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個公開宣示要以馬列主義爲理論依據和行動指南的黨。理論先行，以理服衆，事實上也是革命戰爭年代中共內部政治運行的一個重要特徵，這也就不可避免地對歷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毛澤東是在長征後半期成爲中共中央軍事工作最高負責人的，但當時的他還沒有發表出版過理論性的著述。紅軍北上陝北後，曾經計劃東征山西北上綏遠，身爲軍事負責人，他一度也考慮過對日作戰的可能與方法問題。但是，這之後一年多，國共關係、中日關係，包括軍事及戰場形勢一直處在急劇複雜的變化中，對日作戰問題反而沒有能夠提上議事日程。這種情況直至1937年8月下旬抗戰全面爆發，紅軍改編成八路軍開赴對日作戰前線後，才真正開始成爲全黨關注的重點，甚至形成了相當尖銳的意見分歧和爭論。又經過了半年左右的時間，即到1938年春，國共關係的狀況、中日戰爭的大勢，以及戰場特點等基本情況都大體上變得清晰了之後，毛澤東對中日戰爭，特別是對中共及其軍隊在這場戰爭中的作用及戰法的看法，才基本固定。也因此，到這一年春夏之交，毛澤東才得以初步形成了他的持久戰的戰略思想，並一氣完成了《論持久戰》一文的寫作。

在這裏要特別強調的，是一個過去鮮有人提到的情況。即在1936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北上陝北之前，由於環境和條件所限，毛澤東幾乎沒有可能系統閱讀馬列理論著作。其個人偏好軍事指揮，卻從未讀過專門的軍事理論方面的書籍。直到1936年下半年，特別是1937年以後，他纔開始有了較充裕的時間，並有條件獲得較多的書籍資料，因而開始了一段對各種理論知識和文化知識“惡補”的過程。但是，在1936-1937年間，毛澤東首先把較多時間用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唯物史觀著作的學習、理解和研究上。進入1937年冬1938年春，他才轉而開始集中精力查找和閱讀一些軍事理論著述，用以幫助梳理和構建自己的抗日軍事戰略思想。也正是由於這一時間的過程過於短促，我們今天所看到的1938年5月和7月毛澤東署名的兩篇研究抗日戰爭軍事問題的長論文，前一篇《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還是集體著述的成果，後一篇《論持久戰》才基本上是毛澤東自己獨立撰寫完成的。

本文試圖用盡可能簡要的方式，梳理並說明在當時急劇變動的政治軍事大背景下，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文所闡述的戰略思想具體是如何形成的，和他爲什麼必欲撰寫這樣一篇較具理論性的軍事論文。

《論持久戰》

西安事變前毛澤東在對日軍事問題上的應對

1937年夏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毛澤東曾兩度花時間就中共未來軍事戰略問題進行過思考和研究。最初是在1935年底，當時中央紅軍初到陝北，準備東征山西，然後北上綏遠，以便打通蘇聯，接取援助。注意到此舉不可避免地會讓日本感受到威脅，以至出兵干涉，中共中央曾專門就此有過研究和討論。中共黨政軍領導人都很清楚，北上之後，要同時面對南京國民黨和日本兩大敵人，總共不過1萬人的紅軍主力所面臨的困難和危險甚至可能比江西時期或長征中更大，因此，對日作戰非抱定“持久戰”的思想不可。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和會議後，毛澤東曾兩度闡述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而言，他的基本看法是，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太大，紅軍目前還只能“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纔會“同日本軍隊發生部分的戰鬥（晉綏察方面）”。紅軍真想要對日作戰，至少要花一年的時間“猛烈擴大紅軍”至20萬，同時還要“在一切省份發展游擊戰爭”。因爲在他看來，再“猛烈擴大紅軍”，雙方力量對比仍舊是極其懸殊的，故對紅軍來說，游擊戰是再重要不過的一種作戰形式了。在這種情況下的游擊戰，就不能簡單地視爲戰術問題，而必須要從戰略高度來認識才行。

1936年春的東征作戰未能達成轉進綏遠的目的，在國民黨中央軍的壓迫下，紅軍不得不返回陝北，轉而西征。因此，計劃中的與日軍發生衝突的情況並未出現。相反，整個1936年，陝北紅軍或東征、或西征，都是在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故這一年12月，毛澤東首度依據遵義會議決議的思路，在紅軍大學發表了一個着力於總結此前軍事鬥爭經驗教訓的演講，但這篇演講從題目到內容都沒有談到對日戰爭的問題。

