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帥

翻開《史記》本紀篇的前三章，會發現司馬遷對五帝和夏商時期歷史記錄相當粗略。有關多數統治者的記錄，僅限於一個名字，有些有大致的在位時間，而更多的只是一帶而過，講明何人“立”、何人“崩”，幾十年的風雨跌宕，可能就被一帶而過了。不難想象，司馬遷能看到的上古史料也是非常有限的，更何況太史公的記述以嚴謹考究、惜字如金著稱，後人從中挖掘出的蛛絲馬跡，絕大多數時候都能與後世的考古結果相印證。但殷商晚期的“武乙射天”的掌故，卻是《史記》裏非常奇怪的一段史料。

被雷劈死的蹊蹺死法

司馬遷有關武乙的記錄不長：“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這段簡單的文字起碼說了三個重要的信息：其一，武乙不是個賢明的商王，而是“無道”，熟悉《史記》的讀者，都會明白這兩個字意味着什麼，如果不是太史公對這個歷史人物十分厭惡，他不會用貶義色彩如此鮮明的評價，在古代，評價帝王“無道”基本就等同於說他昏庸無能、兇惡殘暴；其二，武乙用所謂“射天”的方式來打擊“天神”（偶像化的天神），這種行爲在中外古代史裏都十分罕見，可謂離經叛道；其三，武乙的死非常蹊蹺，竟然是在打獵時候被暴雷劈死的，算得上是帝王中最罕見的死法之一。

從古籍史料裏看，帝王“射天”之事並非只有武乙一人做過。同樣在《史記》裏，《龜策列傳》就記載，“桀爲瓦室，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彊……”把“射天”的事算在桀紂這類暴君身上，而其情節跟武乙所爲幾乎一模一樣，讓人不禁懷疑這是對桀紂無道行爲的過度誇張。至於另一個著名的“射天”之事，則是《史記·宋微子世家》裏記載的宋康王的掌故：“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

但是，“武乙射天”後發生的雷擊案件，讓此事變得不同尋常，這難免會讓古人想起天道報應之說。而且，太史公在《史記》裏用了“武乙震死”這樣的說法，但其他商王的死，大多被他敘述爲“崩”，這與前文所說對武乙的鮮明貶義評價相契合。

翻遍《史記·殷本紀》，會發現歷代商王的死幾乎都被稱爲“崩”，即使是太甲、陽甲這樣有爭議的商王（比如在其統治時期發生了“殷衰”之事），也沒有被刻薄地說成“死”。當然，商紂王的結局被敘述爲“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這並無意外之處，只是把武乙和紂王放在一個評價等級上，還是讓人覺得十分蹊蹺。

“射天”觸犯了什麼？

在現存的史料裏，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武乙是個荒淫昏庸的商王。相反，武乙挑戰“天神”，比那些在《史記》上只留下一個名字的商王，做了更多打破常規的事情。學術界有觀點認爲，殷商晚期王權與神權鬥爭激烈，“武乙射天”這種近乎荒誕的行爲是爲了挑戰對王權構成威脅的祭祀利益集團，只可惜失敗了，在外出打獵時意外死去，還被污名化爲“震死”“無道”。

這樣的看法並非沒有道理，但仔細推敲後，會發現其解釋力是有限的。正如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在《商文明》中所言，“商代的宗教與商代國家的起源和合法化不可避免地纏結在一起……商王的一切權力都來源於神權統治”，商王本身就是宗教權力與世俗權力合一的存在，即使要挑戰“天神”，也是樁“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生意，對鞏固武乙自身權力也未必有好處。

但是，這種思路背後有個問題是：“天神”具體指什麼呢？如果我們搞錯了“天神”背後的問題，只是將它泛化理解爲神權力量，是否存在偷換概念的問題呢？這就要回到商代宗教文化裏來看了。

