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看來，人這一輩子最重要的是什麼？你害怕死亡嗎，如何看待生老病死？你覺得這一輩子最快樂的時光是什麼？最痛苦的過往是什麼？

答案各不相同。遺憾、後悔、恐懼，欣慰、快樂、留戀，複雜的情緒摻雜在一起，被回答，被講述。

這些抽象且具有極強哲學意味的對話，發生在南通市通州區中醫院。而立之年的醫生姚帥拿起相機，爲自己的患者們拍攝肖像。他們中，年紀最大的有90多歲，最小的只有5歲。在過去三年時間裏，姚帥拍攝了400多位患者和家屬，留下了10000餘張照片，和12000分鐘以上的訪談。姚帥把這組照片定名爲《人在醫院》。

在病房裏，他們是醫生和患者；在鏡頭前，他們是攝影師和受訪者。以前靠牀號、病種來標註的患者，變成了獨特的、有血有肉的個體，姚帥說：每個人都值得被尊重、被記錄。

用三年時間拍攝了400多位患者和家屬的醫生姚帥。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姚帥的自述：

（一）

我是南通市通州區中醫院心血管內科的醫生，在我們科室，大部分患者來自農村，老人爲主。

2016年的一天，我去查房，一位老爺爺正坐在病牀上和隔壁牀的病人聊天，講自己年輕時挖運河的事。他說，當時肚子都填不飽，但還是要幹活，天寒地凍，赤腳站在水裏，年復一年地挖……

我在很小的時候聽祖母說起過這個事情，這麼多年過去了，終於遇到了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每天挖幾方土，怎麼挖，喫什麼，穿什麼，那段歷史被他非常具象化地講述出來，對我觸動特別大。

這位老人如今80多歲了，因爲肺源性心臟病住院，人高馬大的，但是身體狀況並不好。當年和他一起挖運河的人也都老了，有的落下了殘疾，有的已經去世了。

我們科室的患者大多數是老人，風風雨雨一輩子，見證了很多。從那時候起，我開始意識到，每個老人都是一部歷史，於是決定記錄下來。

患者肖像。受訪者供圖

拍攝對象基本都是醫院的患者和家屬，不會刻意選擇，完全是隨機的。傍晚6點鐘左右，下班後，我會邀請對方到辦公室，關上門，只有我們兩個人，很安靜。

一個打光板，一個背景板，一臺簡易柔光箱，一臺相機，就是全部設備了。

我會把拍攝完成的肖像處理成黑白的，有人會覺得不吉利，但是我喜歡這種呈現方式，近乎直覺地，覺得黑白的影像更有感染力，更純粹，去掉色彩，保留線條，更能凸顯一個人的內心和精神狀態。

其實拍攝時間很短，可能不到3分鐘，我會用更長的時間用來交流，不是醫生和患者的交流，是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交流。

有幾個固定的問題是會問所有人的：在你看來，人這一輩子最重要的是什麼？你害怕死亡嗎，如何看待生老病死？你覺得這一輩子最快樂的時光是什麼？最痛苦的過往是什麼？

因爲這些東西從小就困擾着我。讀小學的時候，有一天看到我母親拿着我父親的體檢報告哭，後來他們告訴我說，父親得了肝硬化。

我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病，只知道兩年前祖父因爲肝癌去世了，所以我總覺得，父親可能隨時都會死。

因爲父親身體一直不好，這種對死亡、對疾病的恐懼籠罩了我整個童年時期，感覺未來的人生充滿不確定性。所以我會去思考這些東西，關於生死，關於如何承受苦難，關於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等到工作之後，這些東西就變得非常具象了。從象牙塔步入社會，我成了一位醫生，對人性的思考和對社會的觀察結合在一起，會有很多荒誕的東西萌生出來。這個時候我會更加好奇，別人是如何思索的，他們有什麼態度，特別是那些“過來人”，他們是怎樣的狀態。

（二）

回憶拿起相機的緣由，或許和十七歲時在家鄉的稻田邊上看到的那抹晚霞有關，或許和十九歲時在公交車的站臺上看到大雨里拉車的老嫗有關。冥冥之中，我對美有了記錄的意識，對真有了表達的慾望。拍照，就是不錯的方式。

