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低收入國家、中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都無一例外地出現了農業和製造業佔比基本保持不變或下降，工業佔比明顯下降和服務業佔比明顯上升的發展態勢。從世界範圍內來看，農業、工業和製造業增加值在GDP中的佔比下降和服務業增加值在GDP中的佔比上升，正在成爲一種不可逆轉的潮流和趨勢。

原標題：中國快速邁向服務經濟時代

來源：經濟參考報

我國已經進入服務經濟時代。但這並不意味着要一味地提高服務業佔比，一味地追求服務業規模擴張。我們要充分考慮到我國工業化還沒有完成、各地區工業化進程差異很大的客觀事實，要在高水平推進工業化進程中積極發展服務業，也要以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服務業助推工業化水平，堅持“中國服務”和“中國製造” 並舉發展，實現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互促共進。

國際經驗表明，大型經濟體在工業化中後期階段，單兵突進地發展工業或者服務業都不可取。一些國家和地區因爲製造業過度轉移而選擇了單一的服務業發展道路，動搖了國內實體經濟基礎，也削弱了其國際競爭力。我們既要繼續築牢製造業基礎，也要保持現代服務業良好發展勢頭，採取適合我國國情、務實的產業發展戰略，堅持走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雙輪驅動之路。

經濟服務化

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

從全球經濟結構的演進規律來看，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轉型和變革正在成爲一種新的趨勢。從世界範圍內來看，農業、工業和製造業增加值在GDP中的佔比下降和服務業增加值在GDP中的佔比上升，正在成爲一種不可逆轉的潮流和趨勢。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數據，就全球2010年到2017年的對比來看，農業增加值在GDP中的佔比基本保持不變，工業增加值佔比從2010年的27%下降至2017年的25%，製造業佔比沒有變化，服務業佔比從2010年的63.1%上升至2017年的64.9%。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農業、工業和製造業佔比的下降趨勢同樣明顯，2017年和2010年相比，全部下降了1個百分點，而服務業佔比雖然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明顯偏小，爲0.3個百分點。再看歐洲和中亞地區，農業和製造業基本保持不變，工業下降明顯，服務業從2010年的64.1%上升至2017年的64.3%。北美地區走勢也基本相同，農業和製造業保持不變，工業有所下降，服務業佔比從75%上升至76.7%。整體來看，全球範圍內工業佔比下降，服務業佔比上升的趨勢非常明顯。

若按收入高低劃分標準的數據來看，在此期間，除了全球低收入國家，工業佔比從2010年的23%上升至2017年的25%，服務業從41.6%下降至40.2%外。中低收入國家、中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都無一例外地出現了農業和製造業佔比基本保持不變或下降，工業佔比明顯下降和服務業佔比明顯上升的發展態勢。

總體來看，在全球範圍內，工業增加值佔比的下降和服務業增加值佔比的上升趨勢非常明顯。服務化正在成爲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

這一發展趨勢同樣可以從就業人員人數的行業分佈來一窺端倪。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數據，在1991年至2018年期間，在全球範圍內，農業就業人員在總就業人員中的比例持續下降，工業基本保持穩中緩增的發展態勢。相比之下，服務業就業人員在總就業人員中所佔比重持續上升，在1991年，服務業吸納了全球就業總人數的34.58%，到了2004年，其首次突破40%大關，當年共吸納總就業人數40.67%，截至2018年，服務業吸納全球總就業人數已高達48.77%。服務業毫無爭議地成爲吸納勞動就業最大的部門，是勞動就業最主要的貢獻者。

中國邁向服務經濟時代的

動因與事實

判斷“服務經濟時代”的基本標準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富克斯（Fuchs）在其經典著作《服務經濟學》（1968年版）提出過“服務經濟時代”的判斷問題，他是這樣表述的：“美國現在正在經濟發展方面開創一個新時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這個國家已經成爲世界上第一個‘服務經濟’國家，即第一個一半以上就業人口不從事食物、衣着、房屋、汽車或其他實物生產的國家”。在這裏，富克斯是用服務業就業佔全部從業人員比重來判斷“服務經濟時代”。

毫無疑問，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指標。但是，對於我國這樣大型經濟體而言，僅有這個指標是不夠的，用這一個指標過於單一，還要考慮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服務消費比重，服務業開放度等指標。2018年，我國服務業勞動就業佔比約爲46.3%，與富克斯說的判斷標準還有一定差距，但是服務業增加值佔比已超過52%，服務業利用外資佔比超過了68%。居民消費方式的服務化趨勢也很明顯，新技術在服務業領域運用非常廣泛，有些技術的運用甚至發端於服務業領域。

所以，判斷一個國家（經濟體）是否是“服務型社會”或者是否處於“服務經濟時代”，必須要綜合考量，至少要綜合考慮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和服務業從業人員佔全部從業人員比重這兩個指標。