古籍文獻裏對商代宗教尤其是祭祀文化的敘述不多，但大量出土的甲骨文材料能幫助我們瞭解這些問題。從目前可見的資料來看，商代宗教包含種類繁多。比如圖騰崇拜，世人對“玄鳥生商”的掌故早已熟悉，此處不必贅述。後來的祖先崇拜可能跟圖騰崇拜有關，世人常言周人沉迷於祖先崇拜，其實商人也喜歡向祖先獻祭，歷代有爲的商王也是保佑後世風調雨順、國富民強的精神寄託。

再就是自然神崇拜和非自然神崇拜，日月星辰、風雨雷電都有可能成爲古人眼中的通神之物，每逢天色變幻，他們會認爲這意味着神靈在表達意志，向塵世傳遞信號。甲骨文中有“出日入日”一類的記錄，驗證了商人眼中太陽運行軌跡的變化，而這些被今人看成自然規律的景象，在當時與軍事征伐乃至日常農事有關。而且，甲骨文裏也有不少向神靈祈雨的記錄，比如“貞帝及四月令雨”“貞生八月帝不其令多雨”之類的卜辭。

至於非自然神崇拜，則是一種對超越自然和凡塵的力量的崇拜，學術界往往稱之爲“上帝崇拜”。在甲骨文裏，“貞帝”之類的卜辭就表達了類似的意思。在商人的精神世界裏，夜空裏滿天的星辰，地表上奔流的江河，以及自己的人生命運，都被“帝”的神祕力量所掌控。

但是，甲骨文裏常見的“帝”和武乙挑戰的“天神”，是不是一回事呢？太史公沒見過甲骨文，《殷本紀》裏所說的“天神”有沒有明確所指呢？或許沒法從卜辭裏找到對應答案，只能在《史記》等文獻裏尋找蛛絲馬跡。

離經叛道的失敗者

經過反覆排查，《尚書》裏《商書·湯誥》裏的一段話讓我喜出望外。這段文字是商湯在“既黜夏命，復歸於亳”後所言：“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兇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肆臺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後，請罪有夏……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中明確提到“上帝”“天神”“天道”等概念，還原這段話的歷史現場，後人簡直可以想象出商湯滅夏時的意氣風發，以及對天道更替、天神威力的信仰。

武乙挑戰的“天神”，或許跟其祖先成湯所言的“天神”是一個概念，而太史公撰寫《史記》時，也勢必參考了相關資料，只是他看了哪些資料後決定選用“天神”二字，後人是無法確知的。但是，在這些蛛絲馬跡裏，“天神”與“上帝”之間的關聯逐漸清晰起來。

其實，在先秦文獻裏，“天神”曾有過多次“亮相”，如《周禮》中所言“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等等。可見，“天神”的內涵雖比較豐富，但大多時候是區分於自然與鬼魅等概念的，也就是上文所言的“非自然神崇拜”。武乙看到了“殷道衰微”的危險，他更嗅到了“非自然神崇拜”（包括天神崇拜、祖先崇拜等）潛在的問題。武乙是個失敗的“射天”者，如果成功，他或許可以和那位神祕的古埃及法老埃赫那吞一樣，通過宗教改革和政治變局來實現對國家的掌控。

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武乙的行爲顯得離經叛道，他或許是失敗的理想主義者，或許只是不願隨時代浪潮一同起伏。很多小人物可以選擇遠離歷史舞臺的中心，可對帝王而言，除了作出搏命般的舉措，他們又怎能避開歷史的跌宕呢？從殷商晚期到武王伐紂，殷周不同的宗教觀念與文化習俗碰撞而交匯，歷史的天命最終歸於周人之手。而在武乙時期，殷商的衰敗已經難以阻攔，統治集團內部也出現了分崩離析、互相爭鬥的局面。武乙選擇“射天”的真實心思，後世永遠無法確知，或許他正是試圖通過與“天神”爭鬥來打造新的王權，可惜的是，他留在歷史上的不是一個突兀的驚歎號，而是巨大的問號與綿延不絕的省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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