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廖承志出生於日本東京。他的父母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與何香凝，此時這對夫婦正在日本留學。

正在爲中國革命的前途而奮鬥的廖氏夫婦爲這個新生兒取名“承志”，期望他繼承革命先輩的志願，爲中國的獨立自由而奮鬥。而小小的廖承志也從一出生開始，便一路隨着父母的事業而奔波於上海、廣州和日本，在充滿理想和愛國熱情的先驅們的薰陶下，漸漸長大。逐漸地，他長成了一個同樣滿懷革命理想的少年，16歲那年，他步上父母的足跡，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那是在1924年。那一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5月，黃埔軍校正式開學，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任國民黨黨代表。那時候，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少年廖承志，都意氣風發，彷彿雖有坎坷波折，但光明的未來已盡在眼前。他積極地投入並領導了多次學生運動和工人罷工，在革命的路上一路奮進。

然而形勢迅速地發生了改變。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右派逐漸露出了猙獰的面目，8月，廖承志之父廖仲愷被刺殺身亡。站在父親的遺體前，廖承志開始對國民黨大感失望，繼而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憤然退黨，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第一高等學院學習。憑着堅定執著的愛國熱忱和革命激情，他迅速地轉向了拯救中國的另一個方向：共產黨。次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被派遣到德國漢堡工作了一段時間後，1930年冬天，廖承志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那裏，他結識了當時已在莫斯科生活、學習了5年的蔣經國。

當時的蔣經國是個熱心於紅色布爾什維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這與廖承志一樣。兩個國民黨高層人士的子女，在遙遠的莫斯科共同追求着共產主義的未來，這份默契讓兩人結下了真摯的友情。莫斯科的冬天異常寒冷，兩人便同蓋一件廖承志的大衣，一起讀書、一塊兒入睡，這樣的經歷讓兩人情義漸篤。

但是，命運卻讓他們在未來走上了決然不同的道路。

1937年西安事變後，蔣經國離開蘇聯，回到父親蔣介石身邊，並加入中國國民黨。在蔣介石的培養下，蔣經國曆任國民黨要職，並於1978年接掌了臺灣地區最高領導權，當選爲第六任“總統”。

而廖承志則在1932年返回中國，而後隨着共產黨南征北戰，雖歷經多次牢獄之災，但其信仰堅定，將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最終幫助共產黨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新中國成立後，他出任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全面執掌僑務工作。後因“文化大革命”的興起，僑務工作遭到破壞，廖公也被“打倒”在家。

直到1979年。

在這一年的新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建議海峽兩岸儘快實現“三通”，早日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解放軍也停止對金門、馬祖等島嶼的炮擊行動。對臺工作重新啓動，廖承志成了負責人的不二人選。隨即，在鄧小平一句“僑務工作要恢復，要有廟，還要有菩薩。現在，菩薩我給你們請來了，他就是廖公”之後，廖承志負責的僑務工作首先恢復了。同年12月，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廖承志又成了這個小組的副組長，組長是鄧穎超。

趙瑋(時任鄧穎超的祕書)：那時候鄧穎超是人大副委員長，認識國民黨那方面很多老人。廖公按年齡來講，應該是鄧大姐他們小一輩的，因爲總理、鄧大姐和他的父親、母親以前一起在廣東做工作，他認識的人也不少，所以他做僑務工作。所以任命他們倆領導對臺工作，這是由他們兩人本身的條件決定的，別人做不一定那麼合適。他在香港有很多親朋好友，所以我們黨就充分利用他的家族的優越條件去做這方面的工作。而且他跟鄧大姐也很熟。

由於鄧穎超年事已高，對臺工作小組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廖承志負責。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的廖承志，也開始全面發揮他在過去的革命經歷中積攢下來的智慧和風度，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們常常能在緊張的工作中感受到他的幽默和隨和。

