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丙宏回忆,2月5号,东院被指定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医院”,并要求“3小时内转移轻症患者、完成病区准备工作”。先后两次紧急扩增床位、陆续被定为重症定点医院和重症集中收治医院、从最初的忙乱到后期的井井有条,张丙宏带领团队在武大人民医院东院打造新冠肺炎重症救治“超级医院”的故事,是武汉各类定点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缩影。

  “两天后,武大人民东院援鄂医疗队中,将再集中撤走11支近1500人。刚刚忙完他们撤离后本院医务人员的交接安排。”3月29日下午15:00,一边走进医院指挥部会议室,张丙宏一边笑着说,对比最初开院时的局面,如今“轻松”了许多。

  张丙宏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58岁的他临危受命,出任医院东院新冠肺炎救治指挥部指挥长。除东院1000多名医务人员外,他还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以及华西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21家援鄂“明星”医疗队、2801名援鄂医务人员,管理着有800张病床的国家卫健委指定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定点救治医院,坚守至今。

  先后两次紧急扩增床位、陆续被定为重症定点医院和重症集中收治医院、从最初的忙乱到后期的井井有条,张丙宏带领团队在武大人民医院东院打造新冠肺炎重症救治“超级医院”的故事,是武汉各类定点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缩影。

  

“战时超级医院”,会坚守到最后一刻

图为武大人民东院疫情防控指挥长张丙宏


  “借”工人与两次紧急收治

  1月26日,大年初一,武大人民医院党委常委会上,宣读了一份武汉市卫健委的通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以下简称“东院”)被指定为第三批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疗机构,1月31日前必须收治患者。

  此时的武汉市,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已有549例,死亡患者24例,治愈31例,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增幅一度超过50%。让确诊患者尽快得到收治,已迫在眉睫,需要加速扩增定点医院的病床数量。

  “谁去掌舵?”经过一番讨论,张丙宏成为不二人选。因为,7年间,东院从开始筹建到正式运营,张丙宏一直参与其间。

  东院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六路17号,2007年底奠基筹建,核定床位数量2300张,于2014年8月17日正式投入运营。疫情发生前,东院日均门诊接待量2000人次左右,开放的1700张床位,经常住得满满当当。

  但东院定位是综合性医院,而不是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传染科也是在2019年下半年才投入使用。要接收新冠肺炎患者,要转移患者腾出病床、进行“三区两通道”的病房改造。

  春节期间的武汉市,新冠疫情蔓延,东院还有800多位普通住院病人需要疏散转移,这是个大难题。东院对患者的总动员:能出院的尽量动员出院;无法出院的,请上级协调就近转移到市三医院、中医院光谷院区等,还有部分患者被转移到本院区。

  极少数无法转走的患者,张丙宏为他们保留了单独的一层楼。而这层楼从最初至今,一直由本院医务人员坚守。

  争分夺秒转移完普通患者,张丙宏带着团队加紧改造病区。按照当年医疗区、教学科研区、生活区分区布局,东院的医疗区独立成区,且门诊楼、两栋医技楼和两栋病房依次对称布局,使其具备改造的基本条件。但工程量并不小:整体建筑需用硬质封闭方式,在院内形成院中院;住院区内部需用模板等建筑材料分割出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并对所有区域分割位置进行气密性处理。

  “我们估算,至少需300个工人才能在4天内完成这些工程量。”但大年初一的武汉,已全面封城,绝大部分工人已回老家。张丙宏急了,找各种渠道推荐工人。

  工人的工价,从常规的每日200-300元上涨至1000元,“但还是招不到足够的人”,张丙宏说。更为难的是,招来的工人有的听说医院收治了新冠病人,扔下干了一半的活就走了;还有人说工作风险大,现场要求加价,工价一度上涨到6000元/天,仍解决不了问题。无奈之下,张丙宏通过中建三局,从当时已经基本建成的火神山“借”了一批工人,终于基本完成全院和28个病区的改造。

  改造工程的最后一刻,东院接到集中收治病人的紧急指令。余下的的工人因担心感染,留下了少数半拉子工程。东院副指挥长熊勇又带着后勤人员,逐一将改造工作完成。

  1月30日,400张新冠肺炎隔离病床向病房改造到位,并在几天内迅速收满。“万万没想到,任务再次加码。”张丙宏回忆,2月5号,东院被指定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医院”,并要求“3小时内转移轻症患者、完成病区准备工作”。

