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的疫情也很嚴重。截至當地時間3月1日上午10點，日本的新冠肺炎確診者達到947人，光是“鑽石公主”號郵輪的乘客和乘務人員就感染了705人。首相安倍晉三2月29日在記者會上說，今後兩週爲阻止疫情蔓延，應採取一切手段。日本企業也開始自我約束，如三菱商事在日本的3800名員工從2月28日到3月15日原則上居家辦公，花王在日本員工的一半（約1.5萬名）原則上3月15日之前居家辦公。日本去年第四季度GDP因爲受消費稅增加和颱風等影響，年化環比比初值下降6.3%，如果今年一季度也是負增長，連續2個季度下滑，即是國際上經濟衰退的標誌。

中日分別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都是出口大國，雙邊貿易規模也很大（去年1到9月中國對日出口1061.8億美元，自日進口1256.8億美元）。如果疫情繼續，經濟下行壓力都會加劇。所以在抗疫中加強合作，是雙方的共識。

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不言而喻，但和日本比，中國的內部需求要旺盛很多，日本的老齡化、少子化已有多年，大前研一爲此創出了“低慾望社會”的名詞，他並不是指責年輕人慾望低落，而是認爲，年輕人無慾無求的傾向，是整個社會增長動力不足的必然反應，是一種合理選擇。

此外，和日本相比，中國的政策工具也更加有力。而日本央行的彈藥已經用盡，日本央行今年1月的利率決議爲：維持基準利率爲-0.1%，維持10年期國債收益率目標在約0%不變。日本處在零利率、負利率時代已有多年。央行當時預計2020財年日本GDP增速預期爲0.9%，現在看，目標很難完成。

如此說來，日本是不是一個很讓人失望甚至無望的社會？這篇文章，爲你回答這個問題。

這種專注力造就了日本企業的長壽。據日本DATABANK調研公司的數據，截至2012年，日本143萬家企業中，成立時間超過40年的有28892家，超過百年的有1425家，超過110年的有415家，超過千年的有7家。專事寺院建築與維修的金剛組株式會社，創立於公元578年，是世界最長壽的企業。

去年底，我們再次到日本，這一站是東京，先後參觀採訪了NEC公司、富士通公司、花王公司、東京都的外圍排水道、索尼公園等等。在此過程中，感到日本仍有很多值得學習借鑑的東西。貫穿於企業、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方方面面，還是有一股精氣神。不是年輕人血氣方剛的氣息，不是泡沫年代四海無敵的氣息，而是深秋時節的那種沉潛、豐實、自足、文明。

這種氣質表現在社會服務方面，就是井然有序，溫文爾雅，以人爲本。我做了一次體檢，陪同的朋友告訴我，日本是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長壽“是預防出來的”。比如每年三四月間，適齡婦女就會收到乳腺的體檢單，可以在居住地附近的幾家醫院任選。有些長三角的人每年都到日本體檢，有一個原因是和輻射相關的檢查，這裏都是用最低劑量。

這種氣質表現在企業方面，就是對產品和服務精益求精，對顧客高度負責，對環境充滿敬畏，對未來不斷探索。

所以我感到，日本是“老而不衰”，“熟而不爛”，文明是其豐厚的底色，而且依然保持着相當高的創造力。

在每天換乘人數超過300萬人次的澀谷車站一帶，我看到了很多新地標，比如在澀谷東急車站原址建成的“谷歌日本總部＋東急酒店”，定位是“創新人類的聖地”，充滿了未來感。這裏有很多再造工程，目的是“將澀谷建成人們最想訪問日本的街區”。原來的臭水溝澀谷川經過改造後，在建築物一側的廣場開發了約600米長的河畔生態步行街，綠植豐富，一直延伸到代官山。便利的地鐵、城鐵、公交換乘和廊橋，組合成地上地下一體化無障礙的立體交通網絡，遊客絕不會陷入難辨方向的窘境。在澀谷，沒有絲毫的老氣橫秋，而是元氣飽滿，充滿動感。

所以日本是一個動靜兩相宜的地方。我最近半年三次到日本，發現中國的高淨值人羣尤其是東南沿海的，到日本度假、購物、體檢、看展覽、賞花、滑雪、置業，等等，越來越多，頻次也很高。不少人說，日本已是中國富裕人羣的“後花園”，“靠一種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把他們的心留住，加上距離這麼近，隔一段就想來一下，而且會帶着家人或朋友”。攜程發佈的“國慶出境自由行人氣榜”顯示，2019年國慶通過攜程辦理簽證出國的中國遊客，四個人中就有一個選擇了日本。