毛澤東這篇演講顯然想要總結一下“十年血戰史的經驗”，清理和批判造成蘇區軍事鬥爭失敗的黨內錯誤觀點，以便正確指導紅軍與國民黨軍接下來的戰爭，因此他也力求能站在戰略的高度來總結經驗。他認爲，紅軍在南方的失敗，根本在於當時的領導人不瞭解中共革命的兩大特點，即中國是一個大國，並且是“經歷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濟發展都極不平衡，因而“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迴旋的餘地。同時，“敵人的強大”和“紅軍的弱小”，兩者之差“真有天壤之別”，這樣一種客觀現實短時期內沒有改變的可能。“影響到紅軍的戰略戰術”，一是需要清醒地知道，紅軍不能很快發展，更不能很快戰勝敵人，戰略上必須堅持持久戰的方針；二是人民的條件，尤其是武裝起來的人民和人民的游擊戰爭，對於紅軍和蘇區來說是不可或缺的；離開了人民的武裝和人民的游擊戰爭，紅軍就沒有打破敵人圍攻的可能，蘇區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由於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的發生，國共關係隨後出現了重大轉變，毛澤東這篇着重於總結對國民黨作戰經驗教訓的軍事論文實際上沒有完成。但從其標題到內容，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37年以前，對日作戰的問題還遠沒有提到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上來。毛這篇文章談持久戰也好，談游擊戰爭也好，還主要是從階級革命的角度，而不是從民族戰爭的角度出發的。也因此，許多後來出現在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文中的看法、觀點和思想，這時也都還不可能出現。

七七事變前後毛澤東在軍事策略問題上的焦慮

進入1937年，即國共兩黨開始正式談判蘇區和紅軍改制改編問題之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這些方面去了，在長達幾個月的時間裏，幾乎沒有再具體討論研究過對日軍事戰略方針問題。也由於紅軍改編問題的談判首先關係到紅軍能否完整地保留下來的問題，因此，當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毛澤東馬上指示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葉劍英等，“向蔣交涉紅軍調赴河北應戰”的可能。他還特別說明，中共中央已經做好了派出4000兵力趕赴華北參戰，和主力一個月後出發的準備。

一週後，平津地區中日軍隊仍在僵持中，得知南京政府有意派紅軍擔任平綏線防衛的消息後，毛澤東當即下令紅軍主力各部“十天準備完畢，待命抗日”。他並且要這時在南京的中共代表葉劍英轉告蔣介石，稱中共方面“同意擔任平綏防線，唯紅軍特長在運動戰，防守非其所長，最□□特長在於（與）防（守）之友軍配合作戰，並願意一部深入敵後方，打其後”。

從毛澤東這時的回應可以看出，由於雙方自1月以來交涉談判已超過半年，中共黨、政府和軍隊的合法性始終沒有確定下來，他雖然深知紅軍所長不在陣地防守作戰，考慮到先要取得紅軍的合法地位，故還是不能不再三宣示和表態，願意擔任一線之防衛。

這一情況一直延續到中日在平津開戰的7月28日。由於無法及時得到前線的消息，毛澤東當天在答覆國民黨方面關於紅軍改編出動問題的詢問時，他的回答還是比較積極的。其電稱：（1）紅軍主力三個師將於8月15日編好，20日全部出動；（2）主力出動後集中作戰，不得分割；（3）擬擔任綏遠方面一線防衛。

不過，三天之後，隨着平津前線危急，宋哲元部損失慘重的消息傳來，毛澤東的態度就明顯變化了。他於31日緊急指示正在準備東移的部隊：“不必開得太快。”

次日，得知北平、天津均已淪陷，毛澤東立即與時任總書記的洛甫聯名電告周恩來等，要求他們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紅軍作戰的原則問題。即要求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允許紅軍“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電報甚至提出，目前，“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爲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餘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

上述作戰原則無疑同前此方針有了重要的改變。第一，排除了以紅軍擔任一線防衛，打陣地戰的可能性。第二，它第一次把主力紅軍同遊擊戰爭聯繫在一起，不僅表明不打陣地戰，甚至沒有提到過去特別強調的紅軍的“特長”，即運動戰。第三，一反此前提的“集中作戰，不得分割”的要求，強調紅軍必須“分散作戰”。第四，明確主張紅軍在軍事行動上要“獨立自主”，反對蔣介石在戰役戰術上“束縛”紅軍。毛澤東所以會緊急改變此前計劃，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想要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以適應長期戰爭和革命的需要。因爲，如果平津6萬守軍如此不經一擊，只有三四萬人的紅軍主力全部加入國民黨軍的正面防禦，結果如何也不難想象。因此，爲說服周恩來等，毛、洛在電報中還特別告誡說：“須估計戰爭的長時間性與殘酷性，應估計蔣之軍閥割據（紅軍全部開去是蔣之要求），又須估計陝甘是我們唯一可靠後方（蔣在陝甘則尚有十個師，以便把我們全部用去，他則穩佔此後方）等等問題。”

對此，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多數領導人頗難認同。面對平津失守，民情激越，不少國民黨人也寄希望於紅軍出動能一振士氣，他們對毛澤東主力緩出，分散遊擊的主張，明顯持有不同意見。

恰在這時，國民黨談判代表換人，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改編條件，這更進一步坐實了毛澤東對國民黨可能包藏禍心的疑慮。儘管南京政府8月20日正式下達了紅軍改編的命令，毛澤東卻堅持要求所有在外的黨政軍領導人，務必趕到陝北“洛川開會”，“慎重討論”各項重大問題。

