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戰期間的報紙雜誌和著作中，總是充斥着各類超自然現象的傳奇故事。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超自然思維不僅是由於戰爭對社會的影響，而是因爲這種對神祕的信仰在1914年之前一直還流行着。到底一戰期間有着怎樣的超自然傳奇？

2001年，一位名叫丹尼·沙利文(Danny Sullivan)的建築師聲稱，他在蒙斯一家舊貨店翻找東西時，發現了一部記錄有天使的影像資料。不出所料，這是一場騙局，就像有人聲稱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爲這段視頻支付了35萬英鎊一樣。但沙利文所聲明的這份影像資料的出處非常有趣，他創造了一位名叫威廉·多伊奇（William Doidge）的精神研究人員。沙利文聲稱，多伊奇曾經在1914年8月的蒙斯戰役中與蘇格蘭衛兵作戰，而在蒙斯，有英國士兵聲稱真的看到了天使。在此之前，天使是在很久以後，也就是1952年才於科茨沃爾德被攝影機拍攝到的——當然，這個故事雖然衆所周知，但也被證明沒有任何現實依據。

1914年9月，威爾士作家阿瑟·馬肯（Arthur Machen）在《倫敦晚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爲《弓箭手》的小說。裏邊提到來自阿金庫爾戰役（發生於1415年10月25日，是英法百年戰爭中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役）的幽靈弓箭手在蒙斯幫助英國遠征軍。令他沮喪的是，這個故事被廣泛認爲是真實的，一個“謠言的雪球”變成了“最確鑿的事實”。“如果說我在文法上失敗了，”馬肯後來寫道，“那麼，我在不經意間，在欺騙的藝術上成功了。”

從戰爭中進入一個充滿魔幻思維和神祕經歷的鬼怪世界

《一場超自然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魔法、占卜和信仰》（A Supernatural War: Magic, Divination and Faith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 歐文·戴維斯（Owen Davies） 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年2月精裝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著名的超自然故事是阿瑟·馬肯的創作，但在當時的前線，卻有許多關於超自然現象的真實報道。在《一場超自然的戰爭》中，歐文·戴維斯帶領我們從戰爭中進入一個充滿魔幻思維和神祕經歷的鬼怪世界。歷史學家湯姆·格里菲思(Tom Griffiths)寫道，“歷史上最偉大的美德是堅定不移的複雜性。”這就是我們在戴維斯的書中所看到的。他筆下的占卜師既是治療者，又是騙子;他筆下的靈媒既是顧問，也同樣是騙子。科學與魔法、理性和宗教之間不存在對立，因爲這些二分法會掩蓋其間的錯綜複雜和矛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人們普遍認爲，這場戰爭使得“迷信”的信仰和習俗得到了極大的復興。教會對護身符和人們佩戴護身符表示擔憂，國際媒體卻對占星者和先知的預言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一些國家當局由於擔心這會對公衆士氣造成影響，而定期對占星者和靈媒進行打壓。但另一方面，在戰場上，所有國家的士兵都試圖通過魔法和宗教儀式來庇佑自己；在家庭裏，人們同樣試圖通過尋找通靈者和神祕學家，以便了解遠在他方的親人們的命運，或與他們的靈魂進行交流。即使拋開對戰爭的擔憂不談，被懷疑是女巫的人仍然會受到虐待，但人們也會繼續求助於魔法和魔法師，以獲得個人庇佑、愛情或者成功。

歐文·戴維斯揭示和審視了關於超自然力量在戰爭年代中的作用和信仰，通過當代觀點，探討了西方二十世紀早期更爲廣泛的社會問題：戰時超自然的神祕學，以及這場戰爭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人們對通靈和魔法的普遍信仰和關注的延續。戴維斯在《一場超自然的戰爭》中揭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故事，講述了一個充滿神祕力量的世界中的那些非凡的人物。

1914年的歐洲註定要經歷一場鉅變

在許多人看來，1914年的歐洲註定要經歷一場鉅變。1908年出版了軍事科幻小說《空中的戰爭》(the War in the Air)一書，在書中，作者以其先知般的想法、圖像和觀念，使用太空飛船用於戰事以及即將來臨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小說的英雄是一個“思想超前的年輕人”，也是一個“自行車工程師”。但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並不是唯一一個構思這場重大沖突的人。

《1897：英國的偉大戰爭》（The Great War in England in 1897），威廉·勒·奎克斯（William Le Queux） 著，?CreateSpace?Independent?Publishing Platform2016年4月版。幾年前，《每日郵報》(Daily Mail)連載了記者威廉·勒·奎克斯（William Le Queux）的一部關於入侵德國的小說。在他創作於1894年的《1897：英國的偉大戰爭》一書中，奎克斯將德國列爲英國對抗法國和俄羅斯的盟友。這些虛構的故事對神祕主義和歷史預言進行了補充——從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到18世紀的預言家喬安娜·索恩科特，古老的預言獲得了全新的解讀。在法國，公元七世紀，聖徒奧迪爾曾經預言德國將在一場大戰中被擊敗。德國也有類似的記載，比如一本由提洛爾僧侶寫於1717年的小冊子，裏面預言了一位德國王子將獲得勝利，這本書被重新發現於1821年，並於1916年出版。