在一個國家的老齡化程度升高、經濟動能不如“青春年代”之後，並不等於國家就在走下坡路。還有其他的發展方式，建立新的競爭力、吸引力。如果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是“強日本”，今天的日本是“暖日本”、“靜日本”、“酷日本”，依然充滿魅力。

| 東京博物館明治館後面的日式庭院

我注意到，華爲的任正非就是一個“日本迷”。他在接受日本學者和記者採訪時說，“我太太去過日本目黑雅敘園（注：位於目黑川畔的酒店，1928年營業）後，就說要仿建一個這樣的咖啡廳，將來用於接待日本朋友。我們一家人都很喜歡日本。我小女兒學的第二外語就是日語，她沒事就跑到日本逛街，到藥妝店買東西。孟晚舟和日本也有良好的交流，當年日本‘3.11’大地震引發福島核泄露，她趕往日本指揮搶險救災，飛機上總共只有兩個乘客，一個是她，還有另外一個日本人。”

日本經濟爲什麼發達？按照任正非的看法，“就是以客戶爲中心，把商品質量做得這麼好，讓大家不得不買”。他說，華爲的生產線制度是日本豐田公司以及很多退休老專家幫助設計的，生產線上基本都是日本設備，借鑑了日本的質量管理體系；華爲的松山湖基地也是日本建築設計大師岡本設計的。“通過向日本學習這種精神，我們的5G基站也做到了讓世界不得不買，我們像日本一樣把大的設備想辦法做小。5G基站功能容量是4G的20倍以上，體積只有4G基站的1/3-1/4，重量只有20公斤，能耗下降10倍，安裝不需要鐵塔。”

任正非還說，日本盛產諾貝爾獎得主，說明基礎研究是非常發達的，日本在材料工業研究上是世界最強的，在零部件產業上也是世界最強的。

2000年後，日本有18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類獎項，獲獎總數居世界第二。我曾去過旭化成公司採訪他們的社長，旭化成有三大主業，材料、住宅和健康。獲得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吉野彰是他們的名譽研究員，他1972年加入旭化成，在離子電池集團當產品開發經理，1983年提出鋰離子電池專利申請，用一種叫聚乙炔的安全導電塑料代替陽極上不穩定的鋰金屬，還在反應層之間引入了一種基於聚乙烯的熱敏膜。當電池過熱時，薄膜會融化並起到保險絲的作用，以阻止整個結構着火。1985年他造出了第一個商業上可行的鋰離子電池。

除了以客戶爲中心，高質量，重視基礎研究，日本企業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追求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2019年花王發佈ESG（環境、社會和治理）戰略，名叫“Kirei Lifestyle Plan”，由願景、至2030年的3個承諾及19個行動構成。日語單詞“Kirei”，不僅指“美麗”或“潔淨”，也代表心靈的狀態與生活的姿態，“Kirei”不僅與自身相關，也意味着珍惜周圍的世界。

花王的行動計劃包括：2030年之前實現100%的新產品或改良產品符合《花王通用化設計指南》，2030年之前至少提出10件以上對生活方式產生變革性影響的創新產品，2030年之前創新膜包裝容器每年普及3億個，並實現花王所有據點不可回收廢棄物的零排放。

相比起來，中國企業還有很大增長空間，所以更追求規模和數量的“大”和“多”，不會把環境因素放在優先地位。而花王這樣的日本公司，現在更追求“節制”、“剋制”和“好”。

銀座的索尼公園也是一個例子，它是在索尼大廈的所在地上建設的。索尼大廈1966年4月建成，2017年3月31日之後開始拆除，2020年將開始重建。中間這幾年，就在這裏建了一座迷你公園，地上部分展示了世界各地有特色的綠植，體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地下部分有文創、黑科技、展覽（如索尼影業的IP）、藝術等等，體現科技與人文的結合。在這裏，沒有赤裸裸的、狼性的功利氣息，而是讓人感到舒緩、自在、愜意。

過去聽說過富士通在精益製造中的“五合”原則，即合時、合情、合身、合宜、合理。這次我的採訪對象是富士通客戶端計算設備公司社長齋藤邦彰，他提出，電腦行業的同質化很明顯，只有“滿足消費者特定需求”的才能存活。

在日本，由於工作方式不斷變化，比如有的消費者需要在家照顧孩子，要將電腦帶回家，那麼電腦的重量和安全性就非常重要。富士通在2019年7月發佈的新電腦非常輕，可以作爲平板電腦使用，還可以作爲白板使用，體現出“把辦公室帶回家”的理念。同時，大家在一個辦公室做不一樣的事，如果要讓別人知道你在做什麼，就需要一個更大的電腦屏幕，“原來我們的屏幕是15英寸的，一般市場上的主流是15.7英寸，現在我們改良到了17英寸，能讓大家都看得更清楚。”

