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維利里奧｜生前訪談，關於當代生活中失控的加速
原標題：紀念維利里奧｜生前訪談，關於當代生活中失控的加速
法國哲學家、文化理論家、城市規劃專家保羅·維利里奧（Paul Virillio）於2018年9月10日因心臟病去世，享年86歲。維利里奧最重要的思想圍繞“速度”展開，他認爲“時間加速改變了人類與世界的關係”，“技術的進步使速度成爲現實本身”，而“對即時性的膜拜爲我們的文明帶來了深遠的困擾。”
十年前，他與著名攝影家雷蒙·德帕東（Raymond Depardon）共同策劃了題爲《故土》的展覽，在卡地亞當代藝術基金會展出期間，他接受法國《新觀察家》雜誌的採訪，分析了當時金融危機的根源，提到法國高鐵（TGV）爆炸式發展對社會的衝擊，並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縮小的世界”裏。哲學家辭世之際，《新觀察家》再次刊載了這篇訪談，其中的一些洞見在今天看來仍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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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哲學家、文化理論家、城市規劃專家保羅·維利里奧（Paul Virillio）於2018年9月10日因心臟病去世。
當前（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一起偶然事件嗎？
保羅·維利里奧：啊不！這是一場徹底的事故。有人認爲它是系統性的，成系統的事故，還能說是偶然嗎？顯然不能。我們所面臨的這種新的偶然形式質疑了進步的本質。人們拿這場危機和1929年相比，其實目前混亂的根源應該到1987年“程序化交易”引發的股災裏去找，正是在那時候，股票實現了聯網實時交易，虛擬流也就與現實完全脫節了。實時證券交易所大批湧現出來，大量信息流以光速運行。正是當時紐約的所謂“大爆炸”導致了20年後的信貸“大坍縮”：程序失去控制，計算“金融與概率”的數學系統複雜到非理性。數學已完全滲透到經濟思想中。資本被速度控制，銀行再也不能掌控它的去向。資本的全球大遷徙是一件大事，我們不知道風險何在，而它的毒性已經在網絡空間蔓延開來！
整個人類歷史都建立在地理的基礎上：地產、礦藏、土壤……humain（人類）這個詞就來自humus（土壤表層易於種植的腐殖質）。這次危機從次級房屋信貸開始爆發並不是偶然，次貸意味着地產、房產。不動產主導了歷史：在雅典，必須擁有產業才能成爲公民。我們社會的加速發展開始於19世紀交通運輸方式的革命。第二次加速則始於信息數據傳輸方式的革命。第三次加速正在醞釀，芯片技術的發展將帶來人體器官移植術的革命。速度不僅侵佔了社會肌體，它正在進一步侵入人類的肌體本身。
當前的這場革命推崇瞬時性、普遍性和同時性，簡而言之就是神明的所有屬性。雖說我們的現代社會是世俗社會，我們卻在一面操縱着神性一面否認它的存在。如果時間就是金錢，那速度就是權力。大商家們推崇“即時制（JIT），零庫存”， 所謂即時制管理就是使生產加速，而零庫存就是要使積壓清零。生產速度與庫存累積這一資本主義的重要矛盾到今天已全面崩潰。
您和雷蒙·德帕東策劃這個展覽，核心概念就是“速度”。你們兩位就像一對矛盾體：德帕東是遊走在鄉村世界的流浪者，以緩慢的速度見證了鄉村人羣的消亡；而您足不出戶，卻在規劃城市，爲速度和虛擬世界構建理論。是什麼讓你們走到一起呢？