雖說拿起第一臺相機至今已經有近九年的時間，但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攝影，或者攝影創作也就是這一兩年的時間。是社會角色轉型帶來的迷惘感以及工作制度的刻板性激發了我創作的慾望。但我很明確，攝影於我而言，從本質上講，就是在關心人，關心人的命運。我只是在表達這份關心，或者說，關心我自己。

我想我的攝影作品不僅僅是審美的範疇，更傾向於一種社會性、人類學的行爲。拍照和訪談就像一個窗口，讓我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我遇到過一位93歲的老人，做了一輩子食堂管理員，他說自己沒做過什麼了不起的事，但是做了一輩子好人，直到晚年，一直開開心心。

陸陸續續地，我遇到過泥瓦匠、公務員、會計、保安，遇到過農民、裁縫、退伍老兵、商人，在經歷了病痛甚至生離死別之後，被問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時，沒有人說“金錢”，而是快樂、健康、愛或者幸福。

我拍過一個在醫院門口踩三輪車的車伕，五十多歲，個子不高，看上去有點狡黠，是那種非常非常平凡的人，但是他也有他的英雄時刻，後來我發現，只要是到醫院做透析的病人，他一概不收錢。

看上去有些狡黠的三輪車車伕。受訪者供圖

可能有人會覺得，和患者聊關於“死亡”的話題，對方會忌諱。其實不是的，尤其是在醫院這樣一個環境下，生老病死每天都在發生，大家開始意識到這是人之常情，於是會順理成章地接受這樣一個話題。而且我在溝通過程中不是簡單的問答，而是一種交互，有共情在其中，對方能夠理解我的意思，大家就像朋友一樣去交流了。

一位化學老師，十年前有一天發現自己的尿液發紅，去醫院確診爲腎癌，好在發現得早，手術很成功，一直活了下來。他說，我對生死看得很輕，沒什麼恐懼。不過，回過頭去想，這輩子最大的心結是自己的女兒。幾十年前，女兒中考失利後得了精神分裂，他覺得，是因爲自己給女兒的壓力太大了。

第一位拍攝對象是化學老師，他說，我對生死看得很輕。受訪者供圖

一位老農把人比作地裏的莊稼，他說，你想田裏的水稻、玉米、黃豆，到時候了它也老的，你不去收它，它也會枯死在田裏的。這是自然規律，所以我不怕死，怕也沒有用，每個人到年老的時候都有這麼一回事。

患者肖像，老農。受訪者供圖

一位5歲的小男孩到醫院裏看生病的親人，我同樣把生死的問題拋給了他。他對死亡的概念，是電視裏打仗時被子彈擊中後發生的事情。那天我們聊了喫奶奶炒菜的快樂，被老師打手板的難過，他告訴我，如果有一天愛他的人去了天堂，他也不會害怕，“我會用一根連接線連到天堂，打電話給他。”

尼采有句話說，每一個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對生命的辜負。其實如今我們現代人每天都在忙碌，生活的美學蕩然無存。而且，在我們這個時代，生命教育、死亡教育這樣一個核心環節，我們都是缺失的。

在我們身邊，有的人恐懼死亡，在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後一蹶不振；有的人缺乏對死亡、對生命的敬畏，傷害自己或者傷害別人；有的人盲目地生活着，忙於追名逐利，忽視了最純粹最本質的幸福感……對他們來說，只有有了死亡的概念，纔有可能去思考一些抽象的話題，比如什麼是意義，什麼是幸福，什麼是價值，才能讓一個人的靈魂得到昇華，變得有深度。

所謂“向死而生”，不就是能夠對死亡保有一種不卑不亢的態度，平和理性地去對待死亡，同時又在“終將死亡”的大背景下，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活着的每一天，能夠更加美，更加透徹，更加從容。

（三）

2013年9月，經過5年的學習和培訓，我成了一名醫生。正式走上臨牀崗位的那一刻，我滿懷熱情，希望能懸壺濟世，救死扶傷。在醫院實習的第一個月，我在朋友圈寫：Too many people in need。