《1897：英國的偉大戰爭》於1894年首次出版於倫敦。和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一樣的神祕學者們吹噓着自己早在1910年就成功預言了即將來臨的戰爭。在1909年至1912年間，泰丁頓的一位靈媒曾多次通靈過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Gaius Julius Caesar），他轉述了愷撒關於“陽光下微笑的玉米地裏的紅色罌粟”的警告。長期以來，巴黎名人底比斯夫人（Madame de Thebes）一直在預測普魯士軍國主義在最後一場戰爭中的消亡，法國將在這場戰爭中“重新煥發活力”。占星家們重新找到了觀衆，就像他們在過去幾個世紀裏所作的那樣——唯一的差異是大衆媒體對他們給予的宣傳。

愷撒遇刺（公元前44年）。

人們把戰爭和天啓聯繫在一起

基督教類型學提供了另一種解釋框架。無論是基督教神祕主義者還是表現主義者，比如馬克斯·貝克曼和奧托·迪克斯，每個人都把戰爭與天啓聯繫在一起，要麼是幻象隱喻，要麼是準確的預言。一位聖經學者評論道：“在整個基督教史上，從來沒有反基督者如此得意洋洋地宣稱自己的力量。”

馬克斯·貝克曼《鳥的地獄》。畫作以剛勁有力的筆觸及鮮豔奪目的色彩，將觀者帶到陰森可怕的地下世界，目睹鳥形怪物對人類施以酷刑。

從戰爭爆發以來，關於神祕力量的故事比比皆是。法國天主教軍隊在馬恩戰役和俄羅斯東正教軍隊在奧古斯托夫戰役中報告說看到了聖母瑪利亞。一位在蒙斯負傷的英國軍官說:“我並不喜歡唯心論。但是，當你一次又一次地親身經歷這些事情的時候，你就會不由自主地想，其中一定有某種東西。”戰場上的幽靈並不新鮮：羅馬軍團看到了卡斯特和波利克斯;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士兵們看到了聖人。沃爾特·斯科(Walter Scott)

認爲這很自然:“一名士兵從另一名士兵那裏獲得靈感;所有人都急於承認眼前的奇蹟，在發現錯誤之前，他們就已經贏得了這場戰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它的機械化屠殺，還在於它將新舊思維習慣緊密結合在了一起。心理學、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等新興學科意識到，在20世紀，人們呈現出對迴歸傳統的渴望。美國心理協會的首任主席格蘭維爾·斯坦利·霍爾認爲，蒙斯的天使，正是社會壓力的迷人體現：“戰爭讓人們如此緊張。”法國曆史學家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

興奮地看到戰壕裏“口頭傳統的奇妙復興”。人們通過電話或者電報，簡單地傳遞着幾句毫無根據但對聽者來說卻意義重大的謠言。以美國遠征軍的身份在法國服役的人類學家拉爾夫·林頓（Ralph Linton，美國文化人格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認爲，士兵們的護佑儀式和澳大利亞土著人的圖騰主義幾乎沒有什麼區別。

梵蒂岡的觀點認爲接觸靈魂是邪惡的

現代性的另一個方面是對有組織宗教的信心危機。天主教比英國國教（Church of England）更好地經受住了這場風暴，因爲它配備了令人安慰的儀式以及一系列的聖人和天使。許多英國國教牧師發現他們的服務被遺棄了，因爲天主教牧師提供更加優越的精神寄託。另一方面，天主教會譴責唯靈論者爲惡魔，而英國國教與靈媒的關係則更爲矛盾，他們認爲任何產生持久精神的東西都值得寬容。博迪牧師(Reverend A.A. Boddy)是英國聖公會(英國的國家教會及安立甘宗的母教會)的一名牧師，他曾在前線服役(他認爲戰爭預示着第二次降臨)：一名抬擔架的人說，他在一次轟炸中進入戰壕，發現這些人在“一羣天使”的監督下“祈禱”，所有在場的人都能看到他們，沒有人受傷。博迪牧師在一本名爲《蒙斯的真正天使》（Real Angels of Mons）的小冊子中提到了這個故事。

儘管博迪牧師對神祕學充滿熱情，但他認爲唯心論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並同意梵蒂岡的觀點，即接觸靈魂是邪惡的。相反，一位名叫菲爾丁·菲爾德的倫敦牧師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問道:“唯心論是魔鬼的嗎?”他不這麼認爲，併爲英國人民瞭解真相的權利辯護:“他們的丈夫和兒子每天都在被殺害，他們需要一些活生生的、合理的指導和教誨。”唯靈論家堅持認爲，他們的服務對新死者來說是必要的，新死者的靈魂處於傷痕累累和困惑的狀態。一旦新死者在面紗後面舒適地安頓下來，靈魂們就會返回戰場去幫助天使和白人同伴，而這些由靈魂組成的軍團每天都在擴大。