樂美真(時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成員)：那時候一開會，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廖公見了耿文卿就摸摸他的頭，一邊聽大家發言一邊還畫漫畫。每次開會之前先伸出一根手指來，“給支菸”；給了他一支菸，夾到耳朵裏，“再給一支”——當時他做過心臟手術，經普椿大姐(廖承志的夫人)不讓他抽。總的來說，他非常隨和，研究些問題的時候他經常開玩笑，所以大家氣氛很好。

楊斯德(時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他當副組長，不是撒手的。我們當主任的都跟不上他，一個鄧大姐，一個他，每天都抓工作，抓得你跟着馬前馬後的，我們都是大參謀。

趙瑋：他特別愛抽菸，但到我們那兒開會，鄧大姐的會議室不擱菸灰缸，因爲她老人家過敏。所以一開對臺領導小組會，他就說：“大姐大姐，休息十分鐘好不好？”大姐就笑了，說：“我知道你要幹嗎。”他就到走廊去抽一支菸。大姐說，不能給他開這個例，就不給他菸灰缸，叫他到外頭去抽。

樂美真：當時廖公身兼好幾職，既分管僑務工作、港澳工作，也分管對臺工作，甚至還有外交的對日工作，可以說是“四位一體”。

身兼僑辦、港澳辦和對臺工作小組負責人的廖承志，每天幾乎從早上忙到深夜。因“文化大文革”而遭到破壞的僑務工作、港澳事務以及對臺工作，在廖承志的親力親爲下，開始得到恢復，而他也憑着家族的影響和自己在海內外華人羣體中的號召力，爲中國政府搭建起一個個對外交流的平臺。無論是我國港澳臺地區的同胞還是海外華僑，那時候只要來到北京，都會提出一個要求：立即安排廖承志的接見。

而在所有這些工作中，對臺工作最受他的重視，不管多忙，他都堅持每週召集兩次對臺會議，及時掌握最新情況。他也確實爲與臺灣方面的交流做出了極爲重要的鋪墊。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講話，在《告臺灣同胞書》的基礎上進一步闡明瞭大陸對解決臺灣問題的九條意見，這就是俗稱的“葉九條”。在這九條意見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一國兩制的方式來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葉九條”的出臺，從內容確定到時機把握，都恰逢其時。有分析人士認爲，已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廖承志，是這些政策出臺的幕後推手。

樂美真：當時廖公領着我們來親自起草、親自修改，進行反覆討論，經過中央批准以後，以葉劍英委員長的身份發佈出去。

“葉九條”關注我國臺灣民衆的具體利益，因此在發佈之後，受到了海峽兩岸民衆，甚至是海外僑胞的歡迎。海內外各界紛紛對共產黨所表現出的誠意感動不已。

樂美真：我後來接觸到很多海外的僑胞，他們看了都很激動，當時洛杉磯有個僑胞，他自費印了很多“九條”，帶到臺灣去。所以影響是很大的。

也就在這時，一篇文章出現在正積極尋求與臺溝通的廖承志面前。

家書抵萬金

1982年7月，蔣經國在一篇悼念父親蔣介石的文章中寫到，“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還表示自己“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爲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

蔣經國流露出的故鄉之情、民族之意，迅速被大陸方面捕捉到，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立即開會專門研究，如何利用這一時機來進一步爭取蔣經國。

楊奇(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祕書長)：這個文告在臺灣、香港都登了。傳到北京，鄧穎超大姐看到了，她那時候是對臺工作小組的組長。

此番蔣經國的真情流露，爲大陸方面帶來了很好的對話時機。而當時在共產黨內部，最適合與蔣經國溝通、交流的人，當屬廖承志。

趙瑋：他倆是同學，就利用這同學關係來交流感情、爭取他。我們要做到仁至義盡，所以鄧大姐就提議說：“小廖，用你的名給蔣經國寫一封信。”寫這封信，廖公很重視。

廖承志與蔣經國此時已分別是各自陣營裏的高層領導人物。當年在蘇聯所結下的情誼，到此時已有半世紀之遙。兩人都已歷盡風雨，年逾古稀，但儘管政治上的隔閡仍大，兩人對於國家統一的志向仍是一致的。一份共有的愛鄉、愛國之情，在這對昔日故友之間再次搭起了橋樑。

