜欢了。”111这就是作者描述房思琪时所说的“最下等的迷恋”。109还有，又是在小旅馆里，一段性事结束后，房思琪这样想到“总是⽼师要，⽼师要了⼀千次她还每次被吓到。这样⽼师太⾟苦了。⼀个⼈与整个社会长年流传的礼俗对⽴，太⾟苦了。她马上起⾝，从床脚钻进被窝……”121这是受害者在站在施害者的角度替他解围，替他找理由。而这部作品中处处都在重复着“思琪很快乐”这样的语言，确实正如作者在视频采访中说的“房思琪是有爱的，到最后，甚至是有性的”地方。但是房思琪也数次痛苦道“这爱让我好不舒服”，不舒服的很大原因就是这是一段起于暴力，全程房思琪都是被动的，是李国华借着爱情的名义，用他“生产的话语”对房思琪进行着身体以及精神的双重摧残，消磨她的骄傲，使得她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性，从而利用一系列规训手段来驯服她，成为他的“性机器”。但房思琪也为掌握自己身体的主体性而思索、犹豫和挣扎过，即“不只是他戳破我的童年，我也可以戳破⾃⼰的童年。不只是他要，我也可以要。如果我先把⾃⼰丢弃了，那他就不能再丢弃⼀次。”66但是，直到自己被逼迫成了疯癫模样也未完成，甚至到最后都已经主动放弃了抵抗，随波逐流了。

这之中，通过“话语”来试探、测试、检查房思琪的羞耻心、罪恶感以及诸多态度，就是我要说的第四部分，也即第四种权力差，（性）知识话语的差别造成的权力差。

4，（性）知识话语的差别造成的权力差。

根据福柯的《性经验史》里提出的研究“性经验机制”时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分析某种性知识的形成，不能根据压抑或者法律，而是要从权力出发”，60即“权力是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权力无所不在……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到处都有。”60基于这样的研究方法，福柯提出了“四项原则”，首先，从“权力——知识的各个‘局部中心’出发”，比如根据福柯提出“从18世纪开始，儿童的身体成了另一个权力——知识的‘局部中心’”。这是“内在性原则”。然后，在权力运作的变化中，福柯提出在19世纪出现了一种“变化图示”即“奇特的倒置”，即“儿童的性经验一开始就在医生与父母的直接关系中遭到了质疑，那么最终也正是在精神病医生与儿童的关系中，成年人的性经验成了问题”。这是“连续变化原则”。再次，在“局部的权力”与“转变的图示”都要将“战略与策略”这个两个因素辩证的考虑进权力的实施中，即“双重调节的规则”。最后，（性）话语在这种策略中时复杂的，首先“权力与知识就是在话语中相互连接起来的”，而“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同样，沉默与隐秘庇护了权力，确立了它的禁忌”，福柯重点强调了“话语是力量关系的领域里的策略要素或者原因”，即“话语在策略上的多价规则”。（64—67）

所以，（性）话语是一种权力实施过程中的一种策略，权力实施的战略是有“目的性”的，即这部作品中李国华运用话语权力来达到性侵房思琪的目的。而首先，这种话语策略实施的一个重大前提，在作品中展现为是家庭因素，即性教育的缺席和误导。长久以来，整个社会逐渐被规训成“去性化”的，（《非虚构暴力》）影响到家庭单位上也是如此。并不是不允许谈性，按照福柯的说法是“对允许使用的词汇”进行了“严格的净化”，以家庭为单位分散，落实到他们的表达方式上，福柯认为“大家将非常严格地规定在何时何地不能谈论性；还要确定在何种场合下，说话双发是谁，以及处于何种社会关系之中。”11所以，福柯提出了一种“约束结构”，即性话语“在父母与孩子，教师与学生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几乎可以肯定，这里存在着一种约束结构。”这就逐渐导致了一种强迫孩子接受规定好的性话语，即“话语矫正术”（19），用一种“很不理性的”性话语”最终导致了孩子对性保持缄默。而在这部作品中，房思琪的母亲对于性话语的传输就是一种“不理性的矫正”，一种极其粗鄙的诱导，在房思琪2次委婉的询问中，母亲都给出了极其激进的错误的示范：