中國邁入服務經濟時代的主要驅動因素

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中等收入羣體迅速崛起改變了需求結構，文化精神等服務需求快速提升。收入水平的高低決定着消費能力的高低，並直接影響着居民的消費信心、消費慾望和消費潛能。根據國家統計局有關數據：我國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03年到2016年呈現直線上升的趨勢。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03年的8472元上升到2018年39251元的水平，年複合增長率達到9%以上；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2003年的2622元上升到2018年的14617元，複合增長率超過了10%以上。中產階層是發達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對人均GDP向更高階段跨越發揮了重要作用。隨着居民收入水平的穩定增長，中等收入羣體正在迅速崛起。根據麥肯錫的研究報告，2000年中國的城市中還只有4%的家庭屬於中等收入羣體，預計到2022年將增至6.3億，占城市家庭總量的76%和全國人口數量的45%。中等收入羣體擁有穩定的收入和相對寬裕的經濟生活條件，對追求高品質生活有着強烈慾望，也願意爲優質產品和服務支付溢價。因此，中等收入羣體表現出的消費能力、文化精神領域的消費慾望以及日益增大的羣體規模，將成爲消費升級的重要驅動力。從恩格爾係數來看，自1995年以來，中國城鄉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均呈現出下降趨勢。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從1995年的50.1%下降到2018年的27.7%，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從1995年的58.6%下降到2018年的30.1%。中國居民的消費需求已經從最初的基本物質需要轉爲更高層次的需要，城鄉居民家庭的服務消費佔比逐年提升，每年約提高0.8個百分點，佔消費總支出的1/3強。目前，消費者用於自身發展、休閒享受型服務消費的比重、內容方式不斷增多，居民消費質量不斷提高。進入服務消費階段，消費者的購物習慣日益呈現碎片化、個性化和體驗化趨勢。消費者越來越注重生活品質及消費體驗，體現在消費支出上就是用於醫療美容、文化旅遊、休閒娛樂和體育健身領域的支出逐漸增加。

二是製造業強國建設拉動了生產性服務業大發展。2017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印發了《服務業創新發展大綱（2017—2025年）》，這個文件中提出的“推動中國服務與中國製造互促共進”，爲中國服務業發展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指明瞭方向，也爲中國製造業實現由大變強找到了新思路、新路徑，更是抓住了產業融合和產業升級的“牛鼻子”。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是全球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生產性服務業成爲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支撐。從發達國家產業演變歷史看，從20世紀70年代製造業柔性化生產模式取代福特製生產模式以來，生產性服務業對製造業的作用日趨突顯，生產性服務業的產業地位開始不斷提升，製造業外購從製造業內部分化的或從市場內生髮展來的生產性服務，作爲中間投入要素，並且在產品消費中還要消費大量的互補性服務，以提升自身效率和競爭力，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爭取更大的價值。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兩個70%的現象，即服務業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70%，生產性服務業產值佔整個服務業產值的70%。世界500強企業中，56%的企業從事服務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憑藉勞動力成本優勢迅速成長爲“世界製造工廠”，穩居世界製造業大國之首，但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偏重於組裝和製造環節，長期處於價值鏈的低端環節，而價值鏈上游（如研發設計）和下游（如市場營銷、品牌管理）等高端環節仍被髮達國家控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面臨被“低端鎖定”的風險。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以嵌入知識密集型服務要素提升製造業附加值並向生產價值鏈中高端邁進，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發展要求。面向製造業的生產性服務業是製造業和服務業深度融合發展的重要表現形式，是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支撐。

三是新型城鎮化拓展了服務業發展廣闊空間。1978年，我國城鎮化率僅爲17.9%，2018年達到59.58%，城鎮數量和規模不斷擴大，成爲最主要的空間形態。在現代社會，城市是服務業發展的主要平臺，服務業的規模和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城市化水平和城市規模。隨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加快，由此引發的城鎮服務需求空間巨大，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品質上，新型城鎮化將對服務業的規模迅速擴張和高質量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四是農業現代化爲服務業發展注入新動能。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變，符合我國當前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根本要求，對於踐行扶貧減貧、綠色發展、提質增效等新時代重要戰略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現代農業是一個大農業的概念，要實現農業現代化、不能僅僅侷限於“種植業”的發展，還需要特別關注農業的產前、產後問題，關注拓展產業鏈條之後的附加值和綜合效益問題。而農業的產前、產後問題，已經屬於服務業的發展範疇，發達國家經驗和中國這些年農業發展的實踐表明，大力針對農業的生產性服務業，建立社會化的農業產業化服務體系，實現農業現代化、低碳化和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手段。要建立起強大、高效、高附加值的現代化農業，就必須加快構建和完善現代農業綜合服務體系，通過發展包括農村金融、農業科技、涉農物流、動植物疫病防控、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農村勞動力培訓、農機租賃等爲農服務產業，以現代服務業促進農業現代化。顯然，農業和服務業的深度融合發展，爲拓展服務業發展空間和延伸服務產業鏈條創造了新動能，提供了新機遇。

