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卯酉河在我家老宅的北邊，這條自張謇開發大豐時代就有的人工河到我 記事的時代大概有15米左右寬，水色清清，小時候下河還能抓到銀魚與河豚魚。河的南岸集中住的是啓海移民，河的北岸則主要是本場人（我們對於早於啓海移民而居住在本鹽場地區的泰州揚州移民及其後裔的稱呼）居住區。我家的老宅是一戶難得的有啓海式四庭宅溝的房子。我生活在一個父母育有十二個兄弟姐妹的啓海移民大家庭中，過年相聚最多能有110人聚會，在我們這麼大的家庭中，我這一輩只有三嫂與三姐夫不是從江蘇南通啓東海門地區移民來的啓海人，但到了小一輩或者小兩輩裏，家庭組合的來源就格外的豐富多彩了。雖然我們家這麼的家庭在周圍幾乎沒有，但是這樣的家庭組合模式演變卻大差不多。

啓海移民當初自南通北來開墾，基本都是聚居式的，就像我們處在金墩的仁北、仁中、仁南、永樂都是典型的啓海移民聚居區。我們平時說啓海話，喫啓海菜，連居住建築風格與使用的農具也是啓海風格的，一直上到在我們仁北村中小學的初中，我們的老師也基本上是啓海移民。偶爾間雜有少許本場人或者其他地區來的人，比如我的初中語文老師周建國就是從鹽城文工團下鄉來的老師。兒時我的父親去天南海北出差，帶回來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故事，在他工作的新豐中學，本場人與啓海的教工就是交錯的，所以和爸爸有交情的人就不止啓海人，因此就很少聽到他講本場人的不好。

上了短暫時間的金墩高中，這時候同學就是包括了若干本場人聚居區的居民子弟，老師裏面的本場人老師已經略多於啓海人老師，比如那個時候我們班的物理、數學、英語老師就是本場人，但是化學、語文、政治老師是啓海人。我的三哥袁東那個時候在鄉里做總賬會計，憑着哥哥的這點影響那個時候可以偶爾去無票看一場電影，買肉的時候可以多切一點點瘦肉，那些看門師傅和賣肉的師傅都是本場人。轉學新豐中學以後，同學擴展到全大豐，而老師中的啓海人只記得有袁學成、陸仲騫、袁振標、倪華峯，本場人老師則有劉泰隆、單士才、盧玉振、繆國義等，還有像束嘯虎等老師則來自於南京、蘇州等地。劉泰隆老師上課用在我們聽來特別標準的普通話，大部分本場人老師用本場話也就是泰揚話給我們上課，而啓海人老師則用啓海普通話給我們講課。學校的領導似乎也是本場人居多，因此在學校裏面除了啓海人同學之間私下用啓海聊天外，學校的國家通用語言是本場話。我的其他哥哥或者姐姐們就業的單位或者做生意的夥伴，在我的接觸範圍內留給我的印象是本場人多於海門人，而在正式的交往場合本場話纔是國家通用語言。

我中學時代住在我二哥工作的淮南紗廠的宿舍，周圍鄰居都是本場員工，按照他們的來源地分別有本場人陳師傅一家、揚州人楊老師一家、南京人和無錫人。淮南紗廠裏面的蘇南員工基本上都是比較資深的，而普通員工則主要是本場人與啓海人，以本場人爲多。我二哥是紗廠的幹部，他在家裏會說啓海話，而到企業裏面講話與接待客戶都用本場話。假期的時候，紗廠的幹部員工比如沈德林、張才幹等經常有到我家二哥家周圍的河溝釣魚，這時他們在一起講的本場話就是國家通用語言，儘管我們村是一個完全的啓海村莊。

一直到現在，我的大家庭裏面的哥哥姐姐，他們很多時候出去旅行，往往就對其他外地人用本場話代表我們的普通話。90年代末的時候，我的同事範文女士做她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碩士論文，選擇的題目是“江蘇大豐本場人與啓海人的社會融合”。她通過實地調查資料與大量本地知情人走訪溝通，在分析了兩類居民的生活習慣、生產方式、文化風尚與生產力特點及其演變後，注意到了隨着棉花種植方式的普及、教育普及與工廠招工的開放性，啓海人與本場人從相對隔離的聚居到相對互融的鄉鎮聚居、從基本各自獨立辦社會到共同辦社會、從基本不通婚到通婚普遍化、從各自保留鮮明的社羣特點到互相借鑑接近、從只會說自己方言到雙語化，大豐的本場人與啓海文化已經全面融合爲一種新型的大豐文化。

以前在我生活的仁北七組，作爲地道本場人的只有村裏的宋會計和朱康樂兩家，朱家是信基督教的貧困戶，待人和善，但是在村裏總似乎是異類。但到現在，朱康樂老人家的四五代與其他村人的四五代之間已經沒有啥真正的區別，或者村人在一起，也不再用來源地標記彼此，朱家的兒孫們也既會講本場話還會講啓海話。今天在大豐和已經併入了金墩的新豐鎮的新小區裏面，是本場人還是啓海人已經變得無關緊要，只有偶爾朋友聚會的時候打問下彼此的來源是哪裏，而更多人尤其是新一代都用普通話互相溝通。