8月22日，在外的黨政軍領導人均齊集陝北洛川馮家村參加會議。會上明顯出現意見分歧。毛澤東強調，目前靠國民黨片面抗戰的方針和辦法，是不能戰勝日本的。“紅軍的基本任務：（1）創造根據地；（2）鉗制與消滅敵人；（3）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隊任務）；（4）保存與擴大紅軍；（5）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要用最大力量爭取從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地位”。“我們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總目的是要“爭取共產黨和紅軍成爲抗戰的核心，一切工作準備過渡到工農資產階級聯盟的民主共和國”。欲達此目標，開始時必須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分散發動羣衆，集中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統一戰線的條件下爲什麼必須要“獨立自主”？因爲我們必須要保持“黨的階級的獨立性和警覺性！”——“防人之心不可無，（國共兩黨）在階級上根本是敵人！”故前線指揮必須以我們的指揮爲主，以適當形式來解決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一定“不能違背軍委方針去遷就國民黨的方針”。

儘管毛澤東也強調“獨立自主”是相對的，主要是戰役戰術的，也說明“山地游擊戰爭”原則不排斥“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同時他也放棄了改編後紅軍先只出動一個師上前線的提議，同意先出動兩個師，但是，他的主要觀點和主張事實上並未能完全說服與會的多數領導人。

洛川會議舊址

紅軍參戰後毛澤東在“敵後”問題上的態度變化

洛川會議後，改編爲八路軍的紅軍主力陸續出動，毛澤東關注的重心很快轉移到紅軍主力出動後的作戰區域安排上來了。平綏前線除二十九軍退守保定及津浦線外，中央軍湯恩伯部從南口防線一路敗退，居庸關、張家口均告失守。而這時西安行營和二戰區指定給八路軍的活動區域是晉東北的幾個縣，距華北前線尚遠。9月3日，毛澤東致電前方軍政領導人，認爲幾個縣的活動區域過於狹小，提議爭取讓國民黨方面同意已出動的紅軍兩個師“可以展開於北平、石家莊、太原、大同、張家口之間”，即分佈於晉、冀、察三省交界處，跨越一、二兩個戰區21個縣“友軍未駐地區”。

但是，僅僅過了十來天，日軍就已經推進到晉東北來了。毛澤東發現，“過去決定紅軍全部在恆山山脈創造遊擊根據地的計劃，在上述敵我情況下，已根本不適用了。”他以中央軍委名義重新做出的部署是：一二〇師應準備轉至晉西北管涔山脈地區活動；一二九師在適當時機應進至呂梁山脈活動；一一五師應進至恆山山脈南段活動。“如敵南進，而友軍又未能將其擊退，則準備依情況逐漸南移，展開於晉東南之太行、太嶽兩山脈中”。毛澤東再度提醒前方將領稱：“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戰的決定作用。但如部署得當，能起在華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擊戰爭的決定作用。”

而上述電報發出不過4天時間，日軍就已經迅速推進到平型關了。鑑於閻錫山可能會考慮在沙河、平型關、雁門關一帶與日軍決戰，毛澤東明白電告彭德懷稱：“不管（這種）決戰勝敗如何，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若累卵。個別同志對於這種客觀的必然的趨勢，似乎還沒有深刻認識，被暫時情況所誘惑。如果這種觀點不變，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於被動的、應付的、捱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他因此進一步提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紅軍只有一種拿手好戲，“這就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但“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在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爲此就要創造根據地以便發動羣衆。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爲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羣衆工作，做羣衆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羣衆工作，纔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

9月22日，中共合作抗日宣言得以公佈，蔣介石亦公開發表談話，國共合作局面基本得以落實。當天，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亦表示願意在山西五臺山脈與中共和八路軍全面合作，決心與日軍長期周旋。

受此鼓舞，朱德、彭德懷首度提出了派八路軍主力以戰術支隊的形式，向敵後活動的建議。他們主張，由於日軍主力開始由平津大舉南進，八路軍似應考慮向敵後冀察方向派遣一支戰術支隊，一面遊擊作戰，一面尋找發展條件。

對此，早在7月14日就向國民黨提出“願意一部深入敵後方”的毛澤東卻表示了不同意見。他贊同晉西北的部隊可抽調少數基幹人員，在當地“繁殖游擊隊、義勇軍”，“開展遊擊運動”。但認爲原定向恆山山脈及其東西北三方向突擊，展開敵後游擊戰爭的計劃，眼下條件還不成熟。他回電稱，派遣戰術支隊問題，“要待敵更深入後方，更分散時才能執行”。

毛澤東對自己的擔心講得很坦白：除非是在與國民黨軍的全面配合下，實施反攻性質的突擊作戰，否則，在“敵之主力尚未集中於其主要的攻擊點，敵之後方尚未十分空虛之時”，過早派遣戰術支隊，“暴露紅軍目標，引起敵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10月中旬，閻錫山組織的忻口戰役打響，八路軍一一五、一二九兩師亦受命參加作戰。毛澤東仍舊判斷此一戰役難以成功，省城太原失陷不可避免。考慮到那時在晉東北的一一五、一二九和八路軍總部都有被截在敵後的危險，因此還在戰役進行中他就電示朱、彭：一一五師不可再向北，應移至汾河以西呂梁山脈；一二九師不可再向東，應移至正太路以南地區；一二〇師可堅持晉西北；八路軍總部應移至正太路附近，“以便於緊急時能夠轉移”。惟可留一一五師獨立團楊成武部於敵後恆山、五臺山地區，堅持游擊戰爭。

