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組部原祕書長何載:平反冤假錯案是一項偉大工程
原標題：專訪中組部原祕書長何載：平反冤假錯案，是一項偉大工程
“平反冤假錯案，是我們黨的一項偉大工程。這說明我們黨有膽識、勇氣、魄力和能力，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近日，百歲老人何載接受“政事兒”獨家專訪，談起40多年前平反冤假錯案時，依舊情緒激動。
何載原名容恭，1919年11月生於甘肅成縣，今年整100歲了。在革命年代，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何載，意思是願爲黨和人民的事業奮力拉車、負重前行。1936年他參加革命，1938年2月入黨，曾在中央西北局工作，1950年先後任中央政祕室祕書、中辦祕書室副主任、主任，兼中南海總支書記。1958年至1979年，他被下放到農村，參加勞動21年。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後，百廢待興，人民期盼着撥亂反正。次年，中央決定胡耀邦任中組部部長，主持冤假錯案的平反。隨後，何載被調往中組部，任祕書長兼幹部審查局局長，具體負責平反冤假錯案。
這項工作非常複雜，影響面大。自己雖蒙冤了21年，但何載沒有抱怨，堅持從實際出發，深入調查研究，不斷提出許多具有指導性的意見建議。他還組織制定了檢查驗收標準，使一些漏掉的和平反不徹底的問題得到解決。對於申訴案件，何載親自調看檔案材料，多次向省裏瞭解情況，反覆修改審查報告。
1995年退休後，年過七旬的何載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扶貧事業上，與其他老同志一起籌集社會力量，舉辦中西部地區幹部培訓班，首創並實施“東西部互助和幹部交流”扶貧方式，探索對口援藏援疆。這些舉措得到中央採納，並沿用至今。
去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授予何載“改革先鋒”稱號。他被評價爲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執行者，爲廣大幹部投身改革開放熱潮創造了條件、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爲了這次採訪，何載提前幾天就做準備，有些細節記不清楚，他特意在紙上寫下提綱。談起這兩件傾注其很多身心感情的工作，何載說，“我只是做了一名共產黨員應該做的本職工作。總的來說，我是幸運的，只是我蒙受黨和人民哺育的多而貢獻的少。”
談冤假錯案平反
“至關重要時刻，鄧小平適時提出‘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
政事兒：當時平反冤假錯案，具體有哪些阻礙？
何載：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百廢待興。人民期盼着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平反冤假錯案。
“撥亂反正”這四個字，包含着多少沉重的內容啊！真是征途險惡困難重重。當時，“兩個凡是”是最大的攔路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矢志不渝地遵循。”到底有多少冤案，誰也說不清楚，胡耀邦剛到中組部就說，“積案如山，步履維艱。”他到任的第一個月，就收到來信一萬多件，兩個月後，就有兩麻袋。每天在組織部門前申訴的人排長隊，還有人到他家裏去申訴。
另外，平反冤假錯案還受到官僚主義和派性的嚴重干擾。有的領導幹部不催不辦，催而不辦；既不從命，又不受命。有的黨委組織和政府部門給屬於本派的人“好說、好辦”，不是本派的人“頂着不辦”。
政事兒：突破口是如何打開的？
何載：在至關重要的時刻，鄧小平同志挺身而出，適時提出了“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說的話要正確對待，不能把這一時期說的放到那一時期。這打破了“兩個凡是”的禁區，爲撥亂反正奠定了大方向，斷掉了“攔路虎”。鄧小平還提出了“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快不宜慢”等幾個原則。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胡耀邦提出要全黨辦案，還提出了“兩個不管”：“經過對實際情況的調查覈實，分析研究，對不實之詞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哪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這把人們頭上的緊箍咒打破了，爲平反冤假錯案打開了道路。
