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能臣不少，但做到赤忠的能臣並不多。曾國藩、李鴻章兩人對他倆服務的朝廷和皇帝，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說到這裏，我覺得要多饒舌幾句，在曾、李所處的時代，愛國和忠君是不可分的。儘管“行道”與“忠君”有矛盾，但爲江山社稷、爲天下黎民盡己所能，必須以“忠君”爲前提。

在列強欺凌的時代，曾國藩、李鴻章對朝廷和皇帝的盡忠，比起歷代的忠臣更加沉重，更加難爲。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把個人的生前死後的譭譽置之度外，說白了就是要有給太后和皇帝背鍋的覺悟。

曾國藩受命去處理“天津教案”時，正當其聲譽如日中天，德行、事功天下士民景仰。從保定趕赴天津之前，他就知道這個差事太難了，既不能不負責任地硬懟法國，引起戰爭；又不能把仇外的愛國士民怒火引向太后和皇帝，他能做的只能犧牲自己的名節。同治九年六月，曾國藩剛到天津，着手處理教案，他在六月十六日日記中寫道：“本日辦一諮文，力辯外國無挖眼、剖心之事。語太偏徇，同人多不謂然，將來必爲清議所譏。”他對辦理教案將影響自己的清譽已經料到了。

曾紀澤《使西日記》中載他被任命爲駐英國法國欽差大臣後拜別慈禧太后兩人的對話，曾紀澤向太后講到當年其父受命處理天津教案如何忍辱負重，替國家保全大局。慈禧太后：這些人明白這理的少。你替國家辦這等事，將來這些人必有罵你的時候，你卻要任勞任怨。曾紀澤：臣從前讀書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語，以爲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處。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拼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在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分付家裏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見事務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報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親引咎自責，寄朋友的信常寫“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卻聲名以顧大局。其實當時事勢，舍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

作爲手握重兵的漢族大臣，曾國藩盡心盡力爲清廷做事，但他依然要受到皇帝及太后的猜疑和其他大臣的暗算、掣肘。在大清官場那個醬缸裏，要做一件事是何等的艱難。曾國藩晚年的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感嘆：“老師歷年辛苦，與賊鬥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鬥者不啻十之五六。”也就是大部分精力不是用來和造反的太平軍、捻軍鬥爭，而是與體制內各種錯雜複雜的力量。對此，曾國藩有過憤怒，有過想撂挑子的想法，最終坦然承受，以“好漢打落牙齒和血吞”的態度待之。他曾經寫過一副對聯自警：“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對此他在日記中解釋道：“稍論時事，餘謂當豎起骨頭，竭力撐持。”意即不管身處何種境地，如同春天一樣充滿生機，努力向上。無論遭遇怎樣的磨難，都因保持自己的骨氣。

儘管李鴻章處理事情比曾國藩更加圓通，但大體上說他對朝廷忠心耿耿，不計譭譽做事是延續師門一脈的。和前述曾國藩那副對聯對應的是，李鴻章也寫過一副對聯自勉：“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胸中一段春。”顯然是得了老師的心法，只是牢騷表達得尤爲明顯，不如曾國藩那樣含蓄。

經過天津教案的折磨，曾國藩身體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罵名滿天下，而常常頭暈，一隻眼睛失明。拖着病體強打精神做事，很快油盡燈枯，於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午後在兩江總督衙署突發疾病而逝。他去世這天早晨，起來後寫了一段日記，是他留在世上最後的文字：晨起，書：“既不能振作精神，稍盡當爲之職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歸於盡，苟活人間，慚悚何極。”

這段文字流露出曾國藩有些許的厭世情緒，死對他來說是個解脫，千鈞重擔終於卸肩了，交給了弟子李鴻章。李鴻章面臨的局勢比曾國藩更爲艱險和複雜，他活了七十九歲，壽則多辱，他受到的非議和背的黑鍋也遠比老師多，比老師重。

