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中國文學史》到底是誰寫的？現在流行的說法錯了

中國本來只有“史書”，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史”。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受到“西學東漸”的影響，文化研究體系發生變革，逐漸與世界接軌。與此同時，內憂外患的時代環境，也激起了一羣有識之士文化救國的熱血。於是，編纂一本記錄文學、文化的史書，爲五千年文明正名，爲文化救國造勢，就顯得迫在眉睫。

一般認爲，中國第一部文學史是京師大學堂（北大）教授林傳甲所作，當下很多著名文學史都持此論調。然而，如果考究當時歷史，還有一部“文學史”名聲大噪，風頭無兩，那就是由東吳大學教習黃人編纂的《中國文學史》。但由於這部書長時間沒有出版流行，導致知之者甚少。

兩部文學史緣何而來？

文學史的修撰與中國近代以來大學教育的發展有關。

在北方，北大前身京師大學堂文學教授林傳甲，仿照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的體制，歷時半年寫成《中國文學史》。這部作品在時下還可以買到，被很多版本的文學史稱爲“第一部中國文學史”。然而有意思的是，這部書在當時的評價裏幾乎都是負面的。

其中以1922年，鄭振鐸先生的評價最爲尖銳：名目雖是《中國文學史》，內容卻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連文學史是什麼體裁，他也不曾懂得呢！

其實也可以想見，中國有史記載的文明就超過三千年，短短半年時間又如何囊括整部中國文學史呢？所以學界很多人認爲，林傳甲的作品只是借了“中國文學史”這一題目而已，其實質是編纂“國文講義”，即上課需要用到的課件。

巧合的是，一度統領南方學術的東吳大學在此時也編纂了一部“中國文學史”，但卻是以“講義”爲名。東吳大學就是現在蘇州大學的前身，其天賜莊校區就是曾經東吳大學的故址。

根據東吳大學漢文教習徐允修《東吳六志·志瑣言》記載：光緒三十年（1904），孫校長……急應釐訂各科學課本；而西學課本儘可擇優取用，唯國學方面，既一向未有學校之設立，何來合適課本，不得不自謀編著。因商之黃摩西先生，請其擔任編輯主任，別延嵇紹周、吳瞿庵兩先生分任其事。

可以看到，這部《中國文學史》的撰寫其實最初真的是上課用的教材，並且還是黃人等邊教學邊整理出來的。通過“隨編隨課”、“逐日寫印”，歷時三年，纔剛剛寫到明代。與林傳甲僅半年就完成的作品來看，心血孰多孰少，一目瞭然。

這部文學史問世之後，與林作不同，被學界廣泛稱讚。

1932年，清華大學中國文學史課程教職浦江清曾言：關於中國文學史之著作……最早當推已故之黃慕西氏在東吳大學所編講義，始具文學史之規模。

這種說法是當時學者之間的共識。出自名家之手，又是耗費如此多心血之作，黃人的《中國文學史》纔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黃摩西何許人？其文學史著作爲何能被人認同

說起近代這段歷史，被人們熟知的文化名人大概就是魯迅、胡適、陳獨秀等等，至於黃人在後世的名氣就要稍弱一點了。但是，這個人在當時可是聲震文壇的。

黃人原名黃振元，中年之後才改名黃人，字摩西。曾經和一批文化名人在蘇州組建了“三千劍氣文社”，這個文學組織後來全員併入了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南社，並且創辦了蘇州最早的報紙《獨立報》，作爲鍼砭時弊的前沿陣地。

除此之外，中國大學教育裏面最早的學報《學桴》也是有由黃人主筆，主要爲了學術傳播和交流，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還在使用。他還編纂了有“中國現代第一部百科全書”之稱的《普通百科大辭典》，廣受學界稱讚。

名家吳梅曾經如此評價黃人：識南北文人無慮數千，名教授籍甚聲高，其才皆非摩西匹也。

無怪乎國學大師錢仲聯將黃人與章太炎、吳梅、唐文治並稱爲“蘇大四先生”，從與其並列之人來看，黃人也是屬於近現代學術上頂尖人物之一，甚至吳梅都常常說其深受黃人啓發。

這樣一個大江南北知名學者，文壇泰斗級別的國學大師，其花費心血所著的《中國文學史》自然質量極高。其後不久出現的很多文學史裏相關的觀點多是來自於這部作品。雖然並沒有明確注出來源，但考之當時學術習慣，直接引用而不聲明正是對前賢的尊重和推崇。

關於這部《中國文學史》的創作過程，錢仲聯在《夢苕庵詩話》中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摩西性極懶，作字尤譎詭類蟲書鳥篆，人不能識。《文學史》一書，當時逐日編纂，用爲校中講義，往往午後需用，而午前尚未編就，則口銜煙筒，起腹稿，口授金丈，代爲筆錄。錄就後，略一過目，無誤漏，則繕寫員持去付印矣。

