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醫療隊到達武漢市第三醫院後,根據統一部署,王瑞蘭被分入了ICU醫療組擔任副組長,在第三醫院光谷院區,王瑞蘭所在的醫療組負責35個ICU牀位,在武漢的55天裏,接診了109例重症及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其中70多例病人重症轉輕,還有9例病人順利出院,目前回到了家中。俯臥位通氣治療法原先只應用於那些上了呼吸機的患者,不過此次在武漢,王瑞蘭主任還創新性地將其應用於那些沒有上機但是缺氧的病人,“有一名病人缺氧還是比較嚴重,但他意識還清醒,也能配合我們進行治療,於是沒有上呼吸機前,我們就請他配合進行俯臥位通氣,發現治療效果也很好。


有人這樣評價王瑞蘭,說她既在做主任的工作,又幹住院醫生的活兒,還經常給患者拍背,一人身兼多職,樣樣做得出色。不過王瑞蘭說,這只是自己的職業習慣,“你就希望這些病人能好,所以你就會想盡一切辦法,對吧?”

記者 | 周 潔

4月5日,第三批上海援鄂醫療隊終於結束了隔離期,回到了牽掛的家人身邊。根據相關安排,逆行的白衣戰士們將至少在家裏休息一週後再回到自己熟悉的工作崗位。

良醫 | 治癒百歲新冠肺炎老人,市一急診危重病科主任王瑞蘭回憶武漢55天


隔離結束後,醫療隊員們將回到家人的身邊 攝影:袁婧

不過,對於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危重病科主任王瑞蘭來說,接下來的一週她並沒有打算用來當做假期。“正好趁這個休息的時間,把手頭上沒做完的事情全部做完。”王瑞蘭笑着告訴記者。其實,隔離的兩週時間,王瑞蘭的每一天也是被安排得滿滿當當,寫總結、讀文獻、寫論文、申請項目、參與網絡學術會議......用她的話就是,“天天做不完的事情,時間太不夠用了。”

這個一門心思撲在工作上的中國最美女醫師,不論何時何地,不改敢闖敢拼的巾幗之風,在她看來,作爲醫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救治成功的患者,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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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蘭在回程的大巴車上

武漢三院裏的“上海經驗”

3月16日,由上海醫療隊和武漢三院共同救治的一名103歲老人痊癒出院,讓大家格外興奮。老人出院時,三院醫護人員手捧玫瑰花,還爲她穿上了新襪子,祝賀她順利戰勝了病魔。

負責這名老人治療的醫生王瑞蘭說,3月3日來了一位103歲的老人,“這位老太太是典型的無症狀感染者,沒什麼症狀,但做了三次核酸檢測都是陽性,因爲有心臟方面的基礎疾病,所以被送進ICU(重症監護室)病房裏觀察治療。”

老人是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羣,也更容易轉成危重症,考慮到這名老人103歲的超高齡,整個醫療隊嚴陣以待。不過讓王瑞蘭鬆了一口氣的是,當時檢查結果顯示,病毒沒有進一步侵襲老人的肺部和肝腎,因此,醫療隊選擇了保守治療,沒有用更多的藥物,重點加強監測。

不過老人年紀大了,就像孩子一樣,不配合治療,溝通特別需要用心。作爲醫療組裏唯一的女性,王瑞蘭充分發揮着自己獨特的優勢。每次查房,她都和老太太積極溝通交流,老太太就認準了王主任,特別聽她的話。

爲了讓老人營養跟得上,三院醫生還給她做稀飯做湯羹。醫院提供的飯菜太硬,老人家喫不動,有空的時候,王瑞蘭還會親自給老太太餵食,“醫療隊裏我的年紀比較大,所以她可能更認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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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醫療隊成員的精心呵護下,13天后,這名103歲的老太太終於好轉痊癒,年齡如此之大的新冠肺炎患者出院,還破了當地醫院的紀錄。據悉,老太太在康復患者隔離點接受醫學觀察14天后,健康地回到了養老院。