李鴻章一生最大的黑鍋是對日“甲午戰爭”戰敗，代表清廷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甲午戰敗，作爲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實際統帥，李鴻章當然要負責任，但我以爲不應負主要責任。當時的清朝還是前現代國家，政府和軍隊的組織形式、動員能力以及具體戰略戰術、武器裝備無法和經過明治維新後而實現近代化的日本相比。此戰必敗，李鴻章的畏葸避戰，儘量以外交方式斡旋、拖延，是當時不得已的法子，也是最爲現實的應對方式。可志大才疏、血氣方剛的光緒帝和他那位善於弄巧、對湘淮軍成見很深的老師翁同龢，以及不知道中日實力對比、善於打口炮的“清流派”官員強力推動下，李鴻章只能硬着頭皮打下去。戰敗後他帶着兒子李經方去日本下關簽約，忍受人生最大的侮辱，幾乎被日本刺客殺死。在當時的情形下，他討價還價，盡最大能力在賠款、割地諸方面使清廷避免更大的損失，後來還運作三國干涉日本歸還了遼東半島。可這樣換來的是“李二先生是漢奸”的天下詬詈，而促成浪戰的清流派大臣倒是被人稱頌爲不畏強敵的愛國者。

揹着甲午戰敗的黑鍋，千夫所指的李鴻章淡出權力核心層，他卸掉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重任，去廣州做兩廣總督。此後，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雙核心”的清廷不斷作死，一次昏招接一次昏招。先是“戊戌變法”失敗，太后皇帝母子徹底鬧翻，然後是太后重用義和拳來“扶清滅洋”，引發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兩宮倉皇西狩。這時候，又把大清第一背鍋俠李中堂請出來當“救火隊長”。已是衰朽老人的李鴻章北上京師，嘔心瀝血和列強談判，從列強要求的從十億兩白銀賠款爭到四億五千萬兩白銀賠款，總算保住太后的面子和避免大清被瓜分。代表清廷在《辛丑條約》上簽字後，身體和精神徹底垮了，不久後在屈辱中去世。

據他的得力助手周馥回憶，他得到李鴻章病危的電報後，急忙從保定趕往京師賢良寺李鴻章的病榻前，李已身着殮衣，呼之能應嘴巴卻不能說話。周馥在其耳邊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罷！” 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聽了這話，李鴻章流出兩行清淚，閉上了雙眼。周馥後來寫詩挽悼這位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鄉前輩：

吐握餘風久不傳，窮途何意得公憐。

偏裨驥尾三千士，風雨龍門四十年。

報國恨無前箸效，臨終猶憶淚珠懸。

山陽痛後侯芭老，翹首中興望後賢。

同爲曾國藩門生的大學者俞樾寫給李鴻章的輓聯上聯曰“一個臣系天下重輕，使當年長鎮日畿，定可潛消庚子變”。這當然只是俞曲園先生一廂情願，認爲如果繼續讓李鴻章留在京畿當直隸總督，就不會發生“庚子事變”。老太后發起瘋來，連她信任的滿族大臣榮祿都擋不住，何況李中堂？李鴻章幸虧去了廣州，既避免了留在京畿遭受不測，也有機會和劉坤一、張之洞聯手促成“東南互保”，爲國家保住了南方的安寧。

李鴻章死後多年，流傳出一首據稱是其簽訂辛丑條約後所寫的“絕命詩”，詩曰：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

據史家考證，這首詩應該是當時的士人僞託李鴻章所作。詩的內容和口氣太貼近李鴻章的身份了，而且刻意呼應李鴻章早年進京參加鄉試所作的詩：“一萬年來誰著史，八千里外慾封侯。”依據這首詩的內容，模擬的更近“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的心態。不過雖系僞作，但我認爲不妨視爲李鴻章真實的情感。“臨事方知一死難”，和曾紀澤所言，“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拼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是一樣的意思。一死倒是乾脆，可是對大臣來說，有時候輕易地死也是不負責任，更艱難的是苟活下來替君主受過，來收拾殘局。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曾國藩、李鴻章處在那樣的時代和那樣的位置，他們已經做到極致了。他們無法突破傳統帝制的政治架構，無法突破必須聽命於君主的天條，大才赤忠難補天，只能做老大帝國那座舊房子的裱糊匠，爲清廷延續了一些壽年而已。這是師生二人共同的悲劇，這樣的悲劇更能使後人動容。雖如此，他們留下的政治遺產對歷史的走向起到了正向效應。洋務運動給東南互保打下了基礎，也催生了立憲派，更重要的是李鴻章最後交棒給了袁世凱（袁世凱亦是湘淮系子弟）。因爲種種歷史因緣，武昌起義後，得以南北議和，清廷發佈退位詔書，將國家所有的疆土和百姓交予了民國，使中國幸運地躲開了一場大規模生靈塗炭、血流成河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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