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人熱愛迷戀北京或者說老北京,用文字或者藝術創造一個個迷夢。

在衆多北京迷夢中,我們看到最多的,是民國時代的北京,那個被特意稱作北平的城市。對老舍來說,北平是真愛,而“這個愛幾乎是要說而說不出的”。郁達夫說,爲留住北平的秋天,他“願把壽命的三分之二者去,換得一個三分之一的零頭”。

我們都知道導演姜文對北京有着特殊的感情,姜文電影裏,就藏着一個屬於他的永恆的情人,這個情人,就是某個城市,如果要給這個城市找一個最接近的模板,那必然是北京。

姜文根據作家張北海《俠隱》改編的電影《邪不壓正》,在雲南生生造出一個民國的北平,姜文創造了一個屋頂上的世界,如同戴上了濾鏡,屋瓦如浪,如夢如幻,一共四萬平米。

《俠隱》的作者張北海,生於北平、長於臺灣、居於紐約,對北平的印象可以說是淺之又淺,90年代他回過北京多次,那時候北京已經徹底改造過了,幾乎找不到他13歲前在北平生活的影子,《俠隱》可以說是張北海思鄉情結的全面釋放,但是距離真實的北京太遠。

民國北京被各位大家描寫刻畫得詳之又詳、細之又細,但是清末的北京城你瞭解嗎?

華裔日本作家陳舜臣的《悠悠館密案》或許能爲你解決這個問題。

關於《悠悠館密案》

《悠悠館密案》的故事發生在一個風雲鉅變的時期——1903年的中國。當時的清政府處於內憂外患的雙重困境中,宛如俎上魚肉,毫無反抗之力。一方面八國聯軍攻下北京城,清皇室西遷避難,北京只留下慶親王主持與洋人的交涉,另一方面,推翻清廷的革命暗殺活動遍地開花,而日俄兩國在東北三省也正劍拔弩張地醞釀着另一場戰爭。當時,俄國藉口鎮壓義和團,大舉進入東三省地區,並與清政府約定,待戰亂平定之後就撤兵。但後來俄國違約,賴在東北三省不肯走,企圖與清政府簽訂密約,使得侵佔行爲合法化。

與此同時,日本與英國結盟之後,對俄國的外交政策日趨強硬。日本的一些有識之士聯名向當時的日本首相上書稱俄國人的目的是先佔領東北,再進軍朝鮮,最後將矛頭指向日本。此外,日方對東三省也是垂涎已久,怎能眼睜睜地看着這塊肥肉落入他國手中。因此他們提出主戰論,日本國內的輿論也認爲對俄作戰勢在必行,兩者之間的戰火一觸即發。當時,俄國對對日宣戰尚缺乏萬無一失的籌備,而日方必須趁此機會搶得主動權。

在這一真實的歷史背景下,悠悠館的故事緩緩地拉開了帷幕。本書的主人公土井策太郎原是一名古董商人,陰差陽錯之下被派往中國的北京城,主要任務是接近與朝中重臣關係密切的拓本行家文保泰,通過拉攏賄賂他,竊取朝中的重要情報,以便在與俄國的角逐戰中掌握主動權。

然而,就在順利買通文保泰的次日,文被發現屍陳窗門緊鎖的悠悠館,用於賄賂的二十五萬日元不翼而飛。不久,文家管家神祕被殺,侍女芳蘭無故失蹤,最後連土井也遭綁架……日本、俄國、清政府,以及各種地下勢力,悉數捲入其中,整個悠悠館乃至北京城都籠罩在迷霧之中。

在這個動盪不安、人心惶惶的歷史分岔口上,這些大人物或小角色的命運又將何去何從?