廖承志接受了寫信的任務。

其實在寫信之前，他已經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事來爭取蔣經國：他提請中央重新修復蔣家祖墳。

這個決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有人感到難以理解，並很快表示反對，這些人當中甚至包括廖公的家人。對當時的大陸人來說，蔣介石——蔣家無異於難以原諒的敵人，無數人與之有着血海深仇，廖公自己也與其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廖承志說：“我們不要計較個人恩怨，應以國家民族利益爲重，以祖國統一爲己任，要向前看。”

一句話，將當年的恩怨都擱下了。

廖承志知道，蔣經國從小熟讀四書五經，深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對於祖墓非常在意；而且他對其父甚爲孝順，謹遵父命，蔣介石去世前曾囑託他有朝一日把自己的靈柩遷葬於故鄉，由此他格外重視祖墳事宜。修繕蔣家祖墳，實在是拉近蔣經國的一張好牌。

於是，頂着衆人的異議，廖承志親自安排，很快讓當地有關部門把破敗不堪的蔣家祖墳修繕一新。

樂美真：當時有很多渠道，拍些照片什麼的帶回去。廖公回來，我們跟他彙報以後，他就把這個信息通過他的外甥女陳香梅正式透露給蔣經國。

陳香梅是廖承志堂妹的女兒，那時候已憑藉自己的能力和打拼，在美國商界、政界都站穩了腳跟，並進入白宮，與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關係很好。1980年12月31日，陳香梅帶着里根寫給鄧小平的親筆信來到了北京。廖承志夫婦與鄧小平一起會見了陳香梅一行。就在這次會見中，廖公拿出了那些照片。他對陳香梅說：“給經國捎個話，告訴他，奉化溪口蔣家祖墳已經修葺一新。經國如想派人回來掃墓，我們歡迎。還記得當年于右任先生題贈經國的一副聯語‘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於老先生的話至今仍可作爲我輩的座右銘。”

這些話，陳香梅記住了。在隨後的臺灣之行中，她向蔣經國當面轉達了廖承志的問候和口信。

陳香梅：我因爲跟經國先生比較熟悉，信給他以後，就讓他看。看了以後，他有一陣子沒有講話，然後說：“好，我曉得了。”我也不能夠再問他了。

蔣經國沒有發表任何言論，當時他的心裏在想什麼，現在已無人能知。但是，老友的一番作爲和言語，必定掀起過他內心的波瀾；當他想起自己“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的心願時，一定想起過廖承志傳來的善意和溫情。正是這些，在他心底打開了一個小小的缺口。

而此時的廖承志，也正要應對着這個缺口開始寫那封震動中外的信了。

樂美真：接到任務以後，廖公領着我們一起討論如何寫這封信，怎麼理解鄧大姐的意思成了我們討論的焦點。

怎麼寫這封信？這實在是個很重大的問題。儘管這封信將以廖承志個人名義發表，但背後卻是大陸高層的一番良苦用心。爲了更好地向包括蔣經國在內的廣大臺灣民衆傳遞大陸方面和平統一的意願，廖承志專門爲這個任務組織了一個起草小組，並邀請衆多專家、學者參與其中，共同完成這一歷史使命。

樂美真：起草的幾個人，當時辦公室一個是楊蔭東同志，一個是王億同志，耿文卿執筆，我們也參加討論。在討論的時候，大家考慮這封信不同於一般的公文，也不是一個大批判文章，既要說理，又要有情義，因此我們理解，這是一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信。