從這段記載來看，這部作品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黃人直接在很短時間內口述出來的，以此也可見黃人的學術功底。黃人《中國文學史》：創論層出，冠絕時賢。

林傳甲的“文學史”內容其實很單薄、殘缺，主要講述文章，對於詩詞等其他體裁都不涉及。這樣的著作之所以有諾大名氣，還是歷史意義大於其作品本身。

而黃人的這部《文學史》寫得文化氣十足，並且極富創造性。一共三十冊，一百十七餘萬字，內容極爲豐富，並且所說多爲前人沒有說過的言論，甚至一些觀點在當今也沒有人再提出。

這本書在形制上最大的特色是用駢文寫成，讀來洋洋灑灑，氣勢雄渾，大有指點江山的氣概。

比如其在第一編《總論》中點評中國曆來的文學評論缺陷時，指出：不知奇偶華質，因於自然，本原未嘗或異；甲乙丙丁，不過符號，界線終未分明。而乃畫地爲牢，操戈入室，執近果而昧遠因，拘一隅而失全局，皆因乎無正當之文學史以破其錮見也。

而論述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時，他更是提出了一個犀利的見解：蓋我國國史，守四千年閉關鎖港之見，每有己而無人；承廿四朝朝秦暮楚之風，多美此而劇彼，初無世界之觀念，大同之思想。

這種言論在當時可謂是振聾發聵，也是強烈倡導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先聲。

“世界之觀念，大同之思想”，也成爲了黃人《中國文學史》最爲重要的基調。

全書架構上，與當下文學史很不一樣。

時下所流行的文學史，遊國恩、章培恆、錢理羣等等著名學者多是按照年代來架構的，但是黃人所著的文學史架構有着更深層次的意義。

整本書被分成了四個部分，以年代爲標準，充實以作品，這部分內容在篇幅上雖然是全書的主體，但主要是作爲“分論”來記錄的。在之前的三個部分，主要是闡明文學史的功用、文學的功用和分期、各類文體的講述等等，其內涵要比“分論”深刻。

這也象徵着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開始從傳統的品評式轉向了辨析源流、種類、正變、沿革的歷史研究。

在內容上，這部文學史主要的貢獻在於打破了文學研究的錮障，真正形成了一部包羅萬象的文學史。

首先破開的是文體之間的錮障，將小說、神話、戲曲等等非主流文體全都納入文學史重點部分。這與當時社會環境裏，以通俗文學啓發民衆的觀念有極大關係。

黃人對神話的解釋往往有很獨到見解，他認爲一切神話其實都是可以考據的，只不過沒有那麼神奇，文學把它誇大描述，以壯文采。

比如對“女媧補天”的解釋爲：初民凡指手以上者皆爲天，特未有屋宇，構巢不蔽雨。一遇雨，即譁怪謂天漏矣。媧氏發明石灰之法，用以塗飾，遂無沾濡之患。遂羣神爲補天。

其次破開的是“文學”與其他種類文化之間的錮障，將文字、音韻等文化皆納入文學史範疇。

黃人一向主張“破成格而廣取”，以多學科的視角來考察文學的發展。這種思想很有見地。

比如文字與文學的關係，文字載體往往決定了文學作品篇幅的長短；音韻與文學的關係可以用“聲情並茂”來證明。這些文化其實都和文學有關，不懂文字、音韻等常識，又怎麼能研究得好文學呢？

最後破開的是中西文化之間的錮障，黃人整部文學史有相當濃厚的“中西結合”色彩。

特殊的歷史環境迫使中國人不得不去融入世界，這就需要將中國固有的文化來與世界進行交融。黃人在文學史當中，不僅用其獨到的觀點來解釋中國文學，同樣在尋找中西方文化的共通點。

就像西方的機器到中國來一樣可以運轉，黃人認爲真正的文學史並不能囿於中西的隔閡。一種理論的提出，不僅能符合中國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同樣在西方文學上也可以得到證實。反之亦然。

所以黃人用“天演論”的思想來看待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其在《文學史·文學華離期》中如此論述：文治之進化，非直線形，而爲不規則之螺旋形。蓋一線之進行，遇有阻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乃仍循原軌。故歷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後卻者，又中止者，又循環者，及細審之，其範圍必擴大一層，其爲進化一也。以吾國文界言之，其理尤明確。

通過所引用的原文也可以看到，黃人所著的這部《中國文學史》其實需要一定的語言基礎和文化積累才能看得懂，這也是爲什麼當下很多人幾乎不知道這部文學史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