很顯然這是一本推理小說。但是陳舜臣的推理小說非常具有特色,“歷史+推理”的搭配是他帶給讀者最深刻的印象,同樣,《悠悠館密案》也不例外,在推理中融入歷史典故和那個時期中國的社會風情可以說是陳氏推理的標配。

北京的夏天似乎很快就要過去了,涼風習習,帶來了些許秋天的氣息。離別兩年之後,土井策太郎再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正值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清朝年號是光緒二十九年。這一年是舊曆閏年,有兩個五月。雖然陽曆九月已經過半,但陰曆上依然寫着七月。

《悠悠館密案》甚至可以當做一本歷史小說來讀。陳舜臣對當時局勢詳細客觀的描述貫穿始終,使得整個故事透露出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

當前,日、俄兩國關係緊張,戰爭一觸即發。

三年前,俄國藉口鎮壓義和團,趁機大舉進入“滿洲”,並與清政府約定,待戰亂平息後就撤兵。但後來俄國違約,賴在“滿洲”不肯走,企圖與清政府簽訂密約,以使侵佔“滿洲”這件事合法化。雙方第一次密約的內容是將“滿洲”的軍政大權交予俄國掌控。當時,盛京將軍在俄國關東總督阿歷克謝耶夫的要挾下妥協了,但清政府並未批准。在隨即進行的第二次密約磋商中,俄國仍不死心,妄圖獲得“滿洲”的軍事、行政和其他權益,但受到日本、英國、美國和德國的警告纔有所收斂。

去年四月,俄國與清政府簽訂了《交收東三省條約》,計劃分三期撤兵,一年半內撤完。第一期撤兵已經實行。第二期撤兵計劃規定,應在今年四月八日前將軍隊撤出盛京和吉林兩個地區,然而俄國政府卻一再拖延,計劃遲遲未能付諸實行。

與此同時,日本與英國結盟後,對俄國的外交政策趨於強硬。東京帝國大學的七名博士聯名向日本首相桂太郎提交意見書。他們認爲俄國人的目的是先佔領東北,再進軍朝鮮,最後將矛頭指向日本,因此他們提出主戰論。日本的國內輿論也認爲對俄作戰勢在必行。

正在這個關鍵時刻,策太郎父親的同鄉好友,也是外務省的一個工作人員,找策太郎商量工作:“現在有一項重要的任務,需要你去北京。你願意去嗎?”

《悠悠館密案》當然也有對當時整個北京城市更爲細緻的呈現,但是纏繞在歷史的細節裏,更添厚重之感,提醒我們這是一個不同於民國北平混亂而又殘酷的北京城。讀罷本書,我們似乎穿越到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和書中人物共同度過了那個劍拔弩張的多事之秋。

北京紫禁城的後面是綠樹掩映下的鐘樓和鼓樓。據說這座巨大的鼓樓是元朝忽必烈所建,用於鳴鼓報時。樓內曾有二十四個大鼓,三年前義和團事件時遭到破壞,如今只剩下三個。鼓樓建築高大,除了一般的報時任務,還用作瞭望臺,相當於北京警備司令部,裏面也駐紮着衛兵。

策太郎也向鼓樓看去。“真是了不起的建築呀!”他好不容易找出這樣一個話題,打破了暫時的沉寂。

“了不起?”王麗英側過臉望着策太郎,嚴肅地說道,“現在這座鼓樓,與其說是在報時,不如說是敲着喪鐘告訴民衆,清朝快滅亡了。”

本書的謎團在今天看來也許並不算十分強大,用於解謎的篇幅也不多,但卻十分詳盡地描述了那個特殊時代的一些歷史事實,可以說是充分體現了作者自身的特色。因此,《悠悠館密案》既可以作爲推理作品來閱讀,亦也作爲歷史作品來欣賞。

陳舜臣其人

陳舜臣是一位華裔日本作家, 原籍爲臺灣省新莊鄉(今臺北市)。在他出生的前一年,因他的父親在日本商社任職,舉家遷到了日本神戶。

1941年,受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影響,年僅17歲的陳舜臣考入了大阪外國語學校(今大阪大學外語學院),成了一名印度語專業的學生。在大學英語課上,他接觸了柯南·道爾的小說,由此開始閱讀福爾摩斯系列小說。1943年9月,由於戰爭的關係,陳舜臣不得不提前從大學畢業,之後留在母校做西南亞洲語言研究所的助手。1945年二戰結束後,由於某些原因,陳舜臣無法繼續留在日本從事學術研究。他曾於翌年返回新莊,在新莊初級中學擔任英語老師。1949年回到神戶後,陳舜臣結婚了,之後便進入父親的貿易公司工作。