這是毛澤東首次正式提議部署一團兵力於敵後。孤懸一團於敵後，縱使遊擊于山地，缺少戰略呼應，能否堅持，他這時也還是有些擔心。反覆考慮後，他於次日對這一計劃又做了調整。提出：因楊部要“準備長時期內獨立自主地活動於冀察晉三省交界地區”，故一方面應“速即配備軍事上、政治上高級的可靠幹部若干人以增強之”，並使其“通訊方法及通訊材料須準備用至兩年之久”；另一方面，楊部一團活動於三省交界處，很難顧及五臺山脈，而控制五臺山脈在戰略上又極其重要，故“請考慮從總部特務團中派出一個最好的營，配備能夠領導三千人以上的軍政幹部若干人，獨立自主地長期活動於五臺山脈地區，與楊成武部相呼應”。同時，爲了使楊部能與後方形成戰略呼應關係並便於聯絡，他並要求朱、彭考慮派宋時輪團全部“準備長期活動於長城以北大同、雁門以西地區，東與楊成武、南與一二〇師主力相呼應”。

11月上旬，忻口戰役失敗，太原亦於8日失守。毛澤東於太原失守當天即電告周、朱、彭、任並各師首長，提出：“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爲主體，其他則附於八路軍。”毛據此要求：今後應以靠近陝北的晉西北呂梁山脈爲“八路軍的主要根據地”，一一五師主力及“總部宜立即開始西移”，一二九全部在晉東南，一二〇師在晉西北，準備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非至有被截斷歸路之危險時，其主力不應退出山西”。要準備“在統一戰線之原則下，放手發動羣衆，擴大自己，徵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三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之”。

忻口戰役紀念牆

上海太原失守後毛澤東抗戰軍事戰略的初步形成

一方面要求八路軍主力要準備在山西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一方面強調各部隊“有被截斷歸路之危險時”應考慮退出山西，這說明毛澤東這時還沒有真正形成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游擊戰爭及開拓敵後戰場的戰略設想。直至12月上旬，毛澤東仍舊在強調，“決不能束縛紅軍主力的適當使用與適當的轉移”，紅軍主力在“有被截斷歸路之危險時”應及時轉移至“不影響國民黨友軍，能擴大本身訓練，有給養條件之地域”。

但是，上海、太原先後失守，也印證了毛澤東一直以來的判斷，即南京政府“單純防禦的消極作戰方針”是沒有出路的。與此同時，原一一五師政委聶榮臻率楊成武獨立團等部，成功地以五臺山地區爲中心的晉察冀三省邊界地區創建了中共第一塊敵後抗日根據地，這也明顯增強了他對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的信心。

12月中旬，毛澤東同意再派一二九師和晉察冀軍區各以兩三個連的兵力，組成支隊前往河北磁縣、沙河、趙縣以東和石家莊、保定、定縣以東平原地區農村中開展活動。派小股游擊隊去平原地區活動，毛早就有過設想，這時有了條件與可能。但因爲這是中共武裝首度離開山地去平原地區打游擊，因此毛還是建議不要派給硬性任務，着重於“偵察情況”，“收集遺散武器”，“破壞僞組織”，“發動民衆與組織游擊隊”。之後的事實很快證明，在敵後平原的廣大農村地區，日軍實際上很難分兵進行有效控制。鑑於此，從1938年2月開始，毛澤東便開始考慮派更多的主力部隊到敵後去了。

2月9日，他提議派精幹部隊發展霧龍山區，創建冀熱察敵後根據地。幾天後，他進一步提議將一一五師全師分三步向河北、山東等地進軍。先進河北平原，“如證明大兵團在平原地域作暫時活動是有利的，而且渡黃河向南與渡運河向西均不成問題，則實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則至不能立足時及他方緊急時，向安徽、河南出動，或向西撤回”。

毛澤東想要實行的第二、三步的前提條件和具體計劃是什麼呢？這就是，“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過河，又能得到國民黨同意，則實行第二步。兩旅並列，分數路突然渡河，轉入山東境內，在津浦路東山東全境作戰，並以魯南山地爲指揮根據地，並發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驟內依情況儘可能持久，然後實行第三步”。“第三步轉入安徽，以鄂豫皖邊爲指揮根據地，爲保衛武漢而作戰”。“如第一步實行後，河南、武漢危急，則或不去山東，將第三步改爲第二步，或以徐旅出山東，而以陳旅出安徽，此時當另以一二九師主力出豫西，策應作戰”。

毛澤東這時對這一部署還多少有些不放心，故特別提醒說，此一部署“比較帶冒險性”。惟注意到國民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的情勢，他堅信必須要考慮敵進之後中共武裝在整個敵佔區的部署問題了。他告訴朱、彭稱：“在西安、武漢、長沙、南昌四點被敵進攻及萬一不守時，必須力爭建立抗戰根據地的主要戰略支點。”因爲事實證明，在敵後建立根據地和開展游擊戰爭是完全可行的，不僅山地，平原地區也同樣可以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毛澤東據此提出，凡是國民黨丟掉了的地方，我都應該去開展工作，支持抗日局面。目前即須以大力投入山西、鄂豫皖、蘇浙皖贛、鄂豫陝、湘鄂贛、陝甘等六大長期抗日戰略支點和蘇魯邊、熱冀邊、大青山脈等輔助支點的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工作。他這個時候已經得出一個基本的戰略判斷，即抗日戰爭總體上固然需要以運動戰爲主，但如果沒有大批基幹的遊擊兵團，打到敵人後方去，建立大批根據地，發展出無數小遊擊隊，只靠正規軍用運動戰、陣地戰，和敵人拼實力、拼消耗，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事實上，今後打敗日本的正規軍和運動戰，也大都要從游擊隊和游擊戰中創造出來。因此大力發展游擊隊和游擊戰，不僅對戰勝日本是必要的，而且對中共力量的發展更有巨大的戰略意義。