  “这是最累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天”。张丙宏回忆,所有的医生、护士、后勤人员全部紧急上岗。后勤人员穿着防护服将清洁区的床和仪器搬回污染区病房,按要求完成扩增400张床位的任务。

  当天夜里11点多下起大雨。救护车排着长队驶来,快速放下重症新冠肺炎病人后,继续执行下一趟转运。 “那天全院战斗10多个小时,都被雨淋透了”。既要培训医护、改造病房、接收病人,又要协调物资、保障后勤供应,张丙宏接打了300多个电话,直到手机和2个充电宝的电量全部耗尽。

  “王晓雪昨晚来加班拖床到半夜,卢玉芝拖床到半夜,周欣拖床晕倒,万慧赶来加班,杨文雅穿防护服工作12小时,又帮忙拖床到半夜……”东院新冠肺炎7病区(原血管外科病区)主任邓宏平,在朋友圈如此记录这一夜。

  不到一天的时间,所有病床全部收满。无力感经常包裹着张丙宏, “要床位的人太多了,完全无法兼顾。”张丙宏告诉记者,只能主动给省市指挥部建议,加快扩充床位,加大收治力度,“这也是当时我能做的。”


  连轴10小时解决“救命气”

  救治全面展开后,此时的新冠病毒似乎变得更加狡猾。在临床表现上,除常规的发热37.3度以上、干咳等已知特征外,有患者被发现消化道反应;在传播方式上,除飞沫和接触传播外,开始出现粪口传播的案例,这些都给临床救治带来极大挑战。

  此时武汉市多数医疗机构,都遇到物资匮乏难题。“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呼吸机、有氧呼吸机等所有物质都很匮乏,”张丙宏记得。

  没有特效药,针对重症患者最有效的救治方式就是支持疗法,包括通过鼻间吸氧、氧气面罩、高流量给氧,以及无创、有创呼吸机甚至使用ECMO等。“但当时院内的无创和有创呼吸机总共不到30台,且大部分供应给ICU,每个病区只能保证有一台无创呼吸机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张丙宏加紧申请物资,而这些,是提高救治率的最重要措施。

  2月14日下午,冷空气来袭,武汉市刮起7到9级大风,雷电雨交加,气温断崖式下降。一直困扰东院的供氧问题拉响警报。

  东院的800张病床,收治的均是重症患者,实际用氧需求达到600 m/h,但东院日常中心供氧能力是按照300m/h设计,缺口巨大。此前,张丙宏调集总院总务处,补充氧气瓶缺口的同时,提高中心供氧供应流量,他们紧急采购450个氧气瓶。但此举治标不治本,当病人使用无创呼吸机时,一个氧气瓶只能用4小时左右,总务处随后迅速采购2台400m的汽化器。

  夜间温度下降为零下3℃后,汽化器超负荷结冰覆盖,导致液氧气化率严重下降,扩大病区氧气供应不足。“所有的病房供氧都在报警。我们想过用热水加温管道提高转化率,但这容易导致爆炸,”张丙宏说,基建处增加氧气汽化器与原有汽化器并联,并增加工业风扇与暖风机同步使用,以更加有效打散冷气凝结霜,减少结冰。全体中心吸氧班组成员齐上阵,连夜新增两个400m的氧气汽化器,并安装到位。

  液氧站氧气出口压力为0.59兆帕,但到病房后变成0.2兆帕,还是无法满足重症病人吸氧要求。中心供氧班组成员紧急拆卸本部病区备用调压部件26套,连夜送至厂家定做应急大流量直通管,加工完后迅速送达东院,再进行安装调试。

  连轴转了10小时,终于彻底解决了东院中心供氧的缺口问题。“供氧能力至少提高了10倍,重症病人的‘救命气’不缺了。”张丙宏说,这是近两个月来,最让他高兴的事。这为后来东院治愈率的提升和病亡率的下降,创造了极佳的条件。