第一次：“刚刚在饭桌上，思琪⽤⾯包涂奶油的口⽓对妈妈说：‘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时间明⽩了，在这个故事中⽗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以为是还没开学。”67

第二次：“思琪在家⼀⾯整理⾏李，⼀⾯⽤⼀种天真的⼜吻对妈妈说：‘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师在⼀起。’谁？不认识。这么⼩年纪就这么骚。思琪不说话了。她⼀瞬间决定从此⼀辈⼦不说话了。她脸上挂着天真的表情把桌上的点⼼叉烂，妈妈背过去的时候把渣⼦倒进⽪扶⼿椅的隙缝⾥。后来⽼师向她要她的照⽚，她把抽屉⾥⼀直摆着的全家福拿出来，爸爸在右边，妈妈在左边，她⼀个⼈矮⼩的，穿着⽩地绣蓝花的细肩绑带洋装，被夹在中间，带着她的年纪在相机前应有的尴尬笑容。把爸爸妈妈剪掉了，拿了细窄油滑的相纸条⼦便给⽼师。她的窄肩膀上左右各留着⼀只柔软的大手掌，剪不断。”86—87

所以，从这部作品中仅有的2处房思琪与母亲有关“性”的对话中，可以看出3点，一个是房思琪最终决定永远沉默，二是房思琪对父母的怨恨情绪，三是母亲对于“性”鄙陋的态度。在这样一个有关性话语在孩子接触世界的第一道关卡家庭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重大的失衡了，而这个失衡对于李国华老师来说像是帮凶，可以这么说，在性话语层面，母亲是李国华的帮凶，从而造成了“她们（房思琪和刘怡婷）很少在⼈前说心里话”，34而这就是福柯所说的“沉默与隐秘庇护了权力，确立了它的禁忌”，这也是“性禁忌”产生的原因之一，并且是最重要原因。作品的最后，当思琪疯了，作者是没有描写思琪的父母去精神病院看她的情节的，而房思琪的父亲的角色在这个作品中是彻底缺席的，作品中至多给了父亲一句话“（房思琪）梦过她⾃⼰的爸爸133”，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所以，我们愤怒的不是性本身，是除了性之外诸如家庭性教育的扭曲与误读，在权力压制下的性话语的失衡。一个失衡的话语世界。

其次，家庭性教育（话语）的失衡只是第一步（站在李国华性侵的角度），第二步就是他的补习班老师的身份背后的“应试教育”，在作品中被作者称为“升学主义”，即“⾼压之下，对无忧的学⽣⽣涯的乡愁，对幸福蓝图的妄想，全都移情到李老师⾝上。46多亏国⽂考试，李老师才有人爱”，而李国华“他把如此庞⼤的欲望射进美丽的女孩里面，把整个台式升学主义的惨痛，残酷与不仁射进去，把⼀个挑灯夜战的夜晚的意志乘以⼀年三百六⼗五天，再乘以⼀个丑⼥孩要胜过的的⼗几万⼈，通通射进美丽⼥孩的里面。壮丽的⾼潮，史诗的诱奸。伟大的升学主义。”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应试教育”的厌恶可以与“强奸”这一伤害等同。于此，作品中补习班的几个男老师喝酒碰杯时的话语是这样“为所有在健康教育的课堂勤抄笔记却没有一点性常识的少⼥干杯。为他们插进了联考的巨⼤空虚干杯。50”这里两句话就调侃了“性话语”与“应试教育”，一种绝望的黑色幽默。