毛澤東撰寫《論持久戰》一文的初衷

美國學者瑞貝卡·卡爾認爲，毛澤東撰寫《論持久戰》是想要讓他的讀者們相信：“只要所有中國人聯合起來，找到正確的作戰方法，中國完全能夠在目前的形勢下生存，有能力對抗日本，也可以贏得這場戰爭。”不過，這未必是毛澤東發願的初衷和專文研究論說的主要目的。

表面上，毛澤東此文的標題就叫“論持久戰”，文中也明確講，他的這篇文章主要想討論的，確是持久戰的問題。但他也講得很明白，即他在文中主要不是討論中國要不要或該不該打持久戰，而是針對“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爲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後勝利，但是爲什麼會有最後勝利？怎樣爭取最後勝利？”這些問題，來闡述“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他也說，這篇文章是寫給“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因爲共產黨人在這方面的主張“還未爲全國大多數人民所完全瞭解”，需要做“宣傳解釋”的工作。但是，從他緊接着提到他討論這一問題的由來所在一段話，我們不難看出他寫這篇文章具體針對的主要是些什麼人。

他寫道：抗戰以來，發生了各種急性病。“有些人輕視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他們對於‘在全體上，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在部分上，游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這個提法，表示懷疑；他們不贊成八路軍這樣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認爲這是‘機械的’觀點”。顯然，毛澤東在這裏批評的“輕視”“懷疑”“不贊成”八路軍的游擊戰戰略方針的“有些人”，不是大多數人民，甚至也不是“友黨”“友軍”，而是黨內有些同志。也因此，就這一點而言，劉益濤的看法或許更接近歷史事實。他指出，毛澤東寫《論持久戰》，其實主要是爲了“解決指導全黨進行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問題”。換言之，這個時候中共黨內大家對黨的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什麼，游擊戰在抗戰中是否具有戰略意義，八路軍應不應該實行“基本的是游擊戰”這樣的戰略方針，還有很大的意見分歧。

如前所述，在1937年8月下旬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引發了爭論，他事實上沒有能夠說服多數黨政軍領導人。11月底，共產國際又派王明等帶着莫斯科的指示精神回到延安來了。在12月9-1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直截了當地否定了毛澤東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主張，稱：“游擊戰不能戰勝日本。”“沒有統一的國防軍和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他還針對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主張的爭取領導權和保持獨立性的說法批評稱：“在統一戰線中國兩黨誰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的地位，共產黨也不能投降國民黨，兩黨誰也不能投降誰。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的問題，這是將來力量對比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能嚇走同盟軍。”“因此我們不應說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因爲，“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爲了抗日，（要）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是中國的主人，中國是我們的，國民黨是過渡的，但我們必須拿住國民黨抗日到底，對國民黨帶教育的態度，但不要表現出來”。王明的這一表態與講話不可避免地使毛澤東在會上受到了更多的質疑和批評。

會上，毛澤東做過兩次發言。他堅持認爲：“國民黨過去是反共的，現在是聯共的，這是根本的轉變。”但是“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方面去”。正是由於政治警覺性的教育不夠，自西安事變以來黨和軍隊中已經有了不少投降主義的表現。當然，他表示接受王明關於“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的提法，承認“目前應該是和爲貴”，並表示：“軍隊問題我同意王明的意見……八路軍與游擊隊應該使成爲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他解釋說：“我們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是獨立自主的”，不是不要統一戰線。但他亦指出，抗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就要了解，在保土還是保軍的問題上，軍隊是最重要的。“軍隊失敗，領土不能保”。因此，不僅紅軍要注意保存實力，國民黨的軍隊也要注意保存實力，不能和日寇拼消耗。至於紅軍，“山地戰、游擊戰是我們的特長，是保存我們實力的最好的戰略”。因此，他仍舊主張他在洛川會議所提的戰略方針，只同意改爲：“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

毛澤東上述發言的時間，是1937年12月10日和12日。對照一下我們前面談到的情況，不難了解毛此時正處在開始摸索團以下小股主力部隊能否在敵後堅持的過程中。這時大體上可以確定的，是聶榮臻率領的楊成武獨立團在五臺山一帶山地能夠立住腳；對派小部隊去敵後平原開展工作的嘗試尚未開始；對大部隊，如旅或師留在敵後發展，尚未考慮，毛澤東仍堅持大部隊應處於敵側翼之山地，有被截斷歸路之危險時應馬上向後方轉移。因此，他在發言時強調和堅持的仍舊是“山地游擊戰”，而且還沒有提到主力去敵後的問題。