醫療隊到達武漢市第三醫院後,根據統一部署,王瑞蘭被分入了ICU醫療組擔任副組長,在第三醫院光谷院區,王瑞蘭所在的醫療組負責35個ICU牀位,在武漢的55天裏,接診了109例重症及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其中70多例病人重症轉輕,還有9例病人順利出院,目前回到了家中。

在病毒性重症肺炎領域,王瑞蘭積累了10多年的臨牀經驗。2009年,王瑞蘭團隊曾成功救治上海市首例H1N1甲型流感重症患者。到了武漢以後,她也把自己在上海的救治經驗帶到了武漢。

新冠肺炎的重症病人,往往有呼吸窘迫的困擾。“在上海,我們會對血氧飽和度不高的患者進行俯臥位通氣,可以改善其氧合指標。”到了武漢後,面對部分氧飽和度始終低下的患者,王瑞蘭爲其做了評估後,也爲他們施行俯臥位通氣治療,有效地改善了患者的缺氧情況。

俯臥位通氣治療法原先只應用於那些上了呼吸機的患者,不過此次在武漢,王瑞蘭主任還創新性地將其應用於那些沒有上機但是缺氧的病人,“有一名病人缺氧還是比較嚴重,但他意識還清醒,也能配合我們進行治療,於是沒有上呼吸機前,我們就請他配合進行俯臥位通氣,發現治療效果也很好。後來,我們又在幾位類似情況的病人身上做了治療,肺部情況均有改善。我們已經把這一發現撰寫成文,投到了相應的期刊,對方也很快接收了。”

王瑞蘭治療後第一例出院的病人,目前雙肺病竈已經完全吸收,恢復得非常好。“她是我們剛到武漢的時候就接手的重症病人,治療了一個多月後我們彼此都非常熟悉,就像親人一樣。記得出院那天,她拉着我們的手久久不願放開,我們特別感動,也很自豪。”王瑞蘭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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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三院,有人這樣評價王瑞蘭,說她既在做主任的工作,又幹住院醫生的活兒,還經常給患者拍背,一人身兼多職,樣樣做得出色。不過王瑞蘭說,這只是自己的職業習慣,“你就希望這些病人能好,所以你就會想盡一切辦法,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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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堅克難,一切爲了病人

王瑞蘭出發的那天,是大年初四。在此之前,她就已經接診過一名來自武漢的新冠肺炎疑似病例,這名病人的檢測結果出來前,王瑞蘭就受到召喚,集結趕赴武漢,“我是主動報名要求去武漢支援的,我本身搞重症肺炎,又是科主任,不需要思考。這既是本能,也是職責所在”。

儘管在病毒性肺炎領域深耕多年,來武漢之前也進行了充分的心理建設和準備,但真正到了武漢,這裏發生的一切還是突破了她的想象。

“一開始遇到了設備短缺的問題。因爲病人太多,用於治療的呼吸機和氧氣都不夠。”爲了解決氧氣供應的問題,王瑞蘭所在醫療組和當地醫院做了溝通,一開始由醫護人員搬運氧桶到11樓,同時醫院方面又緊急建立氧站,在1樓把原來的急診搶救室臨時改建爲ICU病房,既增加了ICU牀位,又解決了病人的供氧問題。

“當地呼吸機非常短缺,當時購買也困難。而且呼吸機的型號和我們在上海使用的有所差別。”爲了解決這一困難,王瑞蘭一邊聯繫呼吸機,一邊對現有的呼吸機做了改裝,“比如把有創呼吸機中原來不用的無創模式調整出來,總之怎麼對病人更有利,我們就怎麼改。”

