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世紀風采，作者：熊坤靜。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作爲“五四”運動“總司令”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一生跌宕坎坷，先後坐過五次牢，所幸的是，都化險爲夷，絕境逢生。

陳獨秀

反袁被捕險遭殺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竊取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位的袁世凱派人刺殺，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袁鬥爭。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掀起了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柏文蔚被委任爲安徽討袁軍總司令，陳獨秀任柏的祕書。然而不久，柏文蔚部下胡萬泰叛變，突然率軍攻擊安徽都督府，柏文蔚被迫出走，作爲安徽都督祕書的陳獨秀受到通緝，“二次革命”在皖失敗。

8月27日，陳獨秀化裝成商人乘民船從安慶逃到蕪湖。對蕪湖駐軍龔振鵬部在胡萬泰倒戈反柏時見死不救的行爲，陳獨秀非常氣憤，所以到蕪湖後，他徑直來到龔振鵬的司令部，責問他“按兵不動，是何居心”。

龔振鵬被激怒了，下令將陳獨秀逮捕入獄。隨後，龔振鵬準備以“臨陣脫逃，擾亂軍心”的罪名將陳獨秀殺掉。時任皖軍副司令的張子剛聞訊後，急忙帶着衛兵趕到龔振鵬司令部進行勸阻，龔沒敢立即對陳獨秀下毒手。在南京的柏文蔚得知陳獨秀落難的消息後，也火速趕來營救。於是，龔振鵬順水推舟，放了陳獨秀。10月下旬，效忠於袁世凱的安徽都督倪嗣沖率部攻打安慶後，發出了緝拿革命黨人的通告，陳獨秀成爲“要犯”，被迫逃往上海，遠赴日本。他在安慶的家慘遭查抄，兒子陳延年、陳喬年因及時逃往鄉下，才倖免於難。

撒傳單北京被捕

“五四”運動爆發後，陳獨秀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場席捲全國的反帝愛國運動中。從1919年5月4日至6月上旬，陳獨秀和李大釗以《每週評論》爲陣地，積極組織輿論，大力支持學生的愛國鬥爭。他們在雜誌上開闢了“山東問題”專欄，報道和評論山東問題的交涉經過，及時總結運動的情況和經驗，以指導運動深入發展。陳獨秀一人就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了7篇專題文章和33篇隨感。

爲了進一步把羣衆鬥爭引向深入，陳獨秀於6月9日親筆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並連夜印成傳單。該《宣言》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免除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等五項要求，並聲明：“倘政府不顧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6月10日，陳獨秀和高一涵懷揣着《北京市民宣言》來到遊人如織的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他們走進茶座，佯裝在茶座上喝茶談天，乘茶客離開的短暫時間迅速將傳單放在空位的桌子上，用茶杯壓好。茶客返回到原座位，或者有新茶客落座時，看到傳單便會讀起來。陳獨秀和高一涵見此情景，不禁激動萬分。然而他們的一舉一動，早已被混雜在茶客中的便衣巡警盯上了，並被報告給了警察署。次日下午，陳獨秀、高一涵和胡適三人又來到前門的“新世界”遊藝場分頭散發傳單。陳獨秀獨自登上五樓，從懷中抽出一卷傳單，向樓下一個露天電影院撒去。突然，從背後躥出幾個便衣巡警，將他一把抓住，並從他身上搜出一卷傳單。於是，他被帶往京師警察廳，經連夜審訊後，被關進了一間既髒又臭的狹小的囚室。

起初，警方奉上級指令，欲置陳獨秀於死地而後快，斷絕了他與外界的一切聯繫。陳獨秀在獄中備受虐待，加之營養缺乏，導致以前就有的腸胃病惡化。爲了不讓陳獨秀立即死掉，警方不得不同意陳獨秀夫人高君曼去監獄探視、照料。由此，陳獨秀被捕的詳情傳到外界，在李大釗等人的積極努力下，自6月13日起，《晨報》、《申報》、《民國日報》、《公言報》、《時事新聞》等各地報刊紛紛在顯要位置發表了有關陳獨秀的報道、評論，引起全國震驚。全國各界人士函電交馳,強烈譴責當局的倒行逆施，據理爲陳獨秀的行爲辯白，要求立即予以釋放。迫於全國輿論的強大壓力，北京政府只得於9月16日下令將陳獨秀具保開釋。

在上海寓所被捕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儘管陳獨秀因故沒有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一大”，但他憑着在“五四”運動前後的崇高聲望，仍被選爲中共中央局書記。9月11日，他辭掉廣東省政府教育委員長之職，悄悄回滬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住在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裏2號。此舉被報紙報道後，很快引起法租界對陳獨秀的注意。