由此可知，直到1937年12月中旬以前，一方面受紅軍時期經驗的侷限，另一方面全新的戰場形勢以及敵軍和友軍的情況變化太快，毛澤東除了清楚地認識到“敵人多而強”、“友軍多而弱”、“紅軍又強又弱又小”這一現實的力量對比，因而明白必須進行持久戰，必須用山地戰、游擊戰來保存紅軍實力外，還未能形成確定的靠抗日遊擊戰來實現持久消耗敵人和實現攻防轉換的軍事戰略思想。因爲，他還不能確定在日軍強力推進，國民黨軍節節敗退的情況下，中共軍隊主力生存發展壯大的主要途徑和方法是什麼。特別是在沒有能夠確定“敵後”的情況到底如何，主力能否去敵後，以及敵後除了山地外，華北的廣大平原地帶有無發展可能的情況下，毛澤東事實上自己也還無法回答“怎樣進行持久戰？”和靠持久戰“爲什麼會有最後勝利？怎樣爭取最後勝利？”等問題。而這許多困擾着毛澤東自己的問題，是到了1938年初才漸漸明朗化，並通過向敵後平原地區派遣小股主力部隊的大膽實踐才明確瞭解決的辦法的。

這也是爲什麼，這段時間在延安的幾位中共軍事將領都回憶說，從1938年初開始，毛澤東已經開始在推動贊同他的游擊戰主張的將領們集體編寫抗日遊擊戰爭戰略戰術問題的小冊子了，而他自己也開始抽出時間和精力來研讀軍事理論書籍，包括定期召集大家座談討論，交流有關軍事戰略問題的看法了。

人民英雄紀念碑抗日敵後游擊戰浮雕

毛澤東撰寫《論持久戰》一文的條件與經過

已知毛澤東首次演講《論持久戰》的初稿《論抗日戰爭爲什麼是持久戰與最後勝利爲什麼是中國的及怎樣進行持久戰與怎樣爭取最後勝利》，是在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首度發表全文是當年7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43、44期合刊上。這個時間已經是全面抗戰爆發10個月以後了。

毛澤東爲什麼不在抗戰開始前後，而要到抗戰開始10個月之後纔來討論怎樣進行持久戰與怎樣爭取最後勝利的問題，主要原因已如前述。不過，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也需要了解和注意，那就是他在晚年提到過的，抗戰爆發前後自己還沒有讀過幾本軍事理論方面的書籍，怎麼寫論革命戰爭戰略問題的文章呢？

他回憶說，在江西時“他們說我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狹隘經驗主義、槍桿子主義等。那時我沒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擔架上，做什麼？我看書！他抬他的擔架，我看我的書。他們又批評我，說我憑着《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指揮打仗。其實，《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幾遍，但指揮作戰時，誰還記得什麼《三國演義》，統統忘了。我就反問他們：你們既然說我是按照《孫子兵法》指揮作戰的，想必你們一定是熟讀的了，那麼請問：《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第一章開頭講的是什麼？他們啞口無言。原來他們也根本沒有看過！後來到陝北，我（才）看了8本（軍事）書，看了《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書看了，日本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那時看這些，是爲寫論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爲了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

其實，不要說軍事著作，毛澤東到陝北前讀過的馬列著作也是屈指可數。一個主要原因是毛澤東不懂外文，只能看中文譯本，而1927年以前中譯本本來就很少，1927年以後中譯本多了一些，但“望得書報如飢如渴”的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山溝裏能看到的還是極少。已知毛到陝北前讀過的馬列原著主要只有《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幾種中譯本。而對蘇維埃時期的毛澤東來說最容易理解且實用性最強的，則只是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因此這兩個小冊子他反覆讀過好幾遍。當然，只靠列寧這兩篇文章說自己弄懂了馬列主義理論肯定是不夠的，這也是蘇區後期被來自上海的留蘇學生譏諷爲不懂馬列主義的毛澤東憤憤不平，到陝北後發憤讀書“惡補”馬列，並且首先着重讀的是馬列主義基礎理論即哲學理論書籍的重要原因。用他後來的說法就是：他們“整（我）狹隘經驗主義，給我很大刺激，因而讀了幾本書”。

由於毛澤東到陝北後開始時較多讀的是馬列哲學方面的書籍，1937年初因抗大請他講課，他恰好對此前讀過蘇聯學者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和李達《社會學大綱》（實爲“《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等頗有心得，也想乘機總結髮揮一下，因此進一步蒐集了幾種當時能找到的比較系統或比較通俗的辯證法唯物論的中蘇學者的著述，花了很多時間做準備，終於在1937年春夏花了兩三個月時間給抗大學員講授了一門“辯證法唯物論”的課程。授課結束時恰好全面抗戰爆發，在忙得不可開交的情況下，他還是擠出時間對講課記錄稿進行了加工整理，在當年9月印出了題爲《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油印本。由於他在這次講授過程中感覺自己發揮得最好的是後面的兩章，因此他還囑人單獨印成兩個小冊子，送給艾思奇、吳亮平等懂得哲學的同志“閱正”，亦即想要聽到他們比較專業的意見。