所有人都在爲這封信而反覆思量、反覆斟酌。這封信，既要敘舊、感懷，又要向蔣經國傳達中共高層對於推動國共第三次合作的誠意，還要顧慮到臺灣方面一直沿用的傳統文言文體，而在寫作中多以文言方式表達，一應的遣詞用句，都讓相關人員小心、小心、再小心。廖承志無疑爲之付出了最多的思量。

耿文卿(時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成員)：怎麼寫呢？廖公說，你們再考慮考慮怎麼寫，我也再考慮考慮。咱們再碰頭，再寫。

樂美真：他回到家裏考慮了一個晚上，提筆在紙上寫了這麼幾句話：“經國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歷歷在目。”這個開頭從他們的淵源開始講起，因爲兩岸要恢復聯繫，歷史的淵源是很重要的，所以由此，我們就正式開始起草這封信了。

“遙望南天，諸希珍重”

爲了寫好這封信，廖承志和小組人員多番斟酌，又多次徵求鄧小平、鄧穎超等多位共產黨元老的意見，對信的內容進行了反覆修改。一番興師動衆之下，整整兩個星期後，這封信完成了。

這是廖承志寫給蔣經國的家書，也是共產黨諸位人士寫給亦敵亦友、共進多年的國民黨人士們的家書，更是祖國大陸寫給臺灣民衆的一封家書。這封家書對蔣經國及其背後的國民黨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又從個人、國家、民族三個角度，抽絲剝繭、層層深入，一步一進，可謂入木三分，其言真意切，感人肺腑。

信以尋常家書的敘舊和問候開頭。

經國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歷歷在目。惟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爲懸念。人過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攝。

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餘期期以爲不可。世交深情，於公於私，理當進言，敬希詮察。

接下來的“進言”裏，廖承志侃侃而談，分三個層次請國民黨當局——當然信中的用語是請“經國吾弟”“慎思、再思、三思”。第一思，由於右任手書、掛在蔣經國辦公室裏的聯語條幅“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寫起，告訴蔣經國，兩岸的統一是歷史的必然，促進統一則可成千秋功業，而抗拒統一或是當斷不斷，會讓自己陷入窘困的境地。

廖承志盼蔣經國速速作出決斷。

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臺灣終必迴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臺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臺諸前輩及大陸去臺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嘗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爲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所謂“罪人”之說，實相悖謬。侷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瞭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臺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

第二思則是撫今憶昔。廖承志回顧了過往的歷史，在曾經的戰火紛紜中，國共兩黨兩次於中華民族危亡之時攜手，共赴國難，均對國家民族作出了巨大貢獻。他以此寄望未來，期盼兩黨人士能夠以民族大義爲重，捐棄前嫌，三度合作，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而這，也是關係國民黨興亡絕續的大事。

孫先生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歷盡艱辛，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終於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光輝業跡，已成定論。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事雖經緯萬端，但縱觀全局，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今日吾弟在臺主政，三次合作，大責難謝。雙方領導，同窗摯友，彼此相知，談之更易。所謂“投降”、“屈事”、“喫虧”、“上當”之說，實難苟同。評價歷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爲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爲最高準則，何發黨私之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云云，識者皆以爲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義之真諦，吾輩深知，毋須爭辯。所謂臺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生樂利”等等，在臺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試爲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

緊接着，廖承志將話題轉向了蔣經國自身。在第三思中，他從個人情感出發，析事論理，借蔣經國自己說過的話、表達過的愛國情緒，來勸說他將孝心與愛國之志用於完成統一大業上，成則忠孝兩全，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如此的考量，可謂體貼入微了。

近讀大作，有“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之語，不勝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於慈湖，統一之後，即當遷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廬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爲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誠哉斯言，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樂美真：從一思、二思、三思來講一些道理，奉勸蔣經國認清形勢，做出決斷，應該說是入情入理。