陳舜臣35歲時,長女患病,他在病牀邊陪護的過程中,經常閱讀推理小說以消除睏意。他讀了野村胡堂的《錢形平次追捕紀錄》,漸漸產生了想要創作此類小說的念頭。1960年,陳舜臣以筆名“陳左其”參加了“文學界新人獎”的徵稿,創作了小說《在風中》(風のなか),雖然該作品最終止步候選階段,但是堅定了陳舜臣投身文學創作的決心。

1961年5月,陳舜臣的長篇推理小說《枯草之根》(枯草の根)獲得第7屆江戶川亂步獎。對於該作品,日本偵探作家木木高太郎曾盛讚道:“即便在該獎的歷屆獲獎作品中,《枯草之根》都是第一的佳作。”該作品還入圍了翌年的“日本偵探作傢俱樂部獎”。

自此之後,陳舜臣正式開啓了職業作家生涯。1969年,推理短篇《青玉獅子香爐》(青玉獅子香爐)獲得第60屆直木獎。1970年發表的《玉嶺的嘆息》(玉嶺よふたたび)和《孔雀之道》(孔雀の道)同時獲得了第23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至此,陳舜臣成爲了日本文學史上首位“三冠王”。

陳老先生一生筆耕不輟,先後著書200餘本,內容涉及小說、隨筆、對談、漢詩等多種體裁。其中,小說在他的創作生涯中佔據着不可撼動的地位。具體來說,陳舜臣的小說以歷史小說和推理小說居多,這兩者的創作風格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1967年,陳舜臣的第一部以中國近代史爲題材的長篇小說《鴉片戰爭》(阿片戦爭)問世,這部歷時三年創作的小說久負盛名,在日本出過多個版本,暢銷數十年,曾被東京大學作爲近代史的指定教材。正是從這本小說起,陳舜臣確立了自己歷史小說作品的寫作風格。

說到日本的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是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不過他的作品主要是以日本歷史爲素材的。而陳舜臣的歷史小說基本上以中國的歷史爲藍本。很多日本人正是通過他的創作,才逐漸對中國歷史有了具體的認識。

在陳舜臣衆多的歷史小說中,最爲讀者所熟悉的當屬《小說十八史略》(小説十八史略)。人性面的探討,是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全書由二百七十七則故事構成,含括了中國傳說時代至宋朝末年的歷史精華。陳舜臣從人性的角度切入各個歷史層面,使讀者在享受閱讀小說的樂趣之餘,也能賦予原本已熟悉的歷史事件及人物新的觀點,領略不同於以往的讀史趣味。

除了《小說十八史略》之外,作者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歷史小說還有《曹操》(曹操)、(祕本三國志)、(太平天國)等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在日本長銷不衰,同樣也很受中國讀者的青睞。

作者曾這樣說道:“歷史小說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據史料的推理和虛構的混血兒嗎?”這句話用來形容他的歷史小說創作風格再合適不過。縱觀作者的歷史小說,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在參考研究具體史料的基礎上,對細節諸如人物的心理活動、對話、環境描寫等進行了適當的補充,使故事情節更加完善,更具人情味。同時,作者也在故事中融入了個人觀點,從而形成了自身獨特的中國史史觀。

2015年,陳舜臣在日本神戶去世,享年90歲。

雖然日本很早就有“中國歷史小說”這一文學類型,但是大部分僅僅以中國文化爲素材,內容上更多描述的是日本文化日本的思想。然而陳舜臣的中國歷史小說卻並非如此。可以說他在促進日本人對中國人及中國歷史的認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如今斯人已逝,但陳老先生的精神財富卻可以永遠留存,繼續在我們這一代及後世人的心中激起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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