毛澤東對軍事理論問題的感受，也是如此。他1927年帶部隊上井岡山後就一直在指揮部隊打仗，自己也偏好軍事指揮，許多作戰指揮的心得也很想加以總結提煉，卻因未讀過任何專門的軍事著作，因而從未成文。如前所述，1936年底應紅軍大學邀請，他曾試着依據遵義會議決議的精神，來總結一下蘇維埃革命時期兩條軍事路線鬥爭的經驗和教訓。雖然當時他已經讀到了《孫子兵法》，但由於那時得到的軍事書多是戰術技術的，戰役指揮與戰略的幾乎沒有，因此光是《孫子兵法》對他這次講演在理論上並無多少幫助。也正是因爲對這次講演的記錄稿不滿意，他好幾年都沒有將這個記錄稿整理成文公開發表。

毛澤東這時對自身在軍事理論方面知識不足有清醒的認識。1937年9月初，讀過黃埔，又去蘇聯接受過一些軍事教育的郭化若從慶陽步兵學校轉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由於郭有較系統的軍事教育背景，到江西蘇區後又一直從事軍事教育工作，因此毛澤東明確告訴郭說：“你雖去黨校學習，仍請你對軍事教育作我的顧問（先生），因爲你懂得這項，而我是不懂得的……軍事需要你的地方是很多的。”

一直到1938年1月中旬，亦即全面抗戰爆發已經半年，當艾思奇拿到毛澤東請他“閱正”的文章給毛澤東回信，表示還想多讀毛的軍事文章時，毛仍舊很坦白地告訴艾說：自己哲學問題的書已經讀了一些，因此才能夠寫出文章來，相信如果“多研究一會再寫還（會）更好些”。至於軍事文章，他講得很決絕：“軍事問題我（已）在開始研究，但寫文章暫時還不可能。”

一方面自覺還寫不了軍事文章，另一方面從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之後他就想要寫文章，從理論上爲他所主張的游擊戰正名，因此他即決定請郭化若來幫助做這件事。恰好這時郭化若從黨校學習結業，毛澤東馬上安排他留延安工作，併爲他找了一間寬敞的大房子，說是要給他“一個好的寫作環境”。毛澤東同時告訴他：“你不擔任任何別的事，專注於戰略問題的研究及編輯部事務，務把軍事理論問題弄出個頭緒來。”因爲想要從戰略高度來論述游擊戰爭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那些必不可少的參考書是不行的，因此毛對應該找哪些最基本的參考書來讀，十分重視。他給郭化若的信中點到的，他已聽說卻還沒有讀過的有：“黃埔的戰略講義，日本人的論內外線作戰，德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論》，蔣百里的《國防論》，蘇聯的野戰條令等，（以及）其他可能找到的戰略書，報紙上發表的抗戰以來論戰爭的文章通訊”等等。他還明確講，找不到的書，可以用他的名義請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在那邊代買。對能夠找到的俄文軍事書籍，他也授權郭去組織人手進行翻譯。

當然，除了督促郭化若着手進行這項理論性的研究外，爲了集思廣益，同時也爲了督促自己儘快多讀一些軍事理論方面的書籍，毛澤東從1938年初開始還召集在延安的軍事將領，定期開會研究軍事戰略問題。他爲此親自主持讀書會，通過專家解讀、集體座談、討論交流，來加速理解和掌握的進度。用毛澤東這時的話來說，如今面對這“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不讀書不行”，“沒有理論武器不行”。過去有些書就讀晚了，早些時候讀“就不會犯錯誤”了。

1938年1月上旬，郭化若完成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的頭幾章。毛澤東看後明顯不甚滿意，拖了一個多月後，他寫信要求郭另外“整理編寫一部《抗日遊擊戰爭》”，最好同時把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一書的編輯工作也承擔起來，要他把“戰略問題暫放後面”。換言之，他沒有看上郭化若起草的這幾章初稿。

這之後，毛澤東請何思敬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分章譯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並組織了一個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讀書會，每週一次，每次4個小時左右，大家逐章進行研讀討論。經過初步試讀後，他自己從3月18日起，開始每天研讀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中譯本了。不過，他似乎很難有時間和耐心把這一大部頭的著作全部讀完，大概只看到4月1日就沒有能夠接着往下看了。

這期間發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臺兒莊大捷，《大公報》發社論宣傳“準決戰”，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張國燾逃跑改投了國民黨，毛澤東、洛甫等延安中共中央領導人與王明等在武漢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之間圍繞着中央領導權的問題發生了明顯的意見分歧……所有這些情況都使毛澤東產生了一種緊迫感。他開始急於想要抓緊從理論上來論證他所強調的共產黨主導的游擊戰將會是抗戰持久和勝利的關鍵所在這一問題了。鑑於此，雖然準備未周，他還是抓緊時間對郭化若的初稿做了一些重要的補充和修改，然後以《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爲題，並且用自己的名義發表了此文。