在結尾部分，廖承志還將前人對於臺灣問題的態度融入這封致蔣信中，這些國共雙方都熟知的“典故”讓這封信有了更爲厚重的內涵，比如魯迅的那句“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比如“寥廓海天，不歸何待？”出自周總理在張治中給蔣氏的信上的批覆：“倨促東南，三位一體。寥廓海天，不歸何待？”又比如國民黨的“老朋友”毛澤東、周恩來對於兩岸統一的殷殷期盼。

樂美真：20世紀60年代，毛主席、周總理託民主人士正式給蔣介石寫過一封信，當時是章士釗送過去的。周總理在這封信的結尾加了四句話，叫“臺澎金馬，脣齒相依，遙望南天，諸希珍重”。所以從這個繼承下來，我們的信的結尾就寫了，“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把總理的話化成這樣一句話。

趙瑋：寫完了以後，鄧大姐給加了四個字在最後：佇候複音。就是說，我啊，耐心等待你給我的迴音。

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繫於一念之間。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臺灣上下衆議紛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爲抉擇，未雨綢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餘當束裝就道，前往臺北探望，並面聆諸長輩教益。“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佇候複音。

老夫人前請代爲問安。方良、緯國及諸侄不一。順祝

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這封信，析事論理、表情達意、佈局用語及格式規範等都恰到好處，令人歎服。很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過了這封信，次日，《人民日報》便刊載發表。一經發表，便引來一片讚譽之聲。

樂美真：當時有的海外老華僑，看了以後熱淚盈眶，評價很高，他們把這篇文章評價爲“今文觀止”。“今文觀止”實在是太高了，但在當時來說，這樣一篇入情入理的信確實能夠打動人心。

信寫好了，發表了，海內外一片讚譽。但新的問題也由此而生：讓蔣經國等國民黨高層看到此信自是不難，但在當時兩岸嚴禁通郵、通航、通商的情況下，要讓臺灣民衆看到此信談何容易！於是，廖承志再次動起了腦筋。

相逢一笑泯恩仇

廖承志心裏很清楚，要想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不僅要爭取蔣經國，還要做廣大臺灣民衆的工作，讓他們及時瞭解共產黨和平統一的誠意，要讓他們知道，時隔三十多年之後，大陸方面依舊把他們視爲久別的親人，在等待他們回家。要做到這一點，就得突破臺灣當時非常嚴格的報禁和新聞審查制度，讓臺灣百姓能夠直接看到這些信的內容。

他們採取了“曲線救國”的方式。

樂美真：這封信如何來辦，當時在技術上確實有問題，因爲兩岸不通郵，這封信沒辦法寄。所以當時對臺小組就決定，我們用電報發過去，雖然不通郵，但是在通信方面，我們可以通過第三地來中轉，臺灣可以接收到。我記得一個小花絮，當時這件事還是派我去辦的，那時候這封信，稿子已經經過中央批准了，我就拿去，找到了當時的郵電部對臺機構——當時是研究室，一個劉廣乾同志，一個張忠恕同志，通過電信總局兩條經過第三地中轉的線路發到臺灣。

爲了讓臺灣民衆也能看到這封信，廖公作了細緻周密的安排。他專門找來了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祕書長的楊奇，希望他想盡一切辦法，讓《星島日報》和《華僑日報》巧妙包裝後刊登此信，讓信順利進入臺灣。

樂美真：因爲廖公他長期搞對外宣傳，很瞭解對外宣傳的時效性，尤其他在延安的時候就在新華社工作過，所以他就把當時的香港新華社的負責同志叫來。

這不是楊奇第一次臨危受命，當年“葉九條”在香港的發佈也是由他一手完成的，而那也是一次驚心動魄的經歷。

1981年9月28日，楊奇在接到廖承志的電話後，立即飛到北京。一下飛機，汽車便把他從機場拉到廖承志家中。寒暄過後，廖承志交給他一份葉劍英講話的底稿和一張29日返回香港的機票。