另一方面,雖然上海醫療隊的防護物資準備相對充足,但一些小部件也遇到短缺,鞋套不夠拿塑料袋頂上,一次性手套太薄就多戴幾層。“我們每次接觸完病人後都要消毒,但因爲手套比較薄,酒精還是會透過手套進入皮膚,很多醫護人員的手因爲長期浸泡在酒精中,都裂開了。”

有的時候病人需要緊急插管,這種情況下醫護人員的暴露風險是很高的,但情況緊急,我們也冒着風險給病人搶救。“相較起病人的離世,條件艱苦些我們都能接受,一切爲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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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蘭和幾位教授討論病例

在武漢,王瑞蘭把每一分鐘用到了極致。“每天早上6點起牀,7點15分從酒店出發,7點40分開始一天的工作,每天工作大概在10個小時以上。回到酒店後,喫好晚飯我會看看新的文獻,想想手上的病人是否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救治,讀完文獻再把今天的工作做個總結,就到晚上11點了。我會準時上牀睡覺,因爲我一定要保證第二天有足夠的精力”。

“當地人告訴我們,我們居住的酒店原本是當地繁華的商業街,但每天我從酒店的窗外看出去,都是空蕩蕩不見人影。武漢人民爲了戰勝病毒,付出了太多,我們能做的,就是幫他們一起儘快贏得這場戰役。”王瑞蘭說,對於病毒的認識是循序漸進的,儘管我們仍然有很多病毒知識的盲點,但現在我們的治療手段和救治成功率都在不斷提升,“每一個病人都有其個性化的治療方案。我們發現,在治療的康復期,服用中藥的病人似乎好轉速度會更快一些”。

除了治療身體上的病痛,王瑞蘭還非常重視病人的心理健康。“我們病房的很多病人,家裏人也都感染了,所以他的心裏會有些恐懼。有的時候,病人的胸悶、心跳加快,可能是因爲他本身的焦慮緊張,所以你跟他聊聊天,給他心理上的安慰和鼓勵也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我一直跟科室年輕醫生護士們強調的內容,我們要醫身,更要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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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蘭查房時和值班醫生討論病情

在科室裏,王瑞蘭總是跟年輕醫生強調,想要當一名合格的醫生,手上必須有過硬的技術。“比如這次疫情中,呼吸機如何使用?病人二氧化碳儲留如何解決?戴上幾層手套如何做深靜脈穿刺等等,都需要過硬的技術才能應對自如。”

事實上,此次疫情,王瑞蘭麾下急診危重病科的表現,可以說大大超出她的預期。“我們科室很多醫生都參與到了這次疫情裏面,有來武漢一線的,有去上海公衛中心的,還有在家裏守着做好本院急診發熱門診工作的。令我特別感動的,就是當疫情發生需要報名時,除了有客觀原因的同事,幾乎所有人都跟我請戰了。而且目前來看,他們都把任務完成得十分出色,我爲他們自豪。

如今英雄歸來,王瑞蘭卻還是一心都在工作上。這兩天,她在隔離酒店跟科室成員們開了一個網絡視頻會,“現在國外疫情也很嚴重,我想徵求他們的意見,如果國家需要我們援外,他們願不願意。”令王瑞蘭既驚訝又動容的,一分鐘不到,所有人都同意了。

回顧武漢的這段經歷,王瑞蘭說自己無怨無悔。“我今年54歲了,面對這樣一種新的傳染病,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挑戰。我在武漢的時候學到了很多新的知識和新的工作方式,還有武漢醫生團隊那種奮不顧身的精神,都值得我銘記終身。其實我們這些醫護人員,只不過是換了一個地方上班,但武漢人民給我們的愛,我們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每一天內心都充滿着感恩。

偶爾感到愧疚,是對自己的家人。她把原本應該給家人的時間,都用在了病人身上,“每天就在家人羣裏發一張照片保平安,實在沒時間聊天。原本過年想回老家看一下老母親,也因爲疫情耽擱了”。

“但看到自己救治成功的患者笑了,一切就都值得!”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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