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皋陶歷經堯舜禹三代。此前爲氏族社會，其內部糾紛由全體成員仲裁解決。傳說“祝融氏無所作爲，未有耆欲，刑罰未施”；“神農之氏，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到“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衆暴寡，故黃帝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商君書》）；到堯舜時期，部族之間的矛盾愈加突顯，形成“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四凶”作亂的局面；在部族內部，由於極其嚴重的水患災害，導致“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社會失序，黎民阻飢。面對各種尖銳激烈的矛盾，“帝舜三年，命皋陶作刑”（《古本竹書紀年》）。

皋陶受命於危難之秋，是如何作刑的呢？

早在1997年5月，全國首屆皋陶文化研討會上，許多先秦史和法學專家都指出：皋陶不僅是司法鼻祖，還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政論家。因此，皋陶作刑必然要以他在《皋陶謨》中闡述的德政思想爲指導，確定刑法宗旨、執刑原則和根本目的。

皋陶以“允迪厥德，謀明弼諧”爲宗旨，即以遵循並弘揚帝堯的道德，同心同德實現治國謀略爲宗旨。

帝堯的道德是：“欽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明於變時雍”（《堯典》）。即帝堯嚴肅恭謹，明察是非，寬厚溫和。能弘揚崇高的品德，親近同族的人，表彰有才德的人，協調各部族聯盟的關係，民衆也隨着變得友善和睦。這如同一束火炬，照亮了皋陶製刑的思想。

據說皋陶曾以獨角獸判案，享有很高聲譽。因爲上古社會是一個敬天事神、卜筮盛行的時代。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各部族都廣泛採用神明裁判。這種刑審制度在比較法制史上稱爲觸審制度。

皋陶發現了觸審制常常導致冤案錯案，容易傷及無辜，有損帝堯之德，便斷然廢除。寧漢林先生認爲《皋陶謨》中“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的含義是皋陶廢除了觸審制，要求執法者不能貪圖享受，必須嚴肅恭謹，明察是非；“方施象惟明”則是益和稷對皋陶廢除觸審制度、施用象刑的最早稱讚。皋陶的這一重大變革，使刑審由神斷變爲人斷，爲後世尊重人性以證據定罪的刑審制奠定了基礎，是刑法發展史上的一大進步。

在原始社會後期，各個部落內部已普遍存在習慣法，對於瀆神和犯禁等行爲，有的部族比較寬容。如《三國志》記穢南族“其邑洛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就是用奴隸、牛馬作爲罰責的贖金；扶余族“盜、竊一，（鞭）責十二”；《舊唐書·吐蕃傳》載吐蕃人“重兵死，以累世戰歿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有的部族則採用極端手段。如《呂刑》稱“三苗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對此，顓頊“報虐以威，遏阻苗民”；“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舜聖德聰明，建法”（《通典》）。

舜所建之法，即皋陶廢除觸審制後，在習慣法的基礎上修訂的五刑。

有專家說，皋陶的五刑是《國語·魯語上》記載：大刑甲兵，次斧鉞；中刑刀鋸，次鑽笮；薄刑鞭樸。但多數專家認爲這不是皋陶的五刑，只是刑分三等五次，頗與皋陶時代實際接近，應是皋陶製刑前的五刑。筆者傾向後者。此前，“兵刑合一”，黃帝和顓頊都曾大刑用甲兵；到了虞舜時代，大臣已有分職，兵刑也已分家，皋陶作士，具體職責就是：“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堯典》明確記載，皋陶的五刑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唯刑之恤哉。”

“象以典刑”即制定象刑作爲常刑（法）。《漢書·刑法志》稱：“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看出皋陶廢止了習慣法中濫殺無辜的極端做法，吸取了寬容的做法，只是象徵性地給以警示，使人明恥，改過自新，體現憐憫愛人的德性。誠如《通典》所云：“原夫先王之制刑也，本於愛人求理，非徒害人作威，往古樸淳，事簡刑省，唐虞及三代刑制其略可知。”

“流宥五刑”是對原要施以傷殘肢體的墨、劓、剕（刵）、宮、闢等肉刑的一種寬宥。皋陶即使對本當處以極刑的“四凶”也未動刀鋸，未用鑽笮，而是一律處以流刑：“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並使三苗“幡然來歸”，達到了弘揚帝德、“協和萬邦”的目的，推動了部族聯合，促進了社會進步，維護了中央集權。

“金作贖刑”是處理部族之間爭執和糾紛的一種刑罰：理屈者出金（銅）以贖罪來替代刑法。從而調解了部族紛爭，推動了部族聯合。

“鞭作官刑，撲作教刑”是指官刑鞭撲俱用，施於辦事不力、犯罪較輕者;撲刑是對“不勤於道業”、不尊老事親的學生輕微責罰。意在警示官吏恭謹勤政，警示學子勤學孝親。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一般釋爲：眚，過失；災，害；肆，緩。意即：對偶然或過失犯罪者要寬大赦免，而對怙惡不悛者則施以極刑，其中當然包含對改惡從善也要從寬。同時也有專家認爲“眚災肆”，實指血親復仇殺人列屍分解而食。當時，水災成患，皋陶執法，對迫於饑荒而搶掠、殺人、食人的罪犯給予赦免，即“眚災肆，赦”，但不允許再犯，如再次恃強搶劫、殺人、食人者便要處以死刑，即“怙終賊，刑”。兩種解釋雖有不同，但都能看出皋陶“察與人情”，明斷是非，儘量從寬，盼人改過自新。