楊奇：廖公開門見山就說，葉委員長的九條建議，還在他手上沒有最後定稿，但是肯定要30日發佈。現在又不能發電報給我們，所以只好——他很客氣了——辛苦你，把它念熟。29日上午你回到香港之後，把它排印出來，在傍晚的新華社國慶招待會上，讓大家都看得到。

那天晚上，楊奇幾乎一夜沒睡，把“葉九條”背了個滾瓜爛熟。第二天下了飛機，他直奔辦公室，把“葉九條”一字不差地默寫在紙上。

9月30日，新華社播發葉劍英對臺灣講話的當天，在香港出席新華社香港分社國慶招待會的兩千多位來賓，也拿到了還散發着油墨味道的“葉九條”文字稿。第二天，各大報紙紛紛刊發了“葉九條”。

此次接受任務回到香港後，楊奇約了《星島日報》總編周鼎、《華僑日報》總主筆李志文下午到利園酒家咖啡屋喝茶。雖然他沒講明希望文章進入臺灣，但兩位老報人一聽是廖承志寫給蔣經國的信，便心領神會。

當時，全香港唯獨這兩份報紙能夠進入臺灣，因此大陸方面對它們寄予厚望。在拿到稿件後，兩家報社也各出良招，讓這封信進入了臺灣百姓的視線當中。

《華僑日報》採取的是全文登出的方式，並且就在《人民日報》刊載此信的同一天。不過，報人們將它放在了較靠後的版面裏，處理得很不引人注目，因此也沒引起臺灣報檢人的注意，順利過關。

而《星島日報》則處理得更爲大膽，在一版頭條位置全文發表。當然，他們爲此想了一個好招。

文章的標題處理得非常巧妙：大標題是“國共昨互促統一，雙方仍各言其志”，副標題則分了兩行，第一行是“孫運璇盼北京放棄共產主義”，第二行則是“廖承志函請蔣經國三度合作”。孫運璇是當時國民黨當局的“行政院長”，把他的名頭放在前面，不失爲極好的屏障。實際上在正文裏，孫運璇的講話內容只有短短兩行，算上標點也僅有四十多個字；而緊接着刊載在後面的就是廖承志寫給蔣經國的信，全文一千多字。就這樣，經過包裝後，這封信成了夾心餅乾，順利通過了臺灣報檢。

臺灣民衆都看到了這封從遙遠的北京輾轉而來的信。

蔣經國自然也看到了。看到這封信以後他有何感想，沒有人能夠猜測得到。從個人來講，他繼續保持着沉默。

但公開的政治身份並不允許他以沉默來應對這封公開信。此時，全世界的華人都已經從信中瞭解了共產黨的態度，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蔣經國身上，期待着他的回應。於是，他回覆了——爲了不違背自己定下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他請出了身爲國民黨中常委的宋美齡，讓她以長輩的名義給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親自給廖承志寫了一封回信，闡述自己對祖國統一的態度。她在信中寫道：“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宋美齡也在信中以長輩的口吻對廖承志“循循善誘”：“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來歸，以承父志，澹泊改觀，養頤天年，或能予以參加建國工作之機會。倘執迷不醒，他日光復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雪竇風光，亦決不必削髮，以淨餘劫，回頭是岸，願捫心自問。款款之誠，書不盡意。”

和廖承志的信其實代表着共產黨高層的態度一樣，宋美齡的這封信也必定代表着國民黨高層的統一立場。然而人們在此信中看到的是因循守舊，是他們雖有統一之志，卻依舊抱着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幻想不放，以高傲的姿態回絕了大陸方面的善意，未免令人備感遺憾。

不過廖承志並沒有因此感到失望。他保持着一貫的樂觀態度，仍然繼續着自己的工作。他對從臺灣歸來的馬璧先生說：“蔣經國先生是不會忘記我的，我也不會忘記他，據我知道他也是思念故鄉的。我在7月致蔣經國的信函中已經說過了，我也可以去臺北同他見面，他若是來北京，我們更是歡迎。”