政事兒：具體來說，還採取了哪些措施？
何載：一是請鄧穎超、蔡暢等四十多名老同志出山，組織“洽談組”，受理被迫害幹部的申訴，接老同志回京治病。這些老同志對黨忠心耿耿，對同志情感深厚。他們熱情接待來訪同志，悉心傾聽他們的申訴，細心幫助解決問題，使來訪的人感到親切和溫暖，形成“有事可去談，有話可去講，有要求可去提”，改變了“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談、事難辦”的歪風邪氣，使組織部變成了“黨員之家”“幹部之家”，許多同志感慨萬千。
二是舉辦疑難案例研討會，和從事平反工作的幹部一起分析疑案，研究難案及解決辦法。這種“會診”辦法，不但統一了思想、提高了認識、排除了阻力，還爲中組部制定了“關於善始善終落實政策”的五條標準，對全面落實幹部政策起到了推動作用。
三是成立分配工作小組，送上門去落實政策。當時文藝界案子很多，胡耀邦就派人到文藝界坐鎮，上門服務，當場瞭解情況、調查研究，給予平反。
四是在積重如山的冤假錯案中，先從改正右派開始。重大案件中選擇了從王其梅案開始。王是所謂“六十一人叛逃集團案”成員之一，平反條件成熟。他的問題解決後，推翻“六十一人叛逃集團案”不實之詞就迎刃而解，緊接着劉少奇、彭德懷、陶鑄、丁玲等同志的問題也獲得平反。
五是組織大批幹部參加這一工作。我有幸被調去先在改正右派辦公室，後任幹審局長，以後任祕書長兼任幹審局長，專門負責落實政策，直到完成任務。
談“實事求是”
“對個人來說是道德問題，對我們黨來說是一切工作的基礎”
政事兒：這項工作很龐大也很複雜，您着急嗎？
何載：平反冤假錯案，影響面大、牽涉人多、案情繁雜，我們很着急、壓力也很大。我自己蒙冤了21年，我特別能理解這些申訴同志所受的委屈和盼望平反的急切心情，我與他們感同身受。那段時間，面對雪片似的信件，我們夜以繼日處理，每天喫住基本都在辦公室，沒下過樓。
政事兒：在落實幹部政策時，最重要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何載：實事求是，對個人來說是道德問題，對我們黨來說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我們黨羣衆路線的根基裏面就蘊含着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實事求是就談不上具備調查研究的方法，更談不上給羣衆辦實事。幹任何工作能不能取得成功，關鍵在於能不能實事求是。
平反冤假錯案這項工作非常複雜，影響面大。必須堅持把實事求是貫徹到工作全過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全面地歷史地看待幹部，以事實爲依據，以黨的原則爲準繩，做到是非清楚、功過分明，使各個歷史時期各種錯綜複雜的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處理，真正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政事兒：您對胡耀邦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何載：胡耀邦同志爲了組織部變成“黨員之家”“幹部之家”，他以身作則、身體力行。除上班時間在組織部接待來訪羣衆外，他還在家中接待。回家時，還有兩站路他就棄車步行，和要找他的人邊走邊談，一同到家。
政事兒：談談您對這項工作的理解。
這是我們全黨參與的一項偉大工程，總設計師是鄧小平同志，貫徹執行的是胡耀邦同志。全國有60萬幹部參與了此項工作，從1978年到1984年在全國範圍內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兩百多萬人，複查和糾正“文化大革命”前歷史遺留案件也有幾百萬件。
這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也說明只有我們黨纔有這個膽識、勇氣、魄力和能力，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爲大批幹部伸張正義，解放了幹部，爲中國改革開放掃清了障礙。這批人中很多人很勇敢，投身改革開放浪潮，有的擔任了省委書記、省長，大膽作爲，對改革開放起了推動作用，維護了中國社會持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是一種歷史性貢獻。