五是技術創新催生服務供給新內容。新一輪科技革命將成爲包括服務業在內的整個經濟轉型升級的驅動力量。新技術替代舊技術、智能型技術替代勞動密集型技術的趨勢明顯，特別是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信息技術的廣泛普及和深度應用，將成爲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架構和標配。這些新技術以近乎零邊際成本的方式生產並共享着商品和服務，不僅前所未有地重塑消費模式，還將顛覆傳統產業的發展方式。新一輪科技革命將使服務業分工繼續深化，激發服務領域的持續創新。在服務內容、服務供給主體及提供方式等方面賦予新的內涵，將促使產業價值鏈分解出更多新的服務業態，商業模式、運作方式、管理方式上的更新迭代也將成爲常態；與此同時，還會促進一大批新興服務業的崛起和發展，帶動服務業生產效率和競爭力的提升。

我國邁向服務經濟時代是不爭的事實

一是服務業規模持續擴大，對GDP貢獻率明顯提高。伴隨着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的快速推進，企業、居民、政府對服務業需求日益旺盛，拉動了服務業增長；技術進步則極大地改善了服務供給質量和效率，增強了服務流動或交易的可能性。在多重因素推動下，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升。1980年至2018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速超過17%，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22.3%上升到52.2%，提升了29.9個百分點；服務業對GDP的貢獻率也從1980年的19.2%上升到2018年的59.7%，提升了40.5個百分點，服務業已成爲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二是服務業就業增長顯著，成爲吸納勞動就業的主渠道。勞動就業是最真實反映一個國家（地區）經濟結構變化的指標，代表性產業變化的規律和趨勢。伴隨着服務業的快速擴張，服務業已成爲我國吸納就業最多的產業，爲緩解就業壓力做出了重要貢獻。2011年，我國服務業就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一產業，成爲吸納勞動就業最大的部門，此後的年份不斷拉大與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的差距，服務業勞動就業的佔比顯著提升。1980年至2018年期間，我國服務業就業佔全社會就業的比重從13.1%上升到46.3%，提升了33.2個百分點。其實，在我國，服務業就業的佔比被低估了。因爲，許多農村勞動力被統計爲農業勞動者，但實際上在從事服務業工作，比如鄉村旅遊、農家樂、農村電商等。總之，服務業就業成爲我國勞動就業主渠道，這是一個不爭事實。在我國，這種趨勢有正在加快的可能。如何充分發揮服務業“穩就業”的作用，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必須重點或者優先考慮的議題。

三是利用外資也進入了名副其實的“服務經濟時代”。2001年以前，外商投資基本聚焦在製造業；隨着我國服務業對外資的限制進一步放開，以及外資對我國服務業市場前景的看好，外資投資於服務業的比例迅速攀升。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5年外商直接投資額中，服務業只佔24.7%，2011年這一比例已經首次超過50%，2018年則攀升到68.1%，服務業已經成爲外商投資最爲“青睞”的選擇。

服務經濟時代的“中國服務”和

“中國製造”仍須並舉發展

我國已經進入服務經濟時代，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並不意味着要一味地提高服務業佔比，一味地追求服務業規模擴張。我們要充分考慮到我國工業化還沒有完成、各地區工業化進程差異很大、有些地區工業化水平還很低的客觀事實，要在高水平推進工業化進程中積極發展服務業，也要以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服務業助推工業化水平，堅持“中國服務”和“中國製造” 並舉發展，實現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互促共進。

國際經驗表明，大型經濟體在工業化中後期階段，單兵突進地發展工業或者服務業都不可取。一些國家和地區因爲製造業過度轉移而選擇了單一的服務業發展道路，動搖了國內實體經濟基礎，也削弱了其國際競爭力。我們必須吸取這方面的教訓，既要繼續築牢製造業基礎，也要保持現代服務業良好發展勢頭，採取適合我國國情、務實的產業發展戰略，堅持走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雙輪驅動之路。

先進製造業，有些可以高起點發展，有些則可以通過改造傳統制造業升級而來。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升級，很大程度上依賴生產性服務業或者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嵌入，這也是我們不能夠忽略的。我國工業化進程中，有着龐大的傳統制造業。對這些傳統制造業，不能簡單地拋棄或者拒絕，而是要堅持“揚棄”的原則。這就有賴於知識服務元素對傳統制造業的融入或滲透，依託生產性服務業引領其轉型升級。這樣做，既避免了傳統制造業簡單被淘汰引發的社會震盪，也爲服務業發展，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大發展提供了空間，還爲先進製造業發展尋找了一條新的路徑，是“雙贏”或“多贏”的選擇。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