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

北京大學史學博士，外交學院外交學系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西方思想史、政治社會學、歷史哲學、邊疆學。代表性著作《樞紐：3000年的中國》。

內容摘要：“何謂中國”這個問題在近年引起越來越多人的關注與思考，新的有關研究對當下的主流歷史敘事有着重要的突破。但是這些研究或者是從中原視角給出新的解釋，或者是提出草原視角的重要性，卻都未曾給出超越於中原-草原之上的統合性解釋。應當在綜合這兩個視角的基礎上，揭示出中國歷史的多元複合性本質，將中國歷史表達爲一個體系史，對於中原、草原以及過渡地帶的政治、經濟、社會邏輯給出連貫的解釋，從而構建一種理解中國歷史的新範式。

關鍵詞：歷史哲學 多元複合 中原農耕 草原遊牧 過渡地帶

“何謂中國”爲何會構成一個問題

“何謂中國”這樣一個問題，在近年來引起越來越多學者從各種角度的關注。如趙汀陽在《天下體系》《惠此中國》等著作中對於“天下”觀的強調，力圖在傳統中發掘出現代中國的普遍主義視野之可能性，許紀霖也在多篇論文中做過相近的努力；但是對於“天下”觀念的再發掘，忽視了塞北、西域等並不是由儒家文化主導的地區，於是對於這些邊疆地區的說服力和解釋力可能會遇到困難。又如葛兆光在《宅茲中國》《想象的異域》等著作中通過對周邊朝貢國史料的挖掘，呈現出從周邊看中國的不同視角，對於純粹基於中原的秩序想象是個很大的思想刺激；但這種視角同樣也會遭遇到“天下”體系所會遭遇的質疑。再如姚大力、羅新的諸多著作，從草原史、內亞視角開啓了不同於中原視角的中國史反思；這種反思非常有啓發性，但對於內亞與中原的歷史共性何在，尚未給出進一步的解釋。還有趙鼎新在《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等著作中，回溯到中國歷史的早期，從戰爭與政治秩序的生成關係的角度再論了中國史；這種分析角度使用了以往史學研究中較少運用的社會學方法，但是對於非中原地區的解釋力仍嫌不足。以及王明珂、馬戎等從人類學的角度，對於中華民族的概念進行了全新的思考；這樣的人類學思考對於歷史學是個巨大的補充，但是卻過於強調社會層面的自生秩序，而對政治層面建構秩序的同情式理解似有不足。國外學術界在這方面也有相當多的思考，諸如美國新清史學派對於大清帝國的內亞性的探討、日本京都學派對於中國史的重構等；這些思考都極富啓發性，但畢竟外國學者有其不同於中國學者的問題出發點，使得其對我們而言，更多是他山之石的價值，而不足以成爲中國理解自身的基礎。

所有這些學術和思想努力及其不足，都說明了“何謂中國”這個問題的複雜性與困難性，這個問題很難用既有的概念框架和理論框架作出簡單的回答。而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其根本在於今天的中國是從傳統帝國轉型而來，它繼承了帝國的多元複合結構，卻又在現代的民族國家敘事當中屏蔽了這種多元複合結構，而將其表達爲一個一元的實體。但這種敘事不足以真正有效地安頓現代中國，以至於有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各種理論和實踐層面的困境。多元複合性在民族國家的現代敘事中，倘不被遮蔽，便經常會徒剩多元性，而難以找到其複合性的基礎，這會導致超越於諸元之上以形成國家統合的理念的喪失，可能會帶來更大的麻煩。

一個國家的歷史敘事，本質上是它所奉行的歷史哲學，是它用以確立自身的主體性、確認共同體的心理邊界的精神基礎。今天所面臨的這一系列困境，根本上是中國用以定義自身的歷史敘事出了問題。我們必須在今天的歷史敘事中，重建起中國歷史的多元複合性這一本質，才能爲這些困境找到突破口。

傳統中國的歷史敘述，是在儒家的史觀當中完成的，它敘述的地理範圍覆蓋了今天整個中國的疆域，甚至還要更多。但事實上，儒家的倫理實踐無法擴展到草原、綠洲、高原地區。所以，真實的中國歷史，不應被理解爲作爲一元實體的儒家文明不斷擴張，從而成就今天的疆域與人口的歷史，而是應該理解爲東亞大陸的體系史。在這個體系中，大致地，以長城作爲南北分界、以嘉峪關以及湟水谷地作爲東西分界，有多個歷史主體在不斷地互動。它們的互動過程，有時表現爲準列國體系，這不僅僅是指周代的狀態，更是指秦統一中原之後，長城南北定居帝國與遊牧帝國對峙、互動、互爲條件、互構的狀態，如漢-匈奴、唐-突厥、宋-遼等；有時表現爲超越定居-遊牧之對峙的多元帝國，如元、清等。無論哪種樣態，中國都是作爲一個多元的體系而存在。儒家地區是這個體系當中文化最高的部分，它成爲整個體系歷史的記錄者與敘述者，儒家的天下觀念也成爲籠罩在整個體系之上的正當性基礎。但是這個體系的擔綱者，卻不一定來自儒家地區，相反，在儒家所想象的天下秩序外化爲一個超越於農耕-遊牧之上的普遍帝國的時候，其擔綱者必定來自於非儒家地區，具體原因容後再敘。