我生下來應該算是一個地道的啓海人家的孩子，自小理所當然地在啓海化的事物和環境中長大，一切順理成章與習慣成自然，有點點啓海人的驕傲——覺得啓海人特別能幹，也有點點啓海人的自豪——覺得啓海人家樣樣東西爽口順眼，還有點點啓海人的偏見——覺得本場人不如我們啓海人有頭腦。隨着我的腳步走出家庭走向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半徑的擴大代表我的人脈圈子與認識體驗的改變，然後就發現了更多比我還聰明能幹的本場人比如新豐中學的張榮、陳劍，比我們啓海菜還好喫的本場菜比如醉條蝦，比我們啓海妹子還漂亮的本場妹子比如我就不說了。我日常講啓海話，但是我也能講流利的本場話。隨着自己的步伐更寬地走出去，就能發現原來江蘇以外還有比江蘇人更勤奮的生意人比如浙江人，有比江蘇更壯美的地方比如新疆青海，有比江蘇人更豪爽的人比如山東人、東北人和河北人。等到自己走出國門，原來黑人兄弟中也有比自己更聰明、好學的同學，在印度看起來髒亂的街道以外也有甚至比我們工廠還棒的花園工廠，而西班牙的菜居然也可以像中式菜一樣有豐富多彩但是可能更健康的選擇。生活在大豐這樣的移民社會里最大的好處，就是能早早地解鎖自己的固步自封，能夠對於差異事物採取開放、學習、探索、吸收甚至融納的姿態，對於差異事物採取開明而不是排斥的反應模式。

所以我看我們現在的大豐菜裏，就有經典的本場菜比如麻蝦燉蛋，也有經典的啓海菜比如紅燒山羊肉；典型的大豐人，在聽力上是普遍的雙語化的，很多人還能講三語，見啓海人說啓海話，見本場人說本場話，很多場合就是普通話；大豐人的家裏也兼有本場人與啓海人的審美習慣形成的裝飾風格；而在大豐工作的單位裏，是本場人還是啓海人已經不影響對彼此的看法，關鍵在於誰家沒有個三親四眷是兼跨啓海人本場人的呢。而如果在外地遇到大豐老鄉，無論是本場人還是啓海人都是一樣的格外親切。而這種自然的跨文化根底決定了大豐人對於外來人的自然親和，記得小時候村裏的下鄉知青既有大豐縣城的也有無錫蘇州的，除了讓他們儘量乾點輕省的活，村裏人經常有點啥好喫的就會拿去接濟他們一點；新豐鎮上工廠裏的工人也是各地都有，到自己家承包的河溝釣魚也不會特別計較；緊鄰我老家金墩鄉的四岔河地區就是上海的飛地——上海農場與川東農場，經常有上海知青與員工過來買農產品，雖然大家也會討價還價，但是總是覺得他們遠離上海不好過分佔他們便宜；甚至饑荒年代我們西鄰的興化縣經常有來乞討的人，我們也只稱他們是西廂裏的人家，並不會特別鄙視他們，就跟住在自己家西廂房的客人一樣，來了家人總要給點我們啓海人家的年糕、點心或者飯食；上初中的時候，我們村成爲江蘇省農科院的實驗基地，曾經試種過高產水稻、長青的黃瓜、新式的高產玉米等等，我們好奇地觀察那些農科專家、他們在村部實驗室裏調配的化肥與農藥配方、還有他們種出來的新式農作物，那個時候我們已經看到原來那些令人尊敬的“專家”都是外地人，而對於我們本地的與專家們配合的農科隊的本地人員也是多了幾分尊敬。

我很愛讀書，也很愛看這些差異的事物，在差異比較中的啓發、比較、嘗試與進一步思考，讓我從小感受到站在另外一些不同的角度與事物上帶給自己的樂趣，在想象的世界裏可以超越和忍受眼前的不理想。初中的秦伯道同學和祭仁兵同學家是本場人，但正是他們帶給我看到了家裏看不到的故事書比如女媧補天；楊建軍同學家祖籍是山東人，他讓我們看到了山東人家蔥薑蒜在日常食物中的特殊位置。而整個高中時代，班級上的同學與老師不止有本場人與啓海人，更有來自江蘇各地的人，我與南通來的瞿德偉同學和本場人同學楊小川競爭語文成績的高低，也享受一點教歷史的束嘯虎老師改完我的卷子讓我改自己同學卷子的光榮，而課餘時間與南京來的林輝同學、本場人同學中的王育林同學吹牛，和啓海人中的楊和斌同學腳鬥，和本場人中的季明輝同學夾脖子打鬥，都成了今天同學相聚的有趣話題，而那個時候就是生動的日常。那個年代大家家庭經濟都不寬裕，班上的很多本場人同學與啓海同學偶爾互相家訪得到同學家長的熱情款待，我就記得自己在本場人同學任美玲、陸育生家喫過飯，有一些同學還記得到我二哥袁平所在的淮南紗廠用我二哥的飯票喫到一個包子或者一個花捲時候的溫馨記憶。

我們往往看重家庭與來源地文化對我們的作用，但我也深深地感到，是這些差異的事物打破了自己最親近事物帶給自己的硬殼，孕育了一個包容心與跨越心更強大的自我，遭遇到讓自己感興趣與爲之動情的事業目標與人生理想。我從很多在外地的大豐同學、大豐人才身上看到這種特性，我也在很多還在大豐工作與奮鬥的朋友身上看到這種特性，一種因爲移民文化自然陶冶而形成的更大更豐沛的大我。大豐之大在此，大豐之豐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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