談參與扶貧
“扶貧過程也是解放幹部思想的過程，提高他們對改革開放的認識”
政事兒：退休後您將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扶貧工作中去，是什麼緣由？
何載：我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從小與農民有着深厚感情。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農村還有2.5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國家除用行政力量大力扶貧外，還動員社會力量參與。
我覺得我們老同志也需要行動起來做些事情。在一些老同志建議下，我們組織成立了中國扶貧基金會，李先念任名譽會長，項南任會長，林乎加任顧問，我後來任常務副會長。
政事兒：基金會是如何開展工作的？
何載：當時的扶貧和現在很不一樣。最開始基金會籌到錢後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當地人沒有脫貧的志向。在甘肅定西，常年乾旱，喫不上水，我們動員村民搬到有水的地方。但村民說“我爺爺、父親都住在這裏，我不搬，寧肯窮也不搬。”所以，我們提出口號“扶貧先扶志”，把志向端正了。
隨着扶貧工作深入，沂蒙山區人民提出了強烈要求：“給錢給物不如給個好乾部”。在這種觀點啓發下，我和項南等同志就商定在先進地區和滯後地區間組織實行幹部交流。經請示、呼籲、奔波、商談，決定先從蘇南和陝南32個縣開始，每縣派出2人。爲了揚長補短，規定江蘇幹部去陝南任正職書記，陝南幹部去江蘇任副職。
政事兒：也就是說，扶貧過程也是解放思想的過程？
何載：對。扶貧工作我們抓住“牛鼻子”，就是解放幹部思想，提高對改革開放的認識。陝南的幹部到蘇南去後，在實踐中學習沿海城市先進經驗，解放思想。蘇南的幹部到了陝南，帶新思維、新做法，對當地幹部是一種震撼。但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政事兒：有哪些不足之處？
何載：一個很大缺點是不懂得“等價交換”。幹部交流要雙方互利，當時我們還沒有這個想法，只是由發達地區幫扶貧困地區，單方面輸出，長期下去肯定不行。後來總結經驗，我們推動上海與雲南、天津與甘肅、福建與貴州等省市幹部交流，互相引進項目，培養幹部，互相促進、取長補短地發展經濟，這也爲後來對口支援新疆、西藏提供了參考。
政事兒：你們舉辦扶貧培訓班也是一種創新，留下了哪些經驗？
何載：幹部交流激發了勞動模範的積極性，江蘇吳仁寶、秦振華率先提出“先富幫後富”、“一個地方富了不算富，全民富了纔算富”的思想，願意幫助貧困地區培訓幹部和人才。
基金會就抓住機會，鼓勵吳仁寶、秦振華、魯冠球等勞模，爲貧困地區舉辦培訓班。勞模辦的培訓班意義特殊、效果顯著，培訓針對性強，教學內容切合實際，也加強了勞模對貧困地區的瞭解和友情。此外，這些勞模還到窮困地區辦企業，帶去新項目和先進做法，極大刺激了當地經濟發展。
第一個扶貧培訓班就由江蘇華西村開始，由華西村出資、出人、出場地，培訓班最大特點是重實踐、重參觀、重自由討論，形式靈活。從1993年到1995年，先後辦了125期，累計爲貧困地區培訓了31800人。
政事兒：您認爲當時扶貧工作有哪些特點？
何載：從1992年到2000年這8年時間，我與一批鬥志彌堅的老領導、老同志一起，帶着中青年同志，深入18個貧困山區、500多個貧困縣，走訪了2000多個山村、幾千戶貧困人家。扶貧基金會共籌措、投入數億元，累計實施扶貧項目200項，直接幫助200多萬貧困人口走上自力更生、持續發展脫貧之路。
在長期實踐中，我總結出扶貧工作有三個特點：一是長期性、系統性，這項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有時代性，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任務，九十年代初期是轉變觀念，現在我們提倡精準扶貧；三是有社會性，扶貧需要社會力量大力支持。
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深入實施東西部扶貧協作，重點攻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任務，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我相信，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努力下，這個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