10月4日中午，陳獨秀在寓所樓上睡午覺，高君曼正興致勃勃地與來客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打牌。突然傳來“咚咚”的敲門聲，包惠僧以爲有客人來了，連忙去開門。門開後一下闖進來3個陌生人，大聲嚷道：“我們要見陳獨秀先生！”

室內氣氛驟然緊張，高君曼大驚失色，但包惠僧故作平靜地應付道：“陳先生不在家。”

“我們要買《新青年》。”

“這裏不賣，大自鳴鐘下有賣的。”

“這兒不是有嗎？爲何不賣？”那幾個人邊說邊向房內走，發現了堆在地上的9卷5號《新青年》。見那幾個人動手要翻《新青年》，包惠僧趕忙勸阻道：“對不起，請不要亂動，這是過期的。”

“我們就要買這種，統統買！”

被叫聲驚醒的陳獨秀，感覺事情不妙，慌忙起牀想從後門出去，但見後門已有人把守，只得折回前庭。那幾個人掏出手槍，大聲吼道：“不許動！誰是陳獨秀？”見無人吭聲，他們又威脅道：“不交出陳獨秀統統抓！”

這時，陳獨秀本想站出來，卻被包惠僧阻止了。於是，在場的5個人全部被押上汽車帶走了。在審問中陳獨秀自稱王坦甫。巡捕房見未抓到陳獨秀，便派密探把守陳的住所，見來人就抓，結果捕獲了先後前來拜訪陳獨秀的上海法院院長褚輔成和《民國日報?覺悟》主編邵力子。褚、邵二人立即被“熱情地”帶至牢房去見陳獨秀，因褚輔成不明就裏，一見面就叫出了陳獨秀的名字，致使陳獨秀身份暴露。

當晚，陳獨秀徹夜難眠，念念不忘外面中央機關及其他同志的安全，尤其是張國燾同他約好晚上要到他家商討有關中央組織工作的，他不知道張國燾已機智脫險，因而焦急地反覆對包惠僧說：“若是張國燾如約前來，豈不是自投羅網？那事情不更糟了！他總是不聽勸告，身上常常帶着一些重要文件，他年輕氣盛，易於同警察吵鬧，如果被搜出身上那些文件，就足以證明我們是共產黨。”

因此，每逢聽到有人被送進牢房，他就踮着腳從鐵門上方的縫隙向外張望，看看是否有同志被捕。直到深夜，他似乎才稍稍放心。接着，他像留遺囑似地向包惠僧等交待工作道：“你們出去要繼續爲黨工作，我們這個黨是大有希望的，不要因爲出現了些問題，就喪失信心。當然了，不願乾的也不必勉強，人各有志，不過不要出賣同志，那是可恥之徒乾的。”他還特別對包惠僧說：“惠僧，你年紀輕輕，當局抓不到你什麼證據，會很快放你出去的。你出去還是回武漢協助必武同志工作好。武漢三鎮是南北交通樞紐，工業比較發達，務必把黨的工作搞好。毛澤東、何叔衡、劉仁靜他們已在湖南開展黨的工作。各地的同志都把工作搞好，黨就會迅速發展。”

包惠僧等感動萬分地說：“陳先生，大難臨頭，你捨生取義，首先想到的是黨和大家，你這種敢作敢爲的精神，太令我們敬佩了。不過，我們還得同法租界公堂作鬥爭，要爭取你先出去，黨不能沒有領頭人。”

法租界經過公堂會審，未抓到對陳獨秀夫婦不利的任何證據，就先把高君曼放了。陳獨秀被捕之事經各大媒體報道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上海乃至全國各界人士積極開展了營救活動。孫中山應中共中央宣傳部主任李達的電請，專門致電上海法領事，要求釋放陳獨秀；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錢請了一位法國著名大律師來承辦此案。懾於各方的壓力，上海法領事被迫宣佈罰陳獨秀大洋100元結案。10月26日，由褚輔成出面擔保，陳獨秀被保釋出獄。

法租界再次被捕

華法當局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人運動極端仇視。上海法租界繼1922年6月1日逮捕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祕書李啓漢之後，又於7月16日查封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砸掉了牌子。中央的一些同志再三勸說陳獨秀離滬躲避風頭，但適逢中共“二大”在上海開幕，他大義凜然地說：“反動勢力對我實行逮捕，也不是頭一回，他要逮就讓他逮吧，黨的‘二大’我不能離開。”

