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宪文，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

1937年2月20日，日本外务省制订《第三次处理华北问题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4月中旬又召开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会议，阴谋侵占华北。6月，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扬言：“以对苏作战的军事观点来判断中国目前的形势，如我们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351页。）驻屯华北的日军骤增，剑拔弩张，寻衅挑战，华北上空笼罩着战争的乌云。

20世纪30年代的卢沟桥

日军对华北志在必得，在“华北分离”的政治谋略遭到失败后，华北驻屯军迫不及待地宣称：“为了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而行使武力，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36年，日军在华北大量增兵后，频繁制造事端，不断加剧华北紧张局势，到1937年夏，它的气焰更加咄咄逼人。日本政府及军部分别派神秘人物大谷光瑞和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等人到华北调查。6月30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派驻北平的一个特务曾对人说：“一星期以内，如果不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就把我的脑袋给您。”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以卢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县城以北地区举行夜间军事演习，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在日军现场训话中，反复以“七夕”（7月7日）为题大做文章。7月7日，这个笼罩着神秘、险恶气氛的日子，一个多月来时隐时显，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日本军政人士和亲日分子关于华北特别是北平形势的谈话中。日军蓄意制造的一场阴谋开始了。当晚10点40分左右，在卢沟桥东北的大瓦窑和永定河之间进行军事演习的清水节郎，“仿佛”听到几声步枪射击的声音，集合点名时又发现少了一名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日军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竟然武断地判定是中国军队开枪，且诬指所谓失踪士兵已被中国军队胁迫进入宛平城，欲闯入县城搜寻。

日本军队向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反抗

驻城的第29军第37师219团吉星文团长，“以值深夜，日军进城足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值睡眠，枪声非我方所发，当场拒绝”。（《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9日），国民政府军司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失踪士兵虽在20分钟后即已平安归队，日军仍然一再无理要求进城搜查，足见卢沟桥事变的发动是日军一次有预谋的行动。7月8日凌晨1点左右，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凌晨3点，该驻屯军竟已制订出对事变的《宣传计划》，由驻屯军主任参谋起草。该计划名曰宣传计划，实际上也包括了军事行动、特务活动及外交活动计划，全文分“正文”及“说明”两大部分，汉文译稿4000字。仅全文的要领部分就有四项八款数十条。如果事前没有充分的酝酿和细致的讨论，要在最多不超过两小时的时间内拟出如此详尽缜密的计划是不可想象的。

宛平城守军闻日军侵犯，紧急出城赴战

据今井武夫回忆，“卢沟桥事变一爆发……都暗地里认为这也是日本军阀企图重演柳条沟（柳条湖）事件的阴谋。这不限于外国人，即使我国国民也认为是驻华陆军的越轨行为，虽都不敢作声，但都心照不宣”。（《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实际上，不仅是一般日本“国民”，而且包括首相近卫文麿、海相米内光政、外相广田弘毅等在内的日本许多军政要人都认为是日本陆军制造的事端。至于“事端”具体是谁制造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土肥原贤二，有的说是华北驻屯军高级参谋和知鹰二，有的说是天津特别机关长茂川秀和。其中茂川秀和最值得注意，事变第二天即7月8日晚上，茂川与田中隆吉在天津一家日本餐馆喝酒时，曾向田中承认，卢沟桥事变是他组织人干的。在战后对他审讯时，他直言不讳地供认，卢沟桥边的第一枪是日本人放的，事变责任应由日军承担。（台湾《近代中国》第41期，第109～110页。）卢沟桥日军的枪声，标志着日本军队蓄意挑起冲突，伺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张宪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卷，全民族奋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1937年7月—1938年10月）》，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编辑：林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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