所謂的中國歷史，實際上就是這個多元體系的演化史。儒家的普遍精神外化爲現實帝國的過程，便是這個多元體系不停地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政治存在形式的過程，其尋找過程會通過戰爭、貿易乃至移民等方式呈現出來。這樣一個複雜的體系，其多元的地理結構作爲自然生態基礎條件，會形成各區域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運行邏輯，並且這些邏輯之間還會發生複雜的互動乃至互構的關係。本文擬聚焦於中原農耕與塞外草原這兩種政治—經濟—生態區域之間的複雜歷史互動關係展開討論，努力嘗試通過政治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的分析，在諸多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構建某種新的歷史範式，呈現出中國歷史的多元複合結構。

中原地區與普遍帝國想象

中原地區是古代中華帝國的核心地區，在這片土地上孕育了東亞世界的軸心文明，其中的主脈絡是儒學。區別於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一神教，儒家倫理若欲轉化爲人們日常的生活實踐及制度安排，其載體不是個體心靈的皈依，而是一種表達着倫理意涵的人際關係結構。如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脫離開人際關係結構，孤身一人是無法實踐的，儒家更無法想象一種荒島上的魯濱遜式的精神世界。這樣一種人際關係結構，需要其中的個體都是處在相對穩定的定居生活狀態，便於其綱常倫理的展開。定居的生活狀態，需要農耕的生產方式，而農耕有一個硬性的自然約束條件，就是年降水量不能少於400毫米。400毫米等降雨線的分佈北界，基本上就是長城；說得準確些，中原帝國是在農耕地區擴展到其自然極限之處，修建了長城。拉鐵摩爾甚至認爲，長城的修建起於戰國後期以及秦朝，其最初目的並不是爲了防範遊牧民族，因爲當時沒有明顯的遊牧威脅，其目的反倒是用來強化對於內地的控制。

還需進一步解釋的是，並非可以農耕的地區，儒家就能夠傳播過去。在儒家的多年發展中，“中原正統性”成爲其潛意識裏的一個前提，這在古代帶來了中原的崇高地位，但是也相應地限制了儒家的傳播空間。文化的傳播，可以通過武力強行傳播，也可以通過其文化吸引力讓人自願皈依。一方面，離中原過遠的地方，即便可以農耕，但其超出了帝國的有效統治半徑，帝國無法用武力使其儒化；另一方面，如果在這個地方還面臨其他文化的競爭，那些以個體心靈爲載體的宗教，其傳播的成本一定低於以特定人際關係結構爲載體的宗教。這可以解釋爲什麼儒教可以傳入朝鮮、日本，因爲當地不面臨其他文化的競爭，可以傳入越南北部，因爲中原帝國曾統治其千年之久；卻無法傳入西域和越南北部以外的東南亞地區，這些地方有的超出帝國統治範圍，有的沒有超出帝國的統治範圍，但它們毫無例外地都要面對其他文化的競爭。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儒家文化具有一種地理依賴性，它因自然生態原因而無法越過長城以北、嘉峪關以西，只能在中原地區展開。但是其世界想象卻不會侷限在這樣一個地理空間當中，而是一種普遍主義的想象，普遍主義是軸心文明的一個基本特徵。這帶來了後來的一系列歷史特性——一方面，它在歷史上會構成超越草原-中原之上的普遍帝國的正當性辯護基礎；另一方面，它也會使得中國對於超中國的世界秩序的理解遭遇到特殊的障礙，從而在現代轉型之際遭遇到特殊的問題，這與日本等國截然不同。

儒家文明是對中原地區儀禮秩序的某種體系化表達。最初的儀禮秩序是一種自生秩序，它源出於傳統，貴族製作爲該儀禮秩序的載體，基於血統出身而有着君子與小人之分。只有貴族君子可以參加戰爭，戰爭的禮儀性質往往也會大於實用性質。宋襄公可以說是這種意義上的貴族制的絕唱，他“不擊半渡”“不鼓不成列”，都是貴族精神的體現，任何不符合禮的戰法，都勝之不武，宋襄公恥之。但這在不講究中原式貴族精神的對手面前就會顯得很迂腐，宋襄公遂被楚王打得大敗。