此後的廖承志，依舊全心投入到各項工作當中。他學識淵博、才華橫溢，生性開朗、豁達，交際廣泛，這些都讓他成爲舉足輕重的人物。他被鄧小平稱爲救苦救難的“活菩薩”，被日本友人稱爲北京的“臉面”，而更多的人則出於尊重，尊稱他爲“廖公”。廖公的人格魅力，讓無數人感懷，也讓無數人備受激勵。

金衝及(時任中共中央文獻辦公室常務副主任)：他那種達觀、豁達、幽默、活潑、機智、果斷，確實也很能吸引人的。

金庸(香港著名報人、作家)：他很開明、很平和，跟我談到世界上各種問題，都很瞭解。廖公很親切，跟我談武俠小說。

魯平(當時任職於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講話非常幽默。他講話沒有稿子的，就是脫口而出，講了足足一個多小時。你聽了以後真是覺得這個人，一點都不八股。但是他講的道理很深，給你的印象很深刻，他能夠深入淺出地把這些中央的方針、整個國際形勢分析得很清楚，真是不簡單、不容易。聽廖公的報告，你絕不會打瞌睡。

1983年6月6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年事已高的廖承志從醫院趕到了人民大會堂，帶病出席了這次會議。他讓工作人員用輪椅把他推上主席臺，堅持聽完了政府工作報告。

然而正當全國人民期望他出任國家副主席的時候，4天后的6月10日，他因心臟病突發，不幸病逝，享年75歲。

而他未竟的事業仍在繼續着。他留下的那封情深意切又條條在理的致蔣信，終究產生了他期望中的效果。

在廖承志身後，隨着大陸方面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交流等相關政策陸續出臺，島內民衆呼籲之聲也日益高漲，臺灣各界人士紛紛對國民黨當局的“三不”政策提出質疑，要求當局審時度勢，順應民意，開放兩岸人員往來。

面對這種局面，蔣經國也開始行動了。他私下派密使沈誠，以香港商人的身份幾度北上進出大陸，暗中傳遞海峽兩岸的信息。

1987年3月19日，沈誠返回臺北，將一封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的信函親手交到蔣經國手上。

6天之後，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蔣經國對楊尚昆的信反覆研讀後，在慈湖書房召見沈誠時說，他覺得中共是有誠意的，國共兩黨高層次的對等談判是可行的。

1987年下半年，蔣經國下令在國民黨中央設立大陸工作指導小組，並先後宣佈瞭解除戒嚴以及開放赴大陸探親的命令。闊別家鄉近40年的國民黨老兵終於回來了，骨肉親人終於得以團聚。

從廖承志的致蔣信，到楊尚昆的密函，再到蔣經國開放臺灣民衆赴大陸探親，兩岸的政治堅冰，終於在骨肉親情的暖流中漸漸地融化，國共兩黨也終於打破了長久的沉默與對抗，開啓了國家統一的偉大進程。

廖承志在其中，居功至偉。

他曾經寫過這樣一首詩：

信信頻催往泰京，

深感雙親愛子情。

忠心爲國難更志，

願做天涯不孝人！

這是寫給一位泰國歸僑知識分子的詩，流露出爲國家、爲民族盡忠效力的豪邁誓言。這恰好也是他自己執著一生、奮鬥一生的寫照。廖承志傳奇一生、坎坷曲折，雖然歷經七次牢獄之災，但是他對革命矢志不渝；特別是在生命的最後的五年中，正是由於他所做的奠基性和開創性的工作，國家統一和經濟建設才得以破冰前行。雖然他沒有親自看到海峽兩岸“大三通”的開啓，但是人們依然對他充滿敬意，人們依然懷念這位豁達開朗、和藹可親的廖公。

（本文摘自《我的中國心》，鳳凰衛視出版中心編著，重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