維利里奧：是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正是它造就了歐洲的歷史。我是一個意大利偷渡客的孩子，而德帕東是個農民。他代表的是鄉村生活，是紮根立足，是地緣政治，而我這邊則是城市，是離鄉背井，還有如今的舉族遷徙。這是一個人們從逃離鄉村到繼而逃離城市的時代。人口超過兩三千萬的大都市是城市和定居生活的失敗，無論對政治家、經濟學家還是城市規劃者來說都是聞所未聞的。城市就是積累，兩三千萬人的大都市也是資本積累的失敗產物。
我們倆的矛盾之處在於，雷蒙信奉安定卻從不停止旅行，而我談論速度和旅行卻不愛出門。我的思考關注路徑，而他作爲攝影師更關注主體。不過當今的全球離域化開啓了一個新的紀元，就像先哲們談論“客觀性（objectivité）”、“主觀性（subjectivité）”那樣，我將其稱之爲“路徑性（trajectivité）”。
今天數以百萬計的移民難民到處被驅趕、圈禁，流離失所、輾轉奔逃……這種史無前例的現象給當今世界帶來了何種變化？
維利里奧：目前約有2億人生活在他們的原籍國家之外。預計在未來40年裏，由於經濟差距、全球變暖、自然災害或戰爭的原因，移民人數將接近10億，這些人都必須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被重新安置。人口的流向逆轉了，從過去的殖民地湧向前殖民國家。這場前所未見的移民危機重新定義了定居與遊牧的區別。
此刻這些人類遷徙現象，一面是定居者得益於互聯網、手機等信息技術可以四海爲家，一面則是流浪者無處安身，只能輾轉於並沒有指向去處的“暫居過渡”營地。這些難民過境營不僅駐紮在各國之間，還有的就在某些國家領土內部，不僅取代了昔日的貧民棚戶區，還在取代一些城市。被所有邊界剔除在外的人們聚居起來，形成人口稠密的特大都市，對安於“城外”生活的人們構成了實實在在的競爭。
在我們的社會中，曾經是定居者統治流浪者。我們的整個歷史都是關於遊牧社會如何演變爲領土社會。這種模式被顛覆了。我提到“城外”生活，是因爲我們正朝着一種運動中的城市發展，城市裏的宜居空間將不再是固定居所，而是交通工具。今天，大批人從城市向“城外”出走，向電信機構、機場、火車站、港口所組成的流動城市遷徙，這些地方構成了全球化的十字路口。
矛盾的是，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樹立如此多的牆壁，挖掘如此多的隧道。自1989年柏林牆倒掉，近20年過去了，人們在美國和墨西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又建起了十多面牆，甚至在一些城市內部，如意大利帕多瓦等地建造了用來隔離羅姆人社區的柵欄。
這些現代遊牧民族的身份究竟是什麼呢？
維利里奧：新的遊牧民族在首都的人行道上或過境營地裏安營紮寨，交通工具成了人們的新居所。古代城市被看作是選舉的地點，有“選定居所”（élire domicile）之意。選舉之地包含場所、禮儀和身份的涵義。而今天，一座城市就是出城的地方。這樣的全域城市無處不在，又哪兒也不存在。這種現象挑戰了“身份”概念的地域性。
今天，正如國家信息與自由委員會早就擔心的那樣，人的身份已經讓位於個體的可追溯性。我們不僅會被攔下來，還會被追蹤，定居證明變得毫無用處。“軌跡測量”取代了地理學。定居者也被不停定位，永遠處在監控之下，電信傳輸速度爲這場無休止的狩獵提供了便利。這樣一個人還如何保持其原生身份？有一名消防員告訴我，他曾經在火車上幫人接生，當時的人會把火車停下來，以確保孩子有一個出生地！而今天，高鐵可不會停下來了！
城市文明也曾代表了友好共處的舉止……
維利里奧：是的，城市化在過去代表了文明禮貌，如今卻讓位於咄咄逼人的戾氣。爲什麼呢？因爲人們不再認識彼此了。城市規劃中的輪換率，即一個人在同一所住宅的居住時間，在我年輕時是10到15年，如今只有4到5年。輪換速率的提高降低了社交性。人們要花15年來交朋友，而在一些輪換率只有2年的大型綜合社區，鄰里間根本無法建立聯繫。這就是人們永遠彼此懷疑，缺乏安全感的原因。
