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男子勸阻廣場舞離世”，別讓無辜者承受維權之痛 | 新京報快評

　　從該男子的經歷看，不僅是“善後”維權難，之前的廣場舞擾民維權，又何嘗容易。

　　文 | 歐陽晨雨

　　這又是一起因廣場舞引發的悲劇。

　　近日，湖南省長沙市一男子因勸阻廣場舞而突發心梗去世，其家屬與事發小區物業簽訂協議，協議中註明物業資助2萬元，最終物業出於人道主義關懷補償了8萬元。對於這一協議，該男子家屬並不認可，稱只是權宜之計，打算回到長沙後起訴物業以及當時跳廣場舞的當事人。

　　因爲勸阻廣場舞——這件生活中的“不起眼小事”而造成“突發心梗去世”的巨大悲劇，這對當事人家庭來說，的確是無法承受的悲劇。

　　雖然目前，尚無法釐清廣場舞大媽擾民對男子去世應付何種責任，但是，擾民、爭吵畢竟是誘因之一，涉事的廣場舞大媽通過某種方式來表達一下歉意，既符合人道主義精神，也能給當事人家庭一點心理慰藉。而至今無人道歉，對當事人家庭的確是另一種傷害。

　　從法律角度看，該男子家屬訴訟維權的訴求理應得到支持。如果有證據表明，該男子突發心梗死亡，與跳廣場舞的當事人發生衝突、物業管理不善存在因果關係，那麼根據《侵權責任法》，對方應承擔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法律責任。

　　具體而言，應賠償損失包括醫療費、護理費、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等。當然，對於物業方面，之前據協議已給予了“8萬元人道主義資助”，這筆費用將來可從法院判決支付的賠償金額中扣除。

　　不過，要真正實現維權成功，實際操作起來可能並不簡單。從目前情況看，突發心梗死亡可以做法醫鑑定，但只能證明危害後果，並不能證明與物業方面的管理失職，以及跳廣場舞的當事人過錯有關。

　　而要證明爭吵與男子突發心梗有關，最有力的證據就是以視頻的形式，證明在爭吵過程中對方有刺激性言語。但問題是監控視頻往往沒有聲音，而涉事對方唯恐避之不及，想要他們自證其罪很難。而即便能找到旁觀者作爲證人，也需要提供其他證據，形成證據鏈，纔有可能被法庭所採納。而舉證的過程，恐怕也並不容易。

　　其實，從該男子的經歷看，不僅是“善後”維權難，之前的廣場舞擾民維權，又何嘗容易。

　　因爲“跳廣場舞的隊伍就在家樓下”，從2016年搬來後，他們一家就在“默默忍受廣場舞的音樂”。爲了讓孩子有個學習環境，該男子“跟他們講把聲音調小一點還是可以跳舞的”，卻沒有人聽。物業方面也反映，“有居民跳舞音量過大打擾到其他業主也不是第一次了”，“經常有業主反映噪音情況”。但是，對於沒有執法權的物業，只能出面協調，實際作用很有限。

　　其實，對於噪音擾民的現象，相關法律不可不謂完備。如《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明確規定，“禁止任何單位、個人在城市市區噪聲敏感建設物集中區域內使用高音廣播喇叭”，“在城市市區街道、廣場、公園等公共場所組織娛樂、集會等活動，使用音響器材可能產生干擾周圍生活環境的過大音量的，必須遵守當地公安機關的規定”。《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違反關於社會生活噪聲污染防治的法律規定，製造噪聲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處警告”，“警告後不改正的，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

　　但令人遺憾的是，現實中卻鮮有廣場舞擾民者被制止和處罰的案例，看似嚴厲的法律條款，往往因爲執行成本和維權成本雙高而淪爲了擺設，這也讓不少民衆深受其擾而無法自救。

　　爲一己私利侵犯公共邊界，是對社會關係的現實危害，如果公權力介入不夠，這一真空就只能由公民自發填補。而公民的這種自力救濟，不僅帶來維權成本過高、矛盾衝突升級等“後遺症”，也無助於廣場舞擾民等問題的真正解決。

　　要避免此類悲劇再度上演，需要進一步完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在保障民衆跳舞健身權利的同時，有關方面也要加強執法，及時制止不法、不文明行爲，讓違法、違規者承擔行政、民事責任，讓民衆的休息權得到保障。

　　□歐陽晨雨（學者）

責任編輯：張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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