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一本编年体鲁国史书，是为了解释简略难懂的《春秋》而作，其时间顺序与《春秋》相同。而《春秋》的起始年份是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孔子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年为起始呢？或许是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事跟鲁国乃至天下有着莫大的关系吧。

《左传》的记载要比《春秋》详细地多，按照《左传》，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家事。第一件是以前发生的，鲁隐公之父鲁惠公的娶妻生子历程。《左传·隐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鲁惠公的原配夫人是子姓家族的大女儿（即宋国公室），她没有生下嫡子就去世了，她的陪嫁女声子住进了她的宫室，替她服侍鲁惠公，生下庶长子息姑，即鲁隐公。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不出意外的话，鲁惠公去世后，庶长子息姑将会成为下一任国君，然而鲁惠公却在这个制度下为鲁国埋下了隐患。

在晚年，鲁惠公又娶了宋武公的次女，立为夫人，仲子生下了鲁惠公的嫡长子，也就是后来的鲁桓公。

按照《左传》的说法，这段婚姻是“天作之合”，仲子出生的时候手里就有字，表示这个女子以后会成为鲁国的夫人，于是宋鲁联姻，她成了鲁惠公的第二任夫人。

按照《史记》的说法，这段婚姻纯粹是老色狼强抢准儿媳。《史记·鲁周公世家》：“初，惠公嫡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在这里，仲子是给公子息姑娶的媳妇，只是鲁惠公见色起意，踢开儿子自己当了新郎。

按理说，这种野史意味浓厚的片段当不足信，可纵观春秋史，这种事并不只有一次，卫宣公和楚平王同样是强抢准儿媳的荒唐君主，可一可再不可三，编故事也不至于如此，而且从逻辑上，反而是《史记》的记载更合理。

首先，仲子与鲁惠公年龄差距巨大从年龄上看，鲁惠公在位46年，前723年去世，仲子出生于宋武公十八年（前748年），就算鲁惠公一出生就继位，他也比仲子大二十岁，这是一代人的差距啊。

鲁宋两国当时基本是同段位的国家，实力差不多，宋国的爵位比鲁国要高，宋国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才会把如花似玉的宗室女嫁给鲁惠公这么一个老头子的呢？

其次，这次联姻完全没能改善鲁宋关系。鲁惠公两任夫人均是宋国人，那鲁宋关系应该非常融洽才对吧，可事实恰恰相反，在鲁惠公晚年，鲁宋关系很差，还在黄地打了一仗。

这场战争以鲁国的胜利告终，但鲁国关系已经差到极点。神奇的是，鲁惠公一死，鲁隐公摄政，鲁宋关系光速修复，鲁隐公元年九月就在宿地会盟结好。

很明显，鲁宋之间并不存在核心利益的冲突，这才能够快速和好，从时间点来看，鲁宋关系的好与坏，跟鲁惠公、鲁隐公都有关系。与此同时，对应的宋公是宋宣公和宋穆公，他们都是仲子的哥哥，宋国历史上德行高尚的君主，不会闲的没事跟鲁国交恶。

那事情就很明了了，正是鲁惠公不顾礼制，强抢准儿媳，惹得宋国公室觉得受辱，鲁宋关系下降到冰点，还为此爆发了战争。等到鲁惠公去世，鲁隐公诚心与宋国交好，宋穆公也就咽下这口气，与鲁国结盟。第二件是国外发生的，郑伯克段于鄢！

这件事可是《左传》的名篇，武姜的偏心眼、郑庄公的隐忍多谋、公子段的狂妄无知，共同造就了这场兄弟相残的人伦惨剧。

与上文父夺子妻一样，因为事涉国君，家事必然演变成国事，这场兄弟相争的大剧也就成了郑国的内乱。

内乱的结果很清楚，郑庄公大胜，公子段无奈逃亡国外，武姜这个偏心的母亲也被郑庄公迁往别处，当然，很快郑庄公迫于舆论压力，又听从颍考叔黄泉相见的招，把武姜接了回来。

这件事可谓恰到好处，郑庄公完美符合春秋开篇人物应有的素质。

他克弟逐母，有违孝悌之道，与王室交换人质保证信任，更是标志王纲已堕，而且鲁隐公的结局，与郑庄公是完全相反的，郑庄公以兄克弟，鲁隐公却死于弟弟鲁桓公的授意，两相结合，这或许就是《春秋》以隐公元年为起始的原因吧。

当天子近亲郑国、周公之后鲁国都抛开周礼搞些乱伦惨剧的时候，这不就是礼崩乐坏的开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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