不過，現實對理想的衝擊特別大。或許是因爲醫療環境不夠理想，或許是因爲人文素質有待提高，醫生和患者之間的不信任非常常見。

有時候，家屬們對於是否救治意見不統一，醫生選擇搶救，很可能反而被責怪；有時候，告訴病人哪些檢查是必要的，讓他去做，卻被對方質疑是不是拿了回扣，是不是過度醫療。

《人在醫院》部分作品。受訪者供圖

就在幾天前，一位因爲腦出血住院的老人突發右下肢疼痛，疼痛到抽搐。因爲這不是一個常見的併發症，我需要判斷是不是下肢靜脈血栓，是不是股骨頭的脫位，所以建議家屬帶她去拍片子。

不過拍片子沒有拍到，無法確診，我就提出再做一個CT看看。這個時候家屬們簡直羣情激奮了，十幾個家屬把我圍住，說爲什麼不直接做CT，說我作爲醫生就是要坑錢，說老太太萬一有三長兩短他們就要了我的命……

類似的事情可能每個醫生都經歷過很多。這樣的狀態維持久了，很多醫生會選擇沉默，能不說話就不說話。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一個病人找到你，說自己咳嗽、發熱，要求掛水。你可以直接給他把水一開就好了，掛點抗生素，對不對，中國的抗生素濫用非常嚴重。但是作爲一個負責任的醫生，你可能判斷那只是普通的感冒，沒有必要掛水；也可能建議他查一下血常規，看看到底是病毒性感冒還是細菌性感冒，因爲病毒性感冒其實很多時候不需要過多的干預，不需要用抗生素的。但這時候對方急了：我來看個感冒，你讓我化驗血？你們醫院怎麼這樣，我要投訴你。

作爲醫生，只能不停地去解釋，去溝通。很多時候特別無奈，也特別無力。感覺自己也會在某一天變得冷漠、麻木了。

我記得讀高一那年，有一次我陪我父親去打乙肝疫苗，當時的醫生態度特別冷漠，父親想和他諮詢些問題，直接被不耐煩地打斷了。後來我讀了醫學院，在學校的附屬醫院實習，也遇到過非常冷漠的醫生；再後來，我結婚生子，愛人生小孩時醫護人員態度也很差。

事後我在想，當下的環境對一個醫生的要求其實蠻高的，同時也讓醫生爲了避免麻煩變得冷漠，有距離感。事實上，沒有哪兩個羣體是天然對立的，醫生也會成爲患者。

前段時間，我去北京參加人文醫學論壇，還把一個特別深的感觸寫到了發言稿裏：在診療行爲中，醫、患是主動和被動的兩方，但在人生的維度，同一個時代的我們同屬一方。因爲每一個人都必然經歷生老病死，每一個人都將感受人生的酸甜苦辣。無論你是達官顯貴還是黎民百姓，無論你腰纏萬貫亦或春風得意。

在工作的第三年，我開始拍攝《人在醫院》這組照片。經過和他們的交談，我開始意識到，每個人都有精神層面被傾聽、被呵護的需求，而很多農村裏的人在這方面的關注非常匱乏。他們也需要釋放自己的壓力，也需要傾訴和交流。或許對醫生而言司空見慣的疾病，對一個家庭而言可能是翻天覆地的毀滅。這讓我建立了和患者之間的共情，我後來在博客裏寫：原本用牀號或病種簡單區分的患者，原來都是那麼獨特，每一個波瀾不驚的臉孔，都可能經受過生活的驚濤駭浪。

從某種程度上講，它們可能幫我找回了初心，前陣子接受媒體採訪時我還曾說：就好像慢慢要睡過去的人，突然間拍了一下自己的臉，快快快，醒醒，不要這樣下去，不能這樣子。

拍攝和訪談就這麼堅持做下來了。其實這和我的本職工作有很多相通點，都是對人的幫助和尊重。行醫治病是生理上的幫助，讓人體面地生活；攝影交談是精神上的幫助，尊重每個人的生活狀態。

在過去，我們更多的時候講求的是一種集體主義，忽視了個人的價值和需求。事實上，每個人都應該被尊重，都應該被記錄，我覺得，每一位患者都是一個獨特的個體，醫者的傾聽和共情才能正真實現醫學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