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二十六年銅詔版

鎮原縣博物館館長 王博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爲了鞏固統一的國家政權，他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頒佈詔令統一度量衡，對促進當時的政治、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20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能夠見到秦始皇當時頒佈的刻有這個詔令的詔書實在難得。現存於鎮原縣博物館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銅詔版正是當時的歷史見證。1976年4月1日，該文物被鎮原縣城關鎮富坪村建宅取土的農民發現並上交。1996年9月，國家文物局鑑定專家組定爲國家一級文物。

秦始皇二十六年銅詔版（鎮原縣博物館藏）

文物檔案

秦始皇二十六年銅詔版長10.8釐米，寬6.8釐米，厚0.3釐米，重150克。其上陰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統一度量衡的詔書：“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五行四十字，秦篆，青銅鑄造，字跡清晰，線條纖細，彌足珍貴。詔書中的“二十六年” 即公元前221年，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年，也是頒佈統一度量衡詔令之年。“黔首”是當年始皇對百姓的稱呼，始皇迷信“終始五德”之說，以爲秦得水德，以黑爲上，百姓要用黑布包頭，稱作“黔首”。“立號爲皇帝”是始皇認爲自己統一天下，功過於“三皇五帝”，王的稱號已不能顯示他至高無上的權勢地位，因此更改名號，把古代傳說中神和人最尊貴的三皇五帝的稱號合二爲一，號稱“皇帝”。規定皇帝按照世代排列，第一代稱始皇帝，後世以二世、三世計，傳之無窮。“狀”即丞相隗狀，“綰”即丞相王綰。“法度量則”是指法律、度量等制度。詔文的大意是：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兼併了各國諸侯，統一了天下，百姓安居樂業，於是立稱號爲皇帝，並下詔書給丞相隗狀、王綰，把全國不統一而胡亂不清的法律、度量和各種制度都明確統一起來。這一詔書，以皇帝的身份要求全國推行統一度量衡制度。當時秦朝剛剛吞併六國，秦始皇就把此事提上議事日程，足見他的重視程度。

這裏，我們不妨再探究一下這塊文物背後的時代背景。秦始皇統一度量衡是在各諸侯國度量衡基本統一的前提下，把原來由商鞅制訂的已在秦國實行了100多年的度量衡制度用法令推至全國。戰國時代，七雄並立，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度量衡體系，這對當時社會的發展非常不利，秦始皇兼併六國之後，自然不能允許這種狀況繼續下去。所以，他把秦國的度量衡制度推向全國，乃是順理成章之事。爲了儘快地實現統一的目的，秦始皇用皇權的威力，採取各種行之有效的措施。發佈統一度量衡的詔書是秦始皇首創的一種法律形式，即以皇帝的最高權威發佈命令。當時他命令把自己親自頒佈的度量衡命令鑄刻在量、衡器上，或者刻在銅版上，然後再嵌在量、衡器上。作爲使用憑證，發到全國各地，做到家喻戶曉，讓人們都知道這是國家的標準器具。鎮原發現的這枚詔版當時是釘在官定的木容器上或嵌在其他鐵量、衡器上，以避免字體鏽蝕。詔版上有四釘孔，兩孔已殘。據記載，秦始皇當時還用大字銅範鑄造高約30cm、寬約65cm的詔書，並不是嵌在度量衡上的，而是懸之國門或布之郡縣，作爲始皇頒發的佈告全國的詔書，這種大字詔版稱金版（即國之典策）。目前我國出土的刻有秦始皇詔文遺物有銅橢量、銅權等，不僅數量多而且分佈也廣，而像這樣把詔文刻在銅版上的形式在全國極爲稀少。