在日本消費者眼中，電腦的輕比薄更重要，這就需要在材料上突破。

如任正非所說，材料是日本的強項。2019年夏天日韓陷入紛爭，日本宣佈對出口韓國的半導體材料加強審查與管控，包括氟聚酰亞胺、光刻膠和高純度氟化氫，三者都是半導體制造中的關鍵性材料。這些材料不僅韓國對日本高度依賴，在全世界，日本企業佔據了70%到90%的壓倒性份額，控制着產業鏈源頭。在硅晶圓、光掩模以及封裝材料等核心材料領域，日本佔世界市場的50%。

在對NEC PC的社長戴維·貝內特（David Bennett）採訪時，我得知NEC也是百年老店，創立於1899年，最早是美國AT&T在日本的合資公司。NEC的意思就是日本電氣公司。

NEC PC的遊戲本在日本市場非常暢銷，針對的是愛打遊戲的細分人羣。貝內特也提到，在日本，電腦稍微厚一點沒關係，但一定要輕，同時要保證不會彎曲或破損。

NEC PC部門最強的競爭武器是服務，確保消費者的大多數問題能在24小時內得到解決。

戴維·貝內特上任後提出，要想辦法提高員工的幸福度，如果員工感到幸福，工作效率會很高。所以他把每週五的下午4點半定爲自由時間（不等於休息時間），員工可以用這段時間安排自己有興趣的活動，比如聽講座，參加美食日，上漢語課，到咖啡館做想做的事。所有管理人員在這段時間不得開會，也不得把工作截止日期定在這時。

這裏要補充一點的是，無論是富士通的PC業務還是NEC的PC業務，現在都屬於中國聯想集團全球業務的一部分，是聯想在過去十年間通過合資、併購等獲得的。齋藤邦彰和戴維·貝內特說，聯想是一個全球性品牌，同時聯想在日本這樣的區域市場則採取了多品牌戰略，充分倚重富士通和NEC的品牌。他們對聯想最深的感受是，決策速度非常快，是一個扁平化組織，目標非常進取。富士通PC和NEC PC在進入聯想的大家庭之後，沒有犧牲之前的自由度，但是緊迫感提高了。

富士通和NEC把PC業務拿出來和聯想合作後，自己在幹什麼呢？據說現在日本所有的自動駕駛汽車的系統是NEC公司研發的，NEC在半導體技術方面的研發能力也很強。富士通則在大力構建物聯網和宇宙監測系統，有了這個宇宙檢測系統，全自動駕駛中才能避免時滯。

根據科睿唯安（原湯森路透知識產權與科技事業部）從2011年開始公佈的全球百強創新機構名單，2014-2018年間，除2016年之外，日本企業在百強榜上的數量一直是第一，保持在39-40家（2016年爲34家），超過了美國。特別是在汽車、化學、硬件和電子、製造和醫療四大領域，日本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不容小覷。日本由企業主導的研發經費佔總研發經費的比例是世界第一。

過去幾十年，日本經歷了從“世界第一”到所謂“沉沒二十年”、“沉沒三十年”的變遷。這樣的概括其實是表面化的。

日本的社會心理確實有過一些重大變化。在“十年發展計劃”（1961年～1970年）期間，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收入提前實現翻番，國民充滿樂觀主義。1973年石油危機時，社會情緒驟變，“以前的樂觀主義不知去了哪裏，社會籠罩在鼓吹世界末日的悲觀論調裏。1973年的暢銷書是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沒》和五島勉的《諾查丹瑪斯大預言》”。但日本並沒有沉沒，1973年後又開始了一輪“中速增長”，1988年人均收入超過美國。這時“日本第一”、“買下美國”又甚囂塵上，直至1990年初泡沫經濟崩潰。

人們總是讚美並習慣於快速增長，但增長是有客觀規律的。過去幾十年，日本確實不是增長的榜樣，中國是增長的榜樣。但日本堪稱可持續發展的榜樣。日本在遭遇經濟增速微增長乃至零增長、個別時期甚至負增長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了社會穩定與和諧，以及相當高的國民福祉水平。這是值得我們未雨綢繆去思考的。

在京都，我們看到了“日本質量”的文化源流，即職人精神和傳統之美，一生揹負責任，完成責任；在東京，我們則看到了“日本創新”的多個面相，無論是消費者導向的創新，還是基礎研發的創新，日本並未沉沒，其內在競爭力依然堅強。

一個社會在搶抓機會、拼命狂奔的時候，需要一種速度型的力量，就是比快。

一個社會在發展到一定時期，出現結構性調整，以及在遭遇林林總總的挑戰和危機時，也需要一種力量，就是韌性，自適應，加上創新無止境。

耐得住，靜得下，安得了心，始終堅持精益求精以及追根溯源的創新，保有堅毅和平和的內生動力，這是日本的第二種力量。是一種更持久和穩定的精氣神。

千萬不要低估日本，低估日本的精氣神！

• 參考資料：《戰後日本經濟史》，野口悠紀雄，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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