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跟定型于周朝的谥号不同,庙号一开始都是褒义,而不是有褒有贬,所谓“祖有功而宗有德”,不论是“祖”(有开创之功)还是“宗”(有守成之德),都是对逝去君主的褒奖。客观来说,皇太极为清朝的强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多撑几年,入关的就是他了,所以用“祖”庙号并不过分。

庙号,顾名思义就是庙的称号,最初的作用是为了祭祀,定型于商朝,后面的周朝、秦朝都没有沿用,西汉却又开始用了,由此延续两千余年。

由于庙号自身的作用,一般都是获得者去世后确定的,只有一个例外魏明帝生前就给自己定了庙号,这样,庙号也就衍生出了盖棺定论的作用,对于获得者做一个评价。

跟定型于周朝的谥号不同,庙号一开始都是褒义,而不是有褒有贬,所谓“祖有功而宗有德”,不论是“祖”(有开创之功)还是“宗”(有守成之德),都是对逝去君主的褒奖。

但这是很难做到的,许多野心家出于自己的目的有意抬高先帝,无功无德而上庙号,由此导致了庙号的泛滥,庙号越来越多,加上获得者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庙号逐渐由褒转贬,要么无人再用,要么特意拿来明褒实贬。

到唐朝以后,基本上是一帝一庙号,而且曾经被认为唯一的祖(一个朝代显然不会有太多开创者)也多了起来。“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取决于新皇帝的喜好,皇帝想给先皇上个“祖”的庙号并不是什么破坏礼法的事情。

唐朝就有六个祖,即圣祖、献祖、懿祖、太祖、世祖和高祖,圣祖是李耳,即老子,唐朝皇室给自己认的祖宗,是不是没人知道;之后五个则是李渊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和李渊自己。

唐穆宗即位后,淮南节度使李夷简为了讨皇帝欢心,就请求给唐宪宗定个“祖”的庙号。(宪宗晏驾,未定谥。淮南节度使李夷简以宪宗功高列圣,宜特称祖。)

唐穆宗下令让大臣们讨论讨论,最终没给父亲上“祖”的庙号,这跟他们父子俩关系不好有关,甚至有人认为唐宪宗的死跟唐穆宗有关,李夷简的龙屁是拍到了龙腿上。

我们再看清朝,清朝有六个祖,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分别为兴祖、景祖、显祖,努尔哈赤为太祖,其孙福临(即顺治帝)为世祖,其曾孙玄烨(即康熙帝)为圣祖。

清朝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她的开创之功分成了三个时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奠定了清朝的基础;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正式建立了帝制王朝;顺治帝入关统一,完成了清朝的开创。

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后金还是个渔猎民族政权,政治制度很不完善,他本人当的也只是大汗,并没有皇权集中和中央集权。皇太极还是被贝勒们推举出来的,继任大汗后也只是称努尔哈赤为先汗,也没有谥号。

皇太极在位时对后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宗庙制度,尊努尔哈赤为太祖武皇帝。皇太极就没这么幸运了,因为他的庙号与其说是他儿子顺治帝上的,不如说是他弟弟多尔衮上的,彼时的顺治帝完全是多尔衮手上的傀儡。

客观来说,皇太极为清朝的强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多撑几年,入关的就是他了,所以用“祖”庙号并不过分。

可多尔衮不这么认为,他老妈阿巴亥就是被皇太极逼死的,皇太极的儿子又跟他抢皇位,多尔衮不贬一下哥哥的地位还真不行。

顺治帝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不过他的争议在谥号。顺治帝去世的时候,吏部尚书孙廷铨(汉人)建立尊谥高皇帝。这是一个明显的立牌坊的行为,因为高皇帝一般都是给开国皇帝,汉高帝刘邦、明高帝朱元璋莫不如是。清朝这边因为皇太极给努尔哈赤上了太祖庙号,顺治帝无论如何也抢不到,那就只能从谥号这边下手。

如果上了高皇帝的谥号,等于承认顺治帝才是开国皇帝,即清朝的历史从入关后开始,是承继明朝,这帮汉人大臣就多了块遮羞布。

满人权臣鳌拜表示坚决反对,力主把努尔哈赤的谥号由“武”改为“高”,将顺治帝谥为“章皇帝”,断了汉人大臣立牌坊的妄想。当然,鳌拜也得肯定顺治帝的开创之功,尊了个世祖庙号,尽管开创的事基本都是多尔衮做的,谁让他不是皇帝呢?

而康熙帝就幸运多了,他的的庙号是他儿子雍正帝上的,雍正帝对康熙帝的功业是肯定的,加上他刚刚上位,那几个兄弟也不太服,尊崇父亲也符合他稳固地位的需求。

康熙的功业简单说就是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疆域基础,平三藩、御沙俄、收台湾、平定准噶尔,这些都是巩固大一统的切实措施。

这些功业,如果放在汉朝,也最多是个宗,参见汉世宗刘彻,但在清朝,那就非祖不可了。而且礼部官员拍马屁功夫高超,一上就是个圣祖。

在康熙之前,还有两个圣祖,一个就是上面说的老子,另一个是宋朝的圣祖赵玄朗,即赵公明,是宋真宗追封的。这两者都是神话远祖,算是扯大旗,可康熙却是实实在在的的雍正之父,凡人中的第一个圣祖,雍正对此表示满意,钦定庙号圣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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