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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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統十四年（1449）秋七月，瓦剌太師淮王也先率虎狼之師南下，攻克大同。

大明王朝的正統皇帝朱祁鎮，時年二十三歲，正是一個激情澎湃且要一展宏圖的熱血青年。他經不起大伴太監王振的慫恿，御駕親征，又把統帥大權悉數交予那個假男人瞎指揮，就是永樂皇帝留下的四朝大將軍張輔也得唯命是從。

不料，毫不知兵也不善納諫的王振，大權在握，一意孤行。最後，在無險可倚、無水可飲的荒涼高地土木堡，遭遇強敵勁弩，大明君臣，數十萬人馬，都被追兵甕中捉鱉。

朱祁鎮成爲了也先的俘虜。

《女醫·明妃傳》中的霍建華版朱祁鎮

皇帝被強敵俘虜，國家不可一日無君。

留守京師的吏部尚書王直、兵部侍郎于謙（兵部尚書鄺埜從龍北征，在土木堡死於亂軍之中，于謙成了兵部管主）等，爲了穩定朝局，奏請皇太后下懿旨，請監國郕王即皇帝位，以絕也先挾帝南侵玩投鼠忌器的攻心計。

在一場攸關明朝存亡的危局中，“當是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明史•于謙傳》）。

于謙說：“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計。”

正是由於于謙等大膽地改立景泰帝，英宗成爲了不值錢的太上皇，使也先本想挾持英宗爲一面南進開路的旗幟的價值喪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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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謙統兵反制，在不再投鼠忌器的情勢下，打贏了京師保衛戰。

于謙改立代宗，保住了明王朝，也保住了明英宗。同時放手一搏，聯手石亨等對也先反戈一擊。也先主動放還英宗，嚮明示好。

也先主動送回英宗，隨後自立，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他遣使嚮明朝朝賀元旦，于謙諫阻不與其往來。于謙在，他也不敢再度南犯。

《大明王朝1449》王慶祥版于謙

做了瓦剌可汗的也先，“恃強，日益驕，荒於酒色”（《明史·外國九·瓦剌傳》），兩年後被老部下阿剌知院殺之，母親和妻子也被韃靼來敵掠走。

這一場較量中，若非於謙臨危受命、兵行險着，明王朝勢必對皇帝被俘投鼠忌器，而很有可能成爲了也先的囊中之物。

明英宗之孫明孝宗朱祐樘曾說：“逢時艱危，安內輯外，社稷之功，世永不忘。”“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難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選將練兵，摧鋒破敵，中外賴以寧謐，人心爲之晏然，迴鑾有期。”（倪嶽《少保兵部尚書肅愍於公神道碑銘》）

這是後話。朱祐樘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寧，垂之萬世”，既是對其祖父英宗枉殺于謙認錯，也是對於謙力挽狂瀾的極力讚賞。

當然，明孝宗不好直言皇祖的恩將仇報，只是強調于謙“論功應賞，不幸爲權奸所構，乃殞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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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能使朱祐樘能以皇帝的名義爲于謙平反，還得以其皇祖朱祁鎮發動奪門之變，改變了于謙暗許所定的代宗世系。否則，他也不過一藩王。

土木堡之變發生，明朝本有皇太子，即朱祐樘的父親朱見深（當時叫朱見濬）。他是英宗北征前所立的皇太子，年僅兩歲，但理應即位。

但是，王直和于謙，並不立儲君爲皇帝，而是奏請皇太后改立郕王朱祁鈺即皇帝位。

主少國疑。

不論忠臣如何忠誠，如果他想力挽狂瀾，就必須得到一個成熟皇帝的支持。倘若皇帝少不更事，忠臣要想實行自己的主張，也不難有擅權蓋主、恣意妄爲之舉。

就如清代康熙初年，四輔臣之首的索尼死後，鰲拜力圖獨專權柄，繼續掌控輔政大權，那也招致了少年天子和舉國上下的猜忌。即便他無意獲取皇位、篡奪皇權、取代皇帝之舉，也不免會被非議。

《康熙王朝》鰲拜威逼康熙

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朱祁鎮成了瓦剌兵的俘虜，而剛被立爲皇太子的朱見深（當時還叫朱見濬），剛剛兩歲，少不更事。

瓦剌兵推着英宗做南征的旗幟，蠶食着大明的疆土。如果於謙擁立兩歲娃爲皇帝，那麼一切決定，還得於謙做最後的拍板人。不論于謙怎麼忠心耿耿地護衛幼主，捍衛國家，那麼都難保大臣們心生芥蒂或左右掣肘。

重返歷史現場，于謙能在京師保衛戰中，擊潰瓦剌也先的陰謀，原因有三：一、以于謙爲首，與王直、王文、陳循、石亨等絕大多數文臣武將和衷共濟；二、他及時迎立已成年的朱祁鈺，保證了危難之際國有長君，使英宗失去了投鼠忌器的皇帝效益；三、英宗之母孫太后繼續以太后之尊，支持了于謙等在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

如果於謙擁立朱見深，那麼孫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不好再做負總責的最高領導人。不論怎樣遙尊英宗爲太上皇，也還是要敬若神明，因爲他是皇帝的生父，不配合也先的陰謀，那就是不孝不忠。而被迫迎英宗，就是配合也先陰謀賣國。這一切的罪責，除了讓放手一搏拯救大明劫的于謙身陷兩難境地，而且還要揹負欺主幼稚、別有用心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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