您曾說過我們正眼看着這個世界越來越縮小。這是爲什麼？
維利里奧：我想說的是這個世界變得有限了。地球對我們來說已經太小，科學已窮盡了它的資源和空間。地理學終結了。我們正面臨世界縮水的危機。人們對速度進步所造成的污染避而不談。時間縮減讓地域變得貧瘠，“自然質樸的偉大”就沒落了！
（杜甦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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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他與著名攝影家雷蒙·德帕東（Raymond Depardon）共同策劃了題爲《故土》的展覽，在卡地亞當代藝術基金會展出期間，他接受法國《新觀察家》雜誌的採訪，分析了當時金融危機的根源，提到法國高鐵（TGV）爆炸式發展對社會的衝擊，並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縮小的世界”裏。哲學家辭世之際，《新觀察家》再次刊載了這篇訪談，其中的一些洞見在今天看來仍具有現實意義。
當前（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一起偶然事件嗎？
保羅·維利里奧：啊不！這是一場徹底的事故。有人認爲它是系統性的，成系統的事故，還能說是偶然嗎？顯然不能。我們所面臨的這種新的偶然形式質疑了進步的本質。人們拿這場危機和1929年相比，其實目前混亂的根源應該到1987年“程序化交易”引發的股災裏去找，正是在那時候，股票實現了聯網實時交易，虛擬流也就與現實完全脫節了。實時證券交易所大批湧現出來，大量信息流以光速運行。正是當時紐約的所謂“大爆炸”導致了20年後的信貸“大坍縮”：程序失去控制，計算“金融與概率”的數學系統複雜到非理性。數學已完全滲透到經濟思想中。資本被速度控制，銀行再也不能掌控它的去向。資本的全球大遷徙是一件大事，我們不知道風險何在，而它的毒性已經在網絡空間蔓延開來！
整個人類歷史都建立在地理的基礎上：地產、礦藏、土壤……humain（人類）這個詞就來自humus（土壤表層易於種植的腐殖質）。這次危機從次級房屋信貸開始爆發並不是偶然，次貸意味着地產、房產。不動產主導了歷史：在雅典，必須擁有產業才能成爲公民。我們社會的加速發展開始於19世紀交通運輸方式的革命。第二次加速則始於信息數據傳輸方式的革命。第三次加速正在醞釀，芯片技術的發展將帶來人體器官移植術的革命。速度不僅侵佔了社會肌體，它正在進一步侵入人類的肌體本身。
當前的這場革命推崇瞬時性、普遍性和同時性，簡而言之就是神明的所有屬性。雖說我們的現代社會是世俗社會，我們卻在一面操縱着神性一面否認它的存在。如果時間就是金錢，那速度就是權力。大商家們推崇“即時制（JIT），零庫存”， 所謂即時制管理就是使生產加速，而零庫存就是要使積壓清零。生產速度與庫存累積這一資本主義的重要矛盾到今天已全面崩潰。
您和雷蒙·德帕東策劃這個展覽，核心概念就是“速度”。你們兩位就像一對矛盾體：德帕東是遊走在鄉村世界的流浪者，以緩慢的速度見證了鄉村人羣的消亡；而您足不出戶，卻在規劃城市，爲速度和虛擬世界構建理論。是什麼讓你們走到一起呢？
維利里奧：是城市和鄉村的對立。正是它造就了歐洲的歷史。我是一個意大利偷渡客的孩子，而德帕東是個農民。他代表的是鄉村生活，是紮根立足，是地緣政治，而我這邊則是城市，是離鄉背井，還有如今的舉族遷徙。這是一個人們從逃離鄉村到繼而逃離城市的時代。人口超過兩三千萬的大都市是城市和定居生活的失敗，無論對政治家、經濟學家還是城市規劃者來說都是聞所未聞的。城市就是積累，兩三千萬人的大都市也是資本積累的失敗產物。