嗣後，中原各諸侯國陸續開始變法，諸侯國內部的貴族等級被夷平，傳統儀禮秩序的載體不復存在。人們的身份高低不再是基於出身、血統，而是基於軍功；平民也可以參戰了，甚至可因軍功升至超越於過去的貴族之上的地位。由於不再有約束中央政府之資源汲取的中間性力量——即貴族的存在，整個國家便得以建立起龐大的中央財政，龐大的官僚體系-吏治國家於是建立起來。而新被拔擢的平民，正好是用來填充官僚體系的最佳人選——他們不似貴族有着獨立於王權之外的財務基礎，同時平民地位的提升又依賴於王權，其與王權之間便會形成一種合作關係，這樣一個羣體進入官僚體系，便可使得其效率得以最大化。此時整個國家的財政體系也被依照戰爭動員的邏輯重構了一番，這樣，全民戰爭開始出現了，戰爭的實用性轉而超越於禮儀性之上，各國進入了比拼資源動員效率的階段。

一旦進入這個階段，則其邏輯終點就是中原地區的大一統，並且這種大一統從技術上來說，差不多是不可逆的，因爲大一統首先基於中央財政的大一統，而能夠阻擋中央財政大一統的古典意義上的貴族社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中原地區連續成片的農耕區域，其人口與財富總量的匯聚度，在古代世界堪稱獨一無二。如此一種地理，利於大規模作戰，而不利於割據自存；如此一種地理，也能夠養活龐大的人口，帝國政府從中汲取資源，反過來以此打碎社會自組織能力，從而進一步提升資源汲取能力。一旦過了某個門檻——在第一個千禧年過後就差不多過了這個門檻——則不會再有任何區域性的力量，能夠長久地與帝國政府分庭抗禮。建立區域政權以抗衡中央統治者的事情，即便間或出現，也總難持久，因爲中央統治者能夠從整個中原低成本調集起的資源，已經達到這樣一種規模，以致它不是任何區域統治者能夠持久抗衡的。像諸代開國之君等成功的反抗者，都是找到辦法調動起中原地區大部分的資源，以對抗喪失民心的原有統治者，但嗣後又無人能夠抗衡這個成功的反抗者，成爲新的大一統統治者；跨過門檻之後，帝國一旦崩塌，取代它的是另一個大一統帝國，而不是分崩離析的割據。

歐洲在羅馬時代之後的分裂割據狀態之所以能夠實現，就在於歐洲的地理破碎性，使得擁有一統意圖的潛在霸主調集全歐資源的成本非常之高，難以對區域反抗者形成壓倒性優勢，最終無法建立大一統。而在遠東的中原地區，其帝國早早地便走上了集權秩序時代。

秦漢帝國一統先秦諸賢所能想象的天下，結束了周代的割據狀態，建立起了普遍帝國；但面對草原帝國、及至到近代早期面對海洋帝國，中原帝國便會從普遍帝國被還原爲特殊帝國。而儒家的理想並不會因此就放棄其普遍主義想象，所以它會力圖超越這種特殊帝國的現實，內在地要求着一種超越中原區域的普遍治理秩序。然而對於儒家來說，普遍帝國倘能成立，苟利天下，成功不必在我，但能得志行於中國，雖夷狄亦可爲聖人。孟子便說：“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裏；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帝國擔綱者在各族羣間的流轉，便也是東亞軸心帝國的必要歷史環節。

中原帝國集權秩序的發展與完善的過程實際上持續了很久，並且中間也經歷過一些較大的變化。在秦漢之際，本來帝國要建立的就是一君萬民的秩序，通過官僚體系來管理人爲打成散沙化的社會。但是由於此時剛剛脫離開先秦封建不久，官僚體系治理技術還未發育完善，所以逐漸社會上又浮現出豪族力量，填補了官僚體系的能力所不及之處。豪族對於君主也能形成一種約束，雖然這遠不如先秦的封建貴族的約束力強，但集權秩序畢竟受到了某種制衡。歷經歷史的長期變遷，君主在社會上自發演化而形成的技術進步當中，獲得了新的財政資源，從而有了新的治理辦法，消滅了豪族，建立起完全的官僚帝國，這就是日本京都學派所關注的“唐宋變革”。這場變革前後帝國的社會結構與官僚邏輯有很大差別，但它們與春秋及其以前時代的差別纔是更加根本性的。