《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就游擊戰爭的戰略意義的論述，明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其中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章談到的一個重要觀點。他斷言，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已經不可能再現元滅宋、清滅明、英佔北美、印度和拉丁系國家佔中南美那樣的戰爭史了。他強調指出，這既同“時代的進步”有關，也“是同共產黨和紅軍的存在分不開的”。因爲時代的進步，加上共產黨紅軍的作用，導致了人民的游擊戰爭這種作戰形式的出現。當入侵者兵力不足，不得不留下很多空虛的地方，只要有了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就能動員組織起廣大民衆，反抗侵略的廣大的人民的游擊戰爭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併成爲侵略者無法終結的夢魘。但此文其他部分的討論，主要還是戰術性的，並沒有能夠充分回答毛澤東設想中的更具前瞻性的戰略方針的問題。

由於這種情況，同時也因爲在改寫《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發生的靈感，毛澤東下決心要靠自己來撰寫一篇更宏觀的，着重討論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特別是共產黨在抗戰中作用問題的論文。爲此，又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與構思，他終於在5月中下旬完成了寫作提綱，然後在5月26日至6月3日之間嘗試着進行了系列演講。這之後，根據講演中的發揮和聽取各方意見的心得，毛澤東在講演記錄稿的基礎上，經過幾個晝夜不眠不休的寫作，突擊式地完成了《論持久戰》一文。

游擊戰

結語：毛澤東通過《論持久戰》一文最想說什麼？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文目前至少有兩個公開發表的主要版本，一個是1938年7月1日《解放》刊印的版本；一個是1952年2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收錄的版本。前者是在1938年國共密切合作階段，特別是12月政治局會議後發表的文字；後者是在1952年中共已經推翻了國民黨政權，創立了自己的政權後發表的文字。

其次，由於這篇文章是國共密切合作階段公開發表的文字，並且是在中共中央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的身份公開發表的文字，因此，他不僅必須基於國共兩黨共同的民族立場來言說，而且還必須注意遵守12月政治局會議所達成的共識來言說，既不能以黨派立場出之，也不能以個人的觀點出之。

因此，這兩個版本就字面表述所呈現出的政治話語而言，存在着很大的區別。

比如，在1952年的文本中毛澤東可以說：“有了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紅軍，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十七年的經驗……”；在1938年的文本中毛澤東卻只能說：“有了國民黨與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別是（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十五年以來的經驗……。”

在1952年的文本中毛澤東可以說：“中國堅持抗戰的因素有三個，其一，共產黨，這是領導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國民黨，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會投降。又其一，別的黨派，大多數是反對妥協，擁護抗戰的。”在1938年的文本中毛澤東卻只能說：“中國堅持抗戰的因素有三個：其一，國民黨，按其歷史、其領袖、其黨員大多數，都是可能堅持下去的。又其一，共產黨，就是敵人也不懷疑其抗戰的堅定性。又其一，別的黨派與全國人民，因爲妥協就是做亡國奴，絕大多數是反對妥協，擁護抗戰的。”

概括地說，毛澤東這篇文章雖然叫《論持久戰》，主旨其實不在論證中國該不該和能不能進行持久戰，而是通過宏大的視野和中外歷史的比較，着眼於說明中國抗戰爲什麼能夠堅持下去並取得最終的勝利。而毛澤東所以要寫這篇文章，顯然與此前發生而此時仍未解決的黨內爭論有着直接的關係。他所以堅持游擊戰爭必能挫敗日本這一判斷並詳加論證，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強調共產黨及其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羣衆性的游擊戰爭不可替代的決定性作用。

毛澤東的邏輯很簡單：中國因爲弱於日本，戰爭初期正規軍的作戰固然重要，卻無法持久。但因爲中國大，日本只能佔領有限的地區，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會使戰爭進入到敵我相持的階段，並且爲我在敵後敵人控制不到的廣大地區留下廣闊的活動空間，便利我創造根據地，組織民衆武裝，持續不斷地發展游擊戰爭，持久地消耗敵人的力量。用他的話來說，中國所以能夠堅持抗日到底，根本在於“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共產黨從來就長於做民衆工作，“過去內戰時代的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勝仗，就得力於組織起來與武裝起來了的民衆”。今天，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自然“比內戰更能獲得廣大民衆的援助”。因此，只要有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就不愁組織不起人民的游擊戰爭，也就不愁中國堅持不到勝利的那一天。

不難看出，毛澤東在1938年的這篇文字當中雖然沒有也不能直截了當地強調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對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戰略地位和重大意義的詳盡論證，實際上清楚地強調了他自紅軍改編以來一直想要讓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相信的兩個基本觀點：即1.弱小的共產黨只要能夠與民衆密切結合起來，就一定能夠成爲這場民族戰爭的領導力量；2.弱小的八路軍必須，也只能通過游擊戰爭，才能實現“由‘壯氣軍’地位到實力領導地位”的轉變。

換言之，雖然在1938年的這篇文字中我們看不到毛澤東1952年那樣的文字表述和政治論斷，實際上讀1938年毛澤東的這篇文字，結合起來讀他1952年的表述和論斷，我們多半就能夠知道他當年內心裏真正想說的是什麼了。當然，這並不意味着1938年文本的寫法和表述就不真實了。畢竟，1938年春夏毛澤東才發表和撰寫這篇文章本身，包括不得不用那樣一種曲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反映了一種真實。後人也只能瞭解了這種真實，才能真正讀懂歷史。

（本文首刊於《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3期，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原文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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