爲了保障五刑正確實施，皋陶確立瞭如下執法原則：

1、執法者必須“慎乃憲”（《史記》），“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即必須嚴肅謹慎，嚴格地要求自己，以寬厚的態度待人，使大家都賢明起來，忠貞執法，弘揚帝德；否則，處以鞭刑。皋陶本人就是嚴以修身，嚴以律己，嚴以用權——“思日贊贊襄哉”的典範。

2、必須德教禮刑並用。皋陶說：“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意即從五種倫常關係的教育入手，從而改變“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的局面；同時，以五種禮節規範社會秩序，使君臣之間互相尊重；如果人們能接受教育，遵守禮節，就要給予表彰；否則，就要用五種刑罰分別給予懲處。從而開啓了重視教化，崇德重禮，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先河。

3、一定要“唯刑之恤”。唐代孔穎達釋其義是“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中”即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只有心憂百姓，恐傷無辜，纔會慎重又慎重而“得中”。皋陶提出的“五刑五用”的刑治觀，即要求在刑獄決斷時，不可過也不可不及。

這種公平公正、刑罪相當的論點，以及五刑在具體運用實施時的一些慎罰從寬的做法，都是刑恤得中的思想，百姓備受恩德。歷代對此評價甚高：舜稱“民協於中”；《呂刑》贊“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史記》：“皋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皋陶作士，正平天下罪惡也”；《淮南子》：“聽獄制中者，皋陶也……”

4.、必須“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爲了貫徹寬與簡的原則，他第一次提出處罰罪犯不要累及後代，而賞賜可延於世。即“罰弗及嗣，賞延於世”；第一次提出同罪不同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失犯罪，可以從寬，故意犯法，則要從重；第一次提出對於疑罪案從輕“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第一次提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與其傷害無辜的人，寧可放過犯罪的人。真是條條見寬，確是字字閃耀着“好生之德”、“唯刑之恤”、慎刑、輕刑、無刑的思想光輝。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皋陶立刑，不是想着如何懲罰用刑，而是想着如何從寬從緩、不懲不罰不用刑。這種“刑期於無刑”的根本目的是“在安民”。

皋陶的安民觀，源於對民衆的敬畏，源於對帝堯道德的深刻領會。他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意即上天聽取意見觀察問題，表彰好人、懲罰壞人都是依據民衆意見。上天和下民是通達一致的。我們要有顆敬畏心，恭敬地處理政務、謹慎地執法斷獄，才能保持住國土。

皋陶的安民觀輝映着皋陶的寬恤之刑。它字字閃耀着尊重人性、珍惜生命的光輝，句句飽含憂念蒼生、以人爲本的真情，條條體現治國安邦、“謨明弼諧”的理念。

天下百姓受到了教化，懂得了禮儀，知道了廉恥，得到了刑罰的保護，提高了道德水準，獲得了許多恩惠，因而感恩堯舜，上下一致，同心同德，開創了歷史上第一個盛世。這是“仁者愛人”、以人爲本的源頭，這是“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的發祥，歷代多有讚譽。舜：“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時乃功；”禹：“安民則惠，黎明懷之；”《夏書》：“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容成氏》：“三年而天下之人無訟獄者，天下大和均；”《四庫全書》：“爲虞氏而天下無冤；”王充極爲讚賞：“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聖也；”皮日休頂禮膜拜：“德齊於舜、禹，道超乎稷、契。”

我們一路探討皋陶建法立刑的背景、宗旨、原則及目的，欣喜地看出其法治思想自然呈現，照徹今古。

皋陶的法治思想是他德政思想的具體運用，因而宗旨宏偉，舉措得力，目標明確。在歷史上，皋陶第一個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首倡禮法相依，道德教化和法制手段並用，爲實施德政提供有力保障，爲社會安定、和諧與繁榮保駕護航；他要求執法者必須嚴肅謹慎，公正、公平，重視教化，“唯刑之恤”，這些都是爲了一個目標：“在安民”。可見，其宗旨、舉措與目標，三者高度統一，相得益彰，相映生輝，相輔相成。

皋陶法治思想，對於今天全面依法治國有着寶貴的借鑑作用。因爲中華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所以，用現代意識和科學理論賦予皋陶法治思想以時代內涵，以及觀察和研究現實問題時去中華文化中尋覓“根”和“魂”,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當代法治中國建設從皋陶法治思想裏吸取了豐厚滋養。我們更應深入挖掘和萃取皋陶法治思想之精髓，以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爲法治中國建設助力。

（作者系周其慶 安徽省六安市皋陶文化研究會學術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