中原帝國雄才大略的君主能夠依憑其調動起的巨量資源，對遊牧帝國發起大規模進攻，並經常能夠逐其遠走，以至於衝擊到西部的中亞、中東乃至歐洲地區，雖則空出來的草原會迅速被新的遊牧帝國所填補。如此一來，中原帝國便成爲整個歐亞大陸古代歷史當中，最重要的能動性力量，由這裏發起的動作，一次又一次地衝擊着整個大陸，以致麥金德認爲歐洲的歷史在古代是從屬於亞洲的歷史的。這裏面的核心原因還是在於，在古代世界，中原地區龐大財富的唯一性，沒有其他任何帝國能夠調集如此之多的資源，從而對外形成如此之大的衝擊。

大一統的帝國，必須要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來支撐其運轉，它是帝國首領的工具，首領及其工具都具有公共性，所以也可以說它是帝國的工具。但畢竟官僚體系也要由具體的人來運作，人皆有自利的慾望，官僚們的自利便會損害官僚體系的公共性。在帝國初建之際，開國首領都是非常能幹的，對於官僚體系會有還算有效的約束；隨着帝國承平日久，成長於後宮的後續君主的能力會日漸下降，約束官僚的能力便也大不如前，於是帝國的實際控制權會逐漸被官僚們所竊奪。由於官僚體系實際上纔是帝國日常運轉的核心，君主並不做太多具體的工作，只需“垂拱而治”，中人之資也能勝任，而帝國本身可用以供養官僚體系的資源又是如此之多，所以帝國一時倒也不至於崩塌。但官僚體系的公共性淪爲私人性，上下暌違，於是帝國上下可以感受到一種普遍的末日心態，帝國便衰朽掉了。這種情況下一旦遭遇大的氣候變化，以至於人口對資源的壓力驟增，帝國便無應對能力，秩序遂瓦解。

帝國從初建的朝氣到衰朽的暮氣，只要幾代君王的退化、不過百年的時間，嗣後就是等着秩序的瓦解，新的開國英雄出現了。對龐大的官僚制帝國而言，這是其無法避免的命運循環。這樣一種命運循環，在很多時候，是需要通過草原上的要素的注入，來使帝國重新煥發活力的。

草原與軍事貴族民主制

長城以北的草原上，有着與中原截然不同的秩序邏輯。草原上降水量不足，人們無法以農耕的方式謀生，只能以遊牧爲生。這帶來一個結果，就是草原上無法像中原帝國一樣，建立起龐大的官僚體系與中央財政。因爲官僚體系和中央財政的建立有一個必須的前提，即賦稅徵收的成本必須小於收益，這隻有在人口處於定居，可以被編戶齊民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而草原上游牧者逐水草而居，生活高度地流動化，逃避徵稅太容易了，賦稅徵收的成本一定會大於其收益。那麼官僚制在草原上就建立不起來，因爲沒有必須的中央財政爲基礎。

因此，草原上便無法進行大規模治理，而只能以小部落爲單位行動。因爲在小規模羣體的情況下，是可以依靠熟人關係完成管理的；但是一旦羣體規模超過某個臨界點，則它不再是個熟人社會，便只能靠規則來治理。規則需要專門的執行機構來使其運行，也就是需要官僚體系；但是草原上又無法建立起官僚體系。所以，一旦部落的規模超過臨界點，則它就會分裂出新的部落，繼續以小集羣的方式來行動。

如此一來，必須獲得解釋的問題就是，何以草原上會有那種可怕的遊牧帝國？實際上可以先問另一個問題，可怕的草原遊牧帝國是何時出現的？

在秦統一天下之前，並沒有出現過什麼強悍的草原民族，歷史中對他們的記述，多半都是被中原諸侯國利用來與其他中原力量對抗。在秦統一之後，蒙恬向北出擊，“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匈奴也並不強悍；但是到了西漢帝國時期，一個強大的匈奴帝國彷彿從天而降，突然聳立在北方。中原帝國的治理，需要複雜的官僚組織技術，從二里頭文化算起的話，經歷了近兩千年的孕育與積累才發展起來，孕育過程中就已經產生了大量令人炫目的歷史。何以草原幾乎未經孕育，便能建起龐大帝國呢？