  “1+N战时医院”的洪荒之力

  2月20日前后,医疗物资的缺口开始逐步填补,防护物资、各类呼吸机器陆续调配到位,“如今已有300多台无创呼吸机、100多台有创呼吸机,10台ECMO,还有一些氧气面罩,”张丙宏说,物资保障再也不愁了。

  此时,中央指导组调派全国各省市组成的援鄂医疗队共计4万余人分批次抵达武汉,进驻各家医院。进驻东院的医疗队先后达到21支,增补人员2801人。其中包括浙江李兰娟院士团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疗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队、西安交大一附院医疗队等组成的“明星”医疗队阵容,大大充实了东院整体救治力量。

  这些医疗队如何与东院医护人员融合?这是摆在张丙宏面前的又一个难题。更让张丙宏备感压力的是,此前他接触过儿科传染病,也曾参与SARS等传染类疾病的部分工作,“但面对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确实没正面交手过,”张丙宏坦言。

  但张丙将各类文件、诊疗方案、各类政策等吃透,确保自己在决策中不会盲从。逐步探索出“1+N”的“战时医院”管理模式。所谓“1”就是指本院主导力量,“N”是各类支援力量。“不能放弃‘主权’,否则20多个医疗队各行其是,‘一个师傅一个法’,东院就乱了。”张丙宏解释,比如在病房管理上,本院指派2位医生和2位护士代表本院,担任行政主任和行政护理护士长,参与专业讨论,也参与值班,以全面协助医疗队的行政管理,即本院+医疗队模式。在后勤保障上,以东院供应为主,同时统一调配社会保障团队,“确保医务人员吃穿不愁,防护物资到位,让大家放心上战场”。

  在最重症患者救治上,高度发挥“战时医院”整体管理效应。

  收治重症及危重症患者后,最初几乎每天有3-4例病亡,2月9日甚至单日病亡15人。张丙宏带领管理团队,迅速组建战时医务处、联合护理部,建立医疗队联席会制度,成立联合救治专家小组、降低病亡率专家小组。此外,按照“统一指挥、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流程与技术规范”的方式,在国家发布各版诊疗标准时,东院也跟随设定详尽的院内诊疗规范。

  在临床专家管理上抓“头羊”,各病区设立专家组组长,组长挑选骨干;实施组长负责制,对院领导负责,并予以相关指标考核,确保在统一的管理下运行。战时医务处每日与各援鄂医疗队有针对性开展病例讨论,优化工作流程,探索防治措施等。多种措施下,各方之间的融合度不断提高。

  同时,针对不同病人的救治需求,整合各医疗队力量,混编组建包括气管插管小分队、血净小分队、气切小分队、中医药小组等专业小组,运用人工肺(ECMO)、人工肝、血浆置换等各种适宜尖端技术,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实施“一人一策”的精准救治。

  “没过多久,病亡率开始下降,”张丙宏说,各医疗队的融合度也达到最佳状态。2月24日开始,东院也迎来了出院高峰。“‘战时医院’的管理举措,外省的‘大咖们’都觉得可行,所有人拧成了一股绳。”

  坚守到最后一刻

  3月31日,中央指导组武汉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介绍,当前重症和危重症患者转归为治愈的比例已经从14%提高到88%。进入3月份以来,每天都有100到150例重症患者转为轻症患者。截至3月30日,武汉市重症患者已从最高峰时的9000多例下降到现在的493例。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也对外公布,剩余在院患者全部集中到高水平救治医院,其中就包括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截至3月31日,东院已累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585人,治愈出院1217人。在院患者232人,其中重症64人,危重18人。

  张丙宏因势利导,迅速合并病区,3天内将东院原本25个新冠肺炎病区合并为10个,集中分类收治病人,将专家组力量集中到重症、危重症救治上。针对已经符合新冠肺炎出院标准,却又因为其它基础疾病暂时不能出院的患者,专门开设了2个康复病区,单间隔离针对基础疾病积极救治。对东院收治的在其它医院转阴出院但又复阳的患者,及治疗时间大于6周后仍未转阴患者,积极开展专门治疗和临床研究工作。

  “最后的往往是最难的,”张丙宏也说,现在东院还剩2支国家队和本院团队一起坚守,继续全力救治,“我们会坚守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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