不是每個士兵都在前線有過超自然的經歷，但到1918年，對魔法和靈性的信仰已經普及。護身符是普遍存在的。士兵們戴着心形護身符、石南花枝、四葉三葉草、兔子的腳、微型馬蹄、有洞的鵝卵石（傳統上是一種驅除巫婆的東西），以及描繪聖人、天使、基督和聖母的天主教徽章。德國人帶着“天堂信（Himmelsbriefe）”——據說是基督寫的。提洛爾軍隊的內衣裏縫着蝙蝠的翅膀，塞爾維亞人戴着第納爾腰帶，阿布魯佐的士兵們在戰鬥前會在肩膀上撒上幾撮當地的土——這是一種便攜式的家園，就像一位愛爾蘭軍官珍愛的一塊煤塊。被子彈和彈片刺穿的聖經被認爲具有預防魔力，就像在英國和美國內戰期間一樣。高地兵團的一名士兵對着他叔叔在布爾戰爭中攜帶的一塊黑石頭起誓，這塊石頭是另一位祖先在滑鐵盧攜帶的。符咒貿易開始變得流行，最爲昂貴的是用貴重金屬和寶石做成的吊墜——但廉價的小飾品更爲典型。製造商會在報紙上登廣告，最受歡迎的護身符之一是“fums up”，一個由金、銀或黃銅製成的小嬰兒（或侏儒），通常有一個木製的頭（這樣主人就可以“摸木頭”）。這些護身符有的戴在錶鏈上，有的戴在胸針上，有的藏在服務禮服的口袋裏。象徵財富和保護的符文、符號、萬字符也很受歡迎，動物吉祥物也是如此——從鸚鵡到烏龜再到小熊。在埃及的澳大利亞軍隊設法抓住了一隻袋鼠;新西蘭人在法國養了一頭叫摩西的驢。

超自然思維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這不僅是因爲戰爭對社會的影響，而是因爲這種信仰在1914年之前就已經流行。大蕭條給戰後的政治焦慮增加了經濟上的不確定性，而這反映在占星術和曆書的不斷增長上。1930年，《星期日快報》(Sunday Express)開設了英國第一個占星術專欄。根據一項大規模觀察調查，在短短几年內，倫敦三分之二的女性相信未來是由星星預測的(只有五分之一的男性承認這一點)。到1942年，《大衆觀察》估計大約有一半的英國人相信某種超自然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更多關於幻想和預言的故事，這些故事在德國被壓制，因爲它們不利於國家對真理和權力的壟斷。

在歐美人們仍然相信女巫的存在

《格里莫伊爾：魔法書的歷史》（Grimoires: A History of Magic Books），歐文·戴維斯（Owen Davies） 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除此以外，如果想要更多瞭解關於魔法的故事，同樣由歐文·戴維斯撰寫的《格里莫伊爾：魔法書的歷史》是個不錯的選擇。出現於中世紀晚期的格里莫伊爾（Grimoires）也被稱爲魔典，它是中世紀最爲古老的魔法書。沒有任何書會比恐懼更加令人恐懼，也沒有任何書會比恐懼更加受到重視和尊重。在《格里莫伊爾：魔法書的歷史》中，戴維斯闡明瞭這些未經發掘的書所具有的許多迷人的形式，以及這些書所擁有的一切。很難解釋魔法的善良與邪惡，就像無法解釋魔法本身一樣。在它們最善良的時候，這些被禁止的知識揭示瞭如何製造強大的護身符和魔法符號，提供治癒疾病、尋找愛和驅邪的魔力和咒語。但在另外一些書中，也提供瞭如何控制無辜受害者，甚至如何召喚魔鬼。戴維斯追溯了這一極具彈性和適應性的流派的歷史，從古代中東到現代美國，爲西方文明在過去兩千年的基本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這本書展示了魔法和魔法寫作對世界文化的影響，豐富地展示了它們在基督教傳播、文化成長和西方傳統從殖民時代到現在的影響中所起的作用。正如《月亮的勝利:異教巫術史》(The Triumph of The Moon: A History of Pagan witch)的作者羅納德·赫頓(Ronald Hutton)所言，“這是一個驚人的成就，不僅因爲它的研究深度，而且因爲它的廣度，從馬薩諸塞州到馬提尼克島，再到毛里求斯。它一定會成爲這方面的經典著作。”顯然，這是一部包羅萬象、引人入勝的歷史。

需要提醒的是，如同相信魔法的存在一樣，英國、歐洲大陸和美國各地的人們仍然相信女巫的存在，並且在法律已經被廢除很久以後，仍然支持用暴力對抗巫術。在鄉村地區，這種觀念非常普遍，在城鎮裏盛行的則是唯心論，或者如它的批評者所描述的“現代巫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