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後，除製造並頒發度量衡標準器外，還制訂了嚴格的管理和檢驗制度，並對不合格者規定了明確的處罰辦法。據史料證實，秦始皇曾規定對秦統一以前的度量衡器具進行嚴格檢查，加刻四十字詔書後才能繼續使用。如戰國時秦國製造的商鞅銅方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即公元前344年）商鞅變法時所鑄造的標準量器，應用於重泉（今陝西蒲城東南）地方。到秦統一中國後，又把它作爲統一全國量器的標準。商鞅量左側面有商鞅鑄造時的銘文：十八年，齊遣卿大夫衆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遭殃，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爲升。器壁與柄相對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可見秦始皇在統一度量衡時，仍然採用商鞅所制定的標準。所謂廢六國之法而行秦法，也可以在這裏得到證明。到秦二世繼位後（公元前201年），爲了表示繼承始皇的遺志，在製造的度量衡器具上再加刻二世詔書，以表彰始皇統一度量衡的功績並要求製造器具應合乎標準，以保證計量器具的準確統一。此外，文獻中也有關於度量衡器具定期檢驗制度的記載。

文物具有多元的證史價值，以這件秦始皇二十六年銅詔版文物來看，秦始皇統一度量衡之前，首先統一了文字。在秦統一之前，文字的形成非常紊亂，同一個字有好幾種寫法，“文字異形”給政令的推行和文化交流造成了重重障礙，如秦統一後詔書至桂林，一般人都不認識，妨礙了同外界的交流。因此秦始皇命令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太史令胡毋敬等對文字進行整理，“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以秦書爲主體，變大篆變小篆，淘汰了通行於其他地區的異體字，同時規定了字的行文要由右往左寫，把小篆作爲標準文字，通用於公文法令。這枚詔版上的詔文正是秦統一文字的見證，也是統一文字後頒佈統一度量衡的通用公文法令，是研究秦代書法的現存實物之一。它與現存秦小篆實物代表作品《泰山刻石》有同等高的書法價值。詔文的字體欹正瘦勁，筆畫折多轉少，結構漸方，疏密率意，跌宕生動，每多奇趣。古人稱其爲小篆或新興的俗體，或古隸及秦隸，正由於它與莊重圓折風格的字體不合，所以被加上“隸”的卑稱。秦隸是出自民間勞動人民之手，且在秦始皇統一以前就在秦國存在着。這種秦隸在秦始皇統一以後仍得以繼續通行發展，表明它和秦的“書同文字”是一致的。同時也證明了秦的統一文字，確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由此可知，所謂“書同文字”，乃是以李斯等人的小篆爲官方的規範字體，而民間秦隸同時流行。所以秦始皇的“書同文字”不僅廢除了六國雜亂的異體字，使文字趨於整齊簡易，而且接受了由民間創造、發展着的秦隸。顯然，這是秦始皇順應歷史潮流，在文化上的一個貢獻。無論如何，詔文都是秦硬筆書法的典範作品，書法研究者由之可以看出古代漢字字形的演變歷史，很多書法家也是對其讚美有加，經常把詔版銘文作爲臨摹和創作的題材。

秦時慶陽屬北地郡所轄。至今，鎮原、環縣、華池、合水、寧縣、正寧諸縣境內還保留有秦始皇和他祖輩修築的長城和直道遺蹟。其中在鎮原縣境內僅留有秦長城遺蹟41公里，出土遺物有細蠅紋板瓦、筒瓦、泥質灰陶釜、鐵匕等。據《鎮原縣誌》記載，“秦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雞頭山即今鎮原縣開邊鄉境內，這些遺蹟遺物的存在和秦始皇二十六年銅詔版的出土，都說明秦王朝在當時北地郡地進行過一系列的治理活動，爲鞏固秦王朝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從這件文物中，我們可以看出秦王朝雷厲風行地實施統一度量衡的具體情況。詔文補充了秦朝史料和法律文書的闕失，還糾正了《史記》中把“隗狀”誤寫爲“隗林”的錯誤。詔版在中國青銅鑄冶史上也有特殊價值，詔版上的銘文是當時直接刻在金屬版上的，而這種方法很早就已失傳。這枚詔版爲研究秦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及秦統一文字和度量衡提供了翔實的物證，同時也對研究秦時的書法藝術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藝術和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