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建黨偉業》劇照

三名國賊被免職了

五四運動的火種漸成燎原之勢。1919年6月7日，北京總商會呈文北京政府：“側聞罷學罷市，各省已有逐漸響應之慮，京師彼此刺激，亦暗有浮動情形。”

到了6月10日，北京“暗有浮動”的情形更加嚴重了。上午11時，北京政府不得不發佈一條準免交通總長曹汝霖的命令，但這不足以平民憤。

北京學生聯合會“舉出代表六人，赴國務院、教育部兩處，請見總理及傅次長。結果當局告以章陸免職令立時可下，學生代表立即退出”。當天下午7時，北京政府發出幣制局總裁陸宗輿辭職照準令。

五四時期的愛國傳單（人民網）

同一天，天津工人醞釀大罷工，天津總商會致電北京政府加急電報：“查棲息於津埠之勞動者數十萬衆，現已發生不穩之象，倘遷延不決，演成實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過於罷市者。”這讓北京政府極爲震驚，晚上不得不發佈準免駐日公使章宗祥本職命令，並連夜將三份命令帶往天津，“提示大衆，勸其開市”。

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被免職，五四愛國運動的直接目標算是實現了一個。

消息傳出，全國各地百姓爲之一快。陸宗輿的家鄉浙江海寧，召開市民大會，議決爲賣國賊在邑廟前、北門外海塘鎮、海塔下三處豎石立碑，“碑約五尺長，直書‘賣國賊陸宗輿’六大字，左右兩邊並刊民國八年六月海寧公團立，一時觀者人山人海，途爲之塞雲”。

不過，三人被免職只是北京政府迫於壓力的緩兵之計。

五四之後，曹汝霖被安置在北海團城居住，他還起了個名字叫“覺廠”；章宗祥出院後，被安置在北海靜心齋居住。期間，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安福系幕後實權人物段祺瑞都曾前往看望，甚至“慰勉有嘉”。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皖系軍閥仍然掌握着北京政府實權，許多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陳獨秀、李大釗等提出了對北京政府“以根本改造”的問題。

獨立高樓風滿袖

1919年6月8日，陳獨秀在《每週評論》上發文：“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纔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3天后，他第二次進了監獄。

五四運動時，北京大學在知識分子和全國民衆中擁有很高的威信。圖爲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陳獨秀（前排右二）參加北京大學文科畢業禮的合影（人民網）

６月９日晚，陳獨秀、李大釗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

中國民族乃酷愛和平之民族。今雖備受內外不可忍受之壓迫，仍本斯旨，對於政府提出最後最低之要求如左：

一、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

二、免除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

三、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

四、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

五、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達此目的。倘政府不願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內外人士諒解斯旨。

陳獨秀散發的《北京市民宣言》（中國青年網）

《宣言》起草完後，陳獨秀把它交給胡適譯成英文。爲安全起見，李大釗建議把《宣言》送到北京大學平時印講義的嵩祝寺旁一家小印刷所印刷。當晚，陳獨秀與高一涵前往，印刷所的兩位工人警惕性很高，事畢將底稿一概燒得乾乾淨淨。《宣言》印完時，已是深夜一點多鐘。

第二天，陳獨秀想試探一下市民對《宣言》的反映，就和友人來到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把傳單放在沒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壓好，悄悄在一旁觀看。喫茶的人回來看到傳單，讀後大聲叫好，他們則在遠處偷着高興。

這讓陳獨秀很受鼓舞。6月11日晚，受友人之邀，陳獨秀來到香廠路新世界遊藝場附近、一個名叫浣花春的四川飯館聚餐，隨身帶上了許多傳單。晚餐後，陳獨秀白帽西服前往新世界遊藝場，潛入五層屋頂花園，恰好四層樓臺正放露天電影。趁此良機，他“獨立高樓風滿袖”，一揮手，傳單如雪片般飄向人羣……

危險不期而至，步軍統領衙門密探將陳獨秀抓住。一名密探爲避免引起公衆注意，脫下灰色大褂將他罩住，押往外右五區警察署。

陳獨秀的被捕，立刻引起全國極大震動，各大報刊、社會團體、學者名流及政界人士，紛紛強烈譴責北京政府，營救浪潮席捲而來，給北洋政府當局造成了巨大壓力。9月16日，京師警察廳釋放了陳獨秀。

李大釗在《歡迎獨秀出獄》中寫道：

“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有許多的好青年，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他們都入了監獄，監獄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監獄裏，也不須愁着孤寂沒有伴侶。”

“玫瑰爲槍”的佳話

《凡爾賽和約》簽字的日子就要到了。面對國內洶湧澎湃的抗議浪潮，6月24日後，北京政府幾次電示中國代表團，簽字一事請外交總長陸徵祥自行決定，但就是沒有明確的拒籤指示。而此時陸徵祥已在法國聖·克盧德醫院住院多日了。

1919年6月27日晚，中國代表團的顧維鈞到聖·克盧德醫院向陸徵祥報告情況，中國駐法使館參贊、代表團祕書長嶽昭火起身告辭。

沒過幾分鐘，他臉色蒼白地返回來了。原來，爲了防止代表團在和約上簽字，幾百名華僑、中國工人和學生包圍了醫院花園。

嶽昭火在花園被攔住了。人們紛紛質問他爲什麼贊成簽約。他表示自己只是祕書長，對是否簽約沒有發言權，但人們仍然圍住不放。留法學生領袖鄭毓秀甚至用她大衣口袋裏的“手槍”對準了他，嚇得他趕緊跑了回來。

鄭毓秀（1891年3月20日－1959年12月16日），別名蘇梅，女，廣東省廣州府新安縣（今屬深圳市）人，清末、中華民國革命家、政治家、法官、律師。她曾多次參與刺殺晚清政府要人，她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博士，第一位女性律師，第一位省級女性政務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長與審檢兩廳廳長（人民網）

實際上，鄭毓秀口袋裏只是一段從醫院花園折下來的玫瑰枝，由此留下“玫瑰爲槍”的一段佳話。

直到深夜兩點，顧維鈞、嶽昭火向人們表示“簽字之事不復存在，諸位可不必爲此擔憂”後，方纔離開醫院。

6月28日晨，顧維鈞會晤巴黎和會祕書長迪塔斯塔，提出中國代表團希望在和會上發表一則口頭聲明，但遭到拒絕。至此，“中國無路可走，只能斷然拒籤”。上午，和約簽字的時候，中國全權代表的座位上空無一人。

中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中唯一沒有簽字的國家。

作者：劉嶽，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

文章發表於《前線》雜誌2019年第6期

圖片來源於人民網、中國青年網

轉載自微信公衆號：前線理論圈（ID：qianxian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