當時，上海法領事得到陳獨秀等人在祕密集會的報告，便派出密探四處偵察，但直至中共“二大”閉幕，他們也未找到會議的蛛絲馬跡。

8月9日上午，陳獨秀正在位於法租界環龍路銘德里2號的寓所中伏案寫稿，法租界總巡捕房特別機關探長西德納，會同督察員黃金榮等，突然闖進來將他逮捕，罪名是他家中藏有違禁書籍。事發後，高君曼立即告知中共中央。黨中央迅速通報各地黨組織派人來滬，展開大規模的營救活動，同時致電孫中山請其設法營救。孫中山接電後即打電報給上海法領事，蔡元培、蔡和森、李石曾等社會名流也在北京面見法國駐華公使，請其命令上海法領事釋放陳獨秀。得知法租界將於8月18日公開宣判陳獨秀的消息後，北京的自治同志會、新中國會、改造同盟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10個團體聯名發表了爲陳獨秀被捕事敬告國人的《宣言書》，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蹂躪中國的罪行予以深刻揭露，對陳獨秀所代表的革命運動給予熱烈稱頌，並在結尾宣告：“在判決我們親愛的陳獨秀的日子，舉行大示威，高呼打倒法帝國主義！爲自由而戰！”正在醞釀大罷工的長辛店鐵路工會也發出緊急通電，聲稱18日判決那天如不釋放陳獨秀，將組織數千名工人舉行示威大罷工。

迫於強大的羣衆運動的壓力，上海法領事只得以陳獨秀雖“無共產黨之實，但《新青年》有宣傳過激思想”爲由，判處罰金400塊大洋，交保釋放。8月18日下午，在黨中央機關同志及陳獨秀摯友等的熱烈歡迎下，陳獨秀重獲自由。

在上海病榻上被捕

1932年10月15日下午，正在上海嶽州路永吉里11號家中養病的陳獨秀，因叛徒出賣，被突然闖進來的國民黨特務逮捕。他很快被押解南京，先關押在十稟巷軍法司，後被囚禁在位於老虎橋的江蘇第一監獄，開始了漫長的5年牢獄生活。

陳獨秀此次被捕，在海內外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國內著名學者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8人和外國學者杜威、愛因斯坦、羅素等紛紛致電蔣介石，要求釋放陳獨秀。許多報刊發表文章或短評，呼籲營救陳獨秀。北京學生界還發動了頗有聲勢的援陳運動，好幾個大學都進行了援陳講演集會。然而蔣介石對這些均置之不理，還下令將陳獨秀等押解南京軍政部，聲稱其犯了危害國民罪，應交法院審判。10月25日，軍政部長何應欽傳訊陳獨秀，談話結束後，竟要陳獨秀爲其題詞。陳獨秀即興揮毫寫道：“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何應欽看了很生氣，當即將它撕得粉碎。1933年4月14日至20日，江寧地方法院三次公開審理陳獨秀案，最後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8年。從此，他把監獄變成“研究室”,勤奮讀書，潛心著述，寫出了《孔子與儒學》、《中國古代有復聲母說》、《連語類編》、《古音陰陽入互用表例》、《識字初階》、《實庵字說》、《金粉淚》、《實庵自傳》等著作,但大部分未能出版。其中由56首七絕組成的大型組詩《金粉淚》，是作者根據讀報和來訪接待中所見所聞所感寫的，揭露了在南京的國民黨達官貴人，在國家民族的危難時刻，依然過着歌舞昇平、紙醉金迷的生活的現實，是給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要員畫出的衆生相。1937年，由陶亢德主編的《宇宙風》雜誌第50期開始連載《實庵自傳》，但只發表了前兩章，即因日本飛機轟炸南京，陳獨秀寫作中斷而作罷。

這年8月中旬的一天深夜，老虎橋監獄受到日機的狂轟濫炸。得悉陳獨秀被炸，原北大陳獨秀的學生、當時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中文系主任的陳中凡教授，次日即來看望老師。來此之前，陳中凡考慮到形勢險惡，陳獨秀在獄中隨時會有生命危險，便與胡適、張伯齡等商定聯名將他保釋出獄。因此，見到陳獨秀之後，陳中凡便對陳獨秀說：“仲甫先生，我與胡適、張伯齡等人商定將要聯名保你出去，國民政府已同意，但需你本人寫個悔過書。”

陳獨秀一聽勃然大怒，將手中的菸捲狠狠地摔在地上，態度堅決地說：“我寧願炸死在監獄中，實無過可悔！”

陳中凡規勸說：“現在寫悔過書，只是個形式，給政府一個臺階，和過去寫不一樣。”

陳獨秀搖搖頭，說：“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我要無條件出獄！”

後經胡適等人出面斡旋，陳獨秀終獲自由。8月23日，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央大學教授傅斯年的迎接下，陳獨秀激動地走出監獄大門。這時，身爲國民黨中統特務局處長的丁默村突然迎過來對他說：“陳先生，鄙人奉上級之命，來接你及夫人到中央黨部招待所去住，那裏已爲你安排好了下榻處。外面有車子在等候。”

陳獨秀不屑地說：“丁先生，那裏不是鄙人能夠住的地方，鄙人已接受傅斯年先生夫婦之邀，暫到他府上安身。”

丁默村尷尬萬分，只得轉身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