再次，在如此失衡的性话语前提下，李国华又巧言令色地将文学（修辞）融入自己的性话语，即文学化性话语。福柯提出的知识形成了一种话语权力，而文学话语极其成功地伪饰了权力的真实目的。这又是特属于老师的一种规训和控制的手段。而房思琪对文学话语的迷恋推动着自己被迫相信了李国华的性是爱。即房思琪的成长就是笼罩在文学的氛围里，即“读波特莱尔⽽不是波特莱尔大遇险，第⼀次知道砒霜是因为包法利夫⼈而不是九品芝⿇官，这是她们与其他⼩孩的不同（34）”，她们的不同是通过文学启蒙来认识世界。她们“相信⼀个（李国华）可以整篇地背长恨歌的⼈136 ”。这其实是和房思琪喜爱的许伊纹姐姐的“我⼗⼋岁的时候会整本地背⼀个⼈的圣经和围城，神曲和哈姆雷特，听起来很厉害，其实此外也没有别的了165”是一样的崇拜的情愫。而对于李国华来说，有这点情愫就什么都会有了。

所以，当李国华诱奸房思琪的后来，作者依然赋予了一种文学话语上的类比，即“此刻的她是从前的她的赝品，没有本来真品的⼀个赝品。李国华是胡兰成缩水了又缩水的赝品。67”所以，作者说“联想，象征，隐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80”也就是在说，文学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作品中的房思琪也知道“⼀切只由他的话语建构起来，这鲨鱼齿⼀般前仆后继的、承诺之⼤厦啊！”但对于后来其他男生的求爱时，房思琪想的是“以为那（恋爱）男⽣偷了⽼师的话，以为他模仿、习作、师承了⽼师。96”而她认为的爱是“她只知道爱是做完之后帮你把⾎擦⼲净。她只知道爱是剥光你的⾐服但不弄掉⼀颗纽扣。爱只是⼈插进你的嘴巴⽽你向他对不起。96”而对于她们性事完成后李国华说的很多类似“你喜欢的⼈也喜欢你，感觉就像是神迹。 108”，房思琪以为那是老师“又在那⾥⽣产名⾔108”，并在心底中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快乐。在后来极其苦痛的时候，房思琪依然在用一种文学的方式来安慰自己，像同病相怜的许伊纹一样，即“如果姐姐能⽤莎⼠⽐亚来擦眼泪，那我⼀定也可以拿莎⼠⽐亚擦掉别的东西，甚⾄擦掉我⾃⼰。莎⼠⽐亚那么伟⼤，在莎⼠⽐亚⾯前，我可以⽤数学省略掉我⾃⼰169”。不过，到最后，房思琪也在质问文学本身，她说“⽂学的⽣命⼒就是在⼀个最惨⽆⼈道的语境⾥挖掘出幽默，也并不向⼈张扬，只是⾃⼰幽幽地、默默地快乐。⽂学就是对着五⼗岁的妻或⼗五岁的情⼈可以背同⼀⾸情诗200”，房思琪在最后的疯癫之前，用性话语的方式解释了中国最古老的伦理道德“温良恭俭让。温暖的是体液，良莠的是体⼒，恭喜的是初⾎，俭省的是保险套，让步的是⼈⽣。205”而李国华在房思琪疯癫之后，所想的是“有时候李国华在秘密⼩公寓的淋浴间低头看着⾃⼰，他会想起房思琪。想到⾃⼰谨慎⽽疯狂，明媚⽽膨胀的⾃我，整个留在思琪⾥⾯。⽽思琪又被他纠缠拉扯回幼稚园的词汇量，他的秘密，他的⾃我，就出不去思琪的嘴巴，被锁在她⾝体⾥。甚⾄到了最后，她还相信他爱她。这就是话语的重量。218”

作品最后的结尾处，曾经形同双胞胎的刘怡婷顿悟道：“整个⼤楼故事⾥，她们的第⼀印象⼤错特错：衰⽼、脆弱的原来是伊纹姐姐，⽽始终坚强、勇敢的其实是⽼师。从辞典、书本上认识⼀个词，竟往往会认识成反⾯。她恍然觉得不是学⽂学的⼈，⽽是⽂学辜负了她们。224”而这就文学话语所能达到的这个世界最阴暗的背面。房思琪带着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这天赋曾帮助她理解文学，同时，这天赋也让她走向了疯癫，让作者本人走向了死亡。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作为一个小说的写作者，这个故事它折磨，它摧毁了我的一生。”所以“当你处于权力的下流，你就不得不寻找一个完整的故事和叙述来解释一切”。（《车头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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