我們倆的矛盾之處在於，雷蒙信奉安定卻從不停止旅行，而我談論速度和旅行卻不愛出門。我的思考關注路徑，而他作爲攝影師更關注主體。不過當今的全球離域化開啓了一個新的紀元，就像先哲們談論“客觀性（objectivité）”、“主觀性（subjectivité）”那樣，我將其稱之爲“路徑性（trajectivité）”。
今天數以百萬計的移民難民到處被驅趕、圈禁，流離失所、輾轉奔逃……這種史無前例的現象給當今世界帶來了何種變化？
維利里奧：目前約有2億人生活在他們的原籍國家之外。預計在未來40年裏，由於經濟差距、全球變暖、自然災害或戰爭的原因，移民人數將接近10億，這些人都必須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被重新安置。人口的流向逆轉了，從過去的殖民地湧向前殖民國家。這場前所未見的移民危機重新定義了定居與遊牧的區別。
此刻這些人類遷徙現象，一面是定居者得益於互聯網、手機等信息技術可以四海爲家，一面則是流浪者無處安身，只能輾轉於並沒有指向去處的“暫居過渡”營地。這些難民過境營不僅駐紮在各國之間，還有的就在某些國家領土內部，不僅取代了昔日的貧民棚戶區，還在取代一些城市。被所有邊界剔除在外的人們聚居起來，形成人口稠密的特大都市，對安於“城外”生活的人們構成了實實在在的競爭。
在我們的社會中，曾經是定居者統治流浪者。我們的整個歷史都是關於遊牧社會如何演變爲領土社會。這種模式被顛覆了。我提到“城外”生活，是因爲我們正朝着一種運動中的城市發展，城市裏的宜居空間將不再是固定居所，而是交通工具。今天，大批人從城市向“城外”出走，向電信機構、機場、火車站、港口所組成的流動城市遷徙，這些地方構成了全球化的十字路口。
矛盾的是，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樹立如此多的牆壁，挖掘如此多的隧道。自1989年柏林牆倒掉，近20年過去了，人們在美國和墨西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又建起了十多面牆，甚至在一些城市內部，如意大利帕多瓦等地建造了用來隔離羅姆人社區的柵欄。
這些現代遊牧民族的身份究竟是什麼呢？
維利里奧：新的遊牧民族在首都的人行道上或過境營地裏安營紮寨，交通工具成了人們的新居所。古代城市被看作是選舉的地點，有“選定居所”（élire domicile）之意。選舉之地包含場所、禮儀和身份的涵義。而今天，一座城市就是出城的地方。這樣的全域城市無處不在，又哪兒也不存在。這種現象挑戰了“身份”概念的地域性。
今天，正如國家信息與自由委員會早就擔心的那樣，人的身份已經讓位於個體的可追溯性。我們不僅會被攔下來，還會被追蹤，定居證明變得毫無用處。“軌跡測量”取代了地理學。定居者也被不停定位，永遠處在監控之下，電信傳輸速度爲這場無休止的狩獵提供了便利。這樣一個人還如何保持其原生身份？有一名消防員告訴我，他曾經在火車上幫人接生，當時的人會把火車停下來，以確保孩子有一個出生地！而今天，高鐵可不會停下來了！
城市文明也曾代表了友好共處的舉止……
維利里奧：是的，城市化在過去代表了文明禮貌，如今卻讓位於咄咄逼人的戾氣。爲什麼呢？因爲人們不再認識彼此了。城市規劃中的輪換率，即一個人在同一所住宅的居住時間，在我年輕時是10到15年，如今只有4到5年。輪換速率的提高降低了社交性。人們要花15年來交朋友，而在一些輪換率只有2年的大型綜合社區，鄰里間根本無法建立聯繫。這就是人們永遠彼此懷疑，缺乏安全感的原因。
您曾說過我們正眼看着這個世界越來越縮小。這是爲什麼？
維利里奧：我想說的是這個世界變得有限了。地球對我們來說已經太小，科學已窮盡了它的資源和空間。地理學終結了。我們正面臨世界縮水的危機。人們對速度進步所造成的污染避而不談。時間縮減讓地域變得貧瘠，“自然質樸的偉大”就沒落了！
（杜甦 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