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王朝》第七集开头部分，太子在催收欠款中的拙劣变现刚刚结束，他所统帅的刑部又陷入张五哥的冒名顶罪案，这使康熙怒不可解，于是召见了佟国维、张廷玉、马奇三人进行质问，佟国维说“有些话不能言说”，于是就出现了这一幕：

按照马奇的回答，宰相的职能是统领百官，而百官以上就“非宰相所能管”！

大家都知道，清朝是没有“宰相”这个职位的，可是《雍正王朝》和另一部描写大学士刘墉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都有“宰相”这个职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大学士，虽然没有“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这都源于一个特殊的机构——南书房，如果要说南书房，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因为南书房就是为了应对议政王大臣会议而设

背景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创始人就是努尔哈赤，当时为了削弱“四大贝勒”的权利，设了五位议政大臣，但是当时他们的而权力很有限，地位上远不及八旗旗主，只是协助处理一些繁琐的政务，类似于“秘书”；到了皇太极时期，为了降低其他贝勒在政治上对自己的约束，“议政王大臣会议”开始出现，议政王大臣的权利开不断增大，甚至可以否决皇帝的决议；而到了康熙时期，为了摆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束缚，康熙设立了另外一个部门——南书房，逐渐把议政王大臣的权利转移到这里来；到了雍正期，干脆直接设立“军机处”，“议政王会议”也走向结束。

严格来说，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消失过程也是清朝历代帝王实现权利集中的过程。从努尔哈赤到雍正，议政王会议的权利经历了从轻——重——轻——灭亡的转变，这个起伏的过程都是根据统治者的需求而不断变化的，什么样的需求？集权的需求。努尔哈赤时期推行的“八王议政”将权利过大分散，使皇太极接手后面临种种掣肘，甚至连一些正确的决策都得不到贯彻和落实，所以他不得不重新将权利收回，可放权容易收权难，哪位贝勒也不愿放弃自己固有的利益和权利，于是皇太极就用加大议政王大臣权利的方法来间接削弱各位贝勒的权利，这一时期的议政王和议政王会议是顶峰，然而还没有完成集权，皇太极就去世了，多尔衮和顺治时期在集权上进步不小，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受约束的局面。

在顺治十年，顺治要修乾清宫，郑亲王就纠集了几个王公、贝勒、大臣，以“赈灾”为由迫使顺治放弃。这件事是好事，不是反面教材，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议政王大臣对皇帝的制约。（《东华录》）

顺治死后，一个“烂摊子”就交到了康熙手中，更要命的是顺治临死还留下了四个顾命大臣，康熙前期受到鳌拜的制约，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在扳倒鳌拜一党后议政大臣又趁机加大了议政王会议的权利。

《南书房记注》中对南书房形成的解释是康熙为了学习和交流。确实，经筵日讲在顺治期的中断对康熙幼年的学习影响很大，直到除去鳌拜时，康熙依然处于一个“半文盲”状态，虽然康熙很好学，但是没人教，白搭。于是，在一些大臣的提议下恢复了经筵。可随着年龄和学问的双重增长，经筵所传授的内容已经无法满足康熙的需求，而康熙也越来越明白，孔夫子和四书五经救不了国家，他急需要一批学识渊博的人来随时接受他的咨询，不管是学习还是治国策略。于是就让明珠等人选拔一、二学识出众的人成为内侍，可随时询问，当时康熙很看好高士奇，《康熙起居注》对此也有相关记载：

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其职，若令仍住城外，则不时宣召，难以即至。今着于城内拨发房屋，停其升转、在内侍几年之后，酌量优用。再如高士奇等善书者，亦着选一二，同伊等在内侍从。尔衙门满汉大臣会议具奏

这就是南书房的最初阶段，单从这些来看，南书房的出发点依然是“学习”，而南书房也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

选拔

南书房侍讲人员的要求显然要比经筵日讲的师傅要高，所以当时也只能从翰林中选拔佼佼者入值南书房，张英就成为第一个入值南书房的学士，他也就是张廷玉的父亲；另一位入值的是康熙帝比较钟意的高士奇。书写上有张英，书画上有高士奇，为了能够随时接受咨询，在紫禁城内分别赐给他们一所房子，这在当时完全属于“首例”，以前根本没有臣子能在紫禁城居住。虽然这房屋是临时的，不在南书房走动就要交出来，但是，也说明入值南书房的官员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某种“特权”

在人员的选拔上，一般分为三种：

一种由经筵日讲的讲师担任，这些人的才华本来就有；

一种是从翰林院挑选，能进入翰林院的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选拔出来的人才也不会太差；

还有一种就是民间的，像高士奇，本来属于一个默默无名的落魄书生，得到康熙的赏识后才一步登天；

职能

一：讲学交流

这也是南书房创立的初衷。

一方面，康熙为了深入学习汉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加强对汉人的统治，毕竟翰林院里都是汉人学子，对他们的提拔有助于缓和满、汉之间的对立；而所讨论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诗词歌赋，像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子百家、甚至垦荒治河等等也都成为双方畅聊的话题，南书房侍讲往往也会针对时弊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见解；

二：写诏拟旨

后来，随着康熙的刻意安排，南书房的权利不断增大，归纳奏折、撰写圣旨也都成为“业务范围”，由于开始接触一些敏感、机密的政治问题，南书房已经不再是“书房”那么简单了，尤其在三藩之乱后期吴三桂和清廷相持不下，军政要务繁忙，高士奇和张英也开始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中。在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已经下决心将权利中心转移到南书房来，因为南书房全是他的信臣，于是，在南书房行走的官员就一下子成为了“权臣”，赈灾救民、边关用兵、乃至官员任命都成为南书房的统辖范围，到就像《雍正王朝》中所说，“宰相可以统领百官”，权利之大可见一斑。张英时还并未显现出来，到了张廷玉时，已经是宰相般的存在

影响

从康熙十六年设立南书房之后，在逐步演变中，南书房已经完全成为皇帝控制的核心权力机构，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利的一种手段，同时将外阁的一些实权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这对加强君权、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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