答案很可能非常簡單：草原遊牧帝國的出現，除了必要的技術條件之外——如馬具等技術的出現——最根本的原因，正是中原統一成爲了龐大的農耕帝國。

草原上的資源有限，除了肉、奶等少數產品外，遊牧者需要的很多種生活資料都要從南方農耕地區獲得。有兩種辦法來獲得，戰爭與貿易，而貿易顯然是成本更低的辦法。問題只在於，中原地區是否願意與草原貿易？在中原未統一的情況下，各諸侯國都會願意與草原進行貿易，因爲從草原上可以買到戰馬，其品質遠遠好過中原的馬。既然能夠自由貿易，則草原上的各個小部落也不會願意聯合起來，以致被聯合後的盟主再分走一部分貿易利潤。由於南北兩方都是準自由貿易狀態，貿易的條件可以大致形成一種市場均衡。但是隨着中原統一，官僚制帝國無貿易競爭者，它便可能拒絕貿易，或者規定一種遠遠偏離市場均衡價格的貿易條件。草原小部落無從貿易，便只能通過戰爭來獲取所需的生活資料，小部落必須聯合起來才能形成戰鬥力，於是龐大的草原帝國就出現了。

聯合起來的草原帝國，其人口仍是遠遠少於中原帝國，然而其戰鬥力一般情況下卻強過中原帝國。原因在於，一方面，草原軍隊騎在馬上來去如風，有着遠超中原軍隊的機動性；另一方面，草原上的生產、生活、戰鬥的單位是完全合一的，其戰鬥效率高，其後勤壓力低，遠非中原軍隊可比；再一方面，草原上比中原貧窮，對於草原帝國來說，戰爭近乎是淨收益，對中原帝國來說，則戰爭近乎是淨消耗，兩邊的戰爭收益和慾望大不相同。這一系列原因，使得草原帝國會對中原帝國構成巨大軍事壓力。

草原帝國嚴格說來是個部落聯盟。由於稅收成本的原因，聯盟的大可汗仍然不掌握基於賦稅的中央財政；但是他可以掌握從中原搶來的戰利品的分配權，形成一種衍生性的中央財政。但這點財政能力既不穩定，又不足以支撐其對各個部落民衆的直接管理，仍然只能允許各部落的小可汗自治。一旦大可汗帶領聯盟同中原征戰的能力不足，則那點可憐的中央財政也難繼續了，於是部落聯盟就瓦解了。明朝的北方草原上，遊牧者建立一個強大帝國的努力幾次半途而廢，根本原因就在於明朝的強硬軍事政策，使得大可汗對中原戰爭多無功而返，便無法持久聯合起諸多小部落。當然，對於明來說這未必是個最優選項，因爲戰爭的成本遠遠大於管理貿易的成本，持續的大規模戰爭使得對於民間資源的汲取也很過度，強化了皇權專制，弱化了民間的自生秩序，所以明代的民間繁榮遠不如宋代。

作爲部落聯盟的遊牧大帝國，部落盟主無法一言堂地做決策，小可汗們的意見必須得到尊重，因爲大可汗事實上也沒有強迫小可汗們無條件服從自己的絕對能力，這是遊牧帝國當中常見的軍事貴族民主制的根本原因。無論是蒙古部落選舉大汗的忽裏勒臺大會，還是滿清入關之前的八王議政會議，都是這種軍事貴族民主制的一種表現。

對草原來說，進一步的衍生結果就是，由於大可汗必須能征善戰，才能維繫部落聯盟的統一，所以在草原上的繼承邏輯不同於中原。對中原來說，根本需求是繼承規則的唯一性以便確保皇統的穩定，只要皇統穩定，正當性的象徵便是穩定的，其他一切事情交給官僚體系去處理便是。所以中原的繼承邏輯在各種“立長立賢”的爭論中，最終收斂在嫡長子繼承製上，只要是嫡長子，小孩子也能作爲正當性的象徵。王國維先生論之曰：“所謂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者，乃傳子法之精髓。……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而在草原上，小孩子無法確保能征善戰，倘若大可汗沖齡即位，則部落聯盟將解體，反倒無法獲得穩定性；所以其首領的繼承規則通常是兄終弟及，以確保首領始終是成年人。但是到了第一代領袖的最後一個弟弟也去世之後，接下來該由誰來繼承，就會出現爭議，第二代的每一個孩子都有某種繼承資格，也都渴望繼承，大家就會打起來。這構成了草原帝國週期性的繼承危機，它會導致帝國的分裂瓦解。古語云“胡虜無百年之運”，純粹的草原帝國少有延續過百年的，這是由於立國大汗的兄弟一代的自然壽命所限。可以說，漢、唐對於匈奴和突厥的勝利，根本上來說並不是武力的結果，因爲在冷兵器時代遊牧者的軍事實力必定強於農耕者；而是終於等到遊牧帝國出現繼承危機以致發生內部分裂，趁機分化、利用而實現的。

草原上的氣候變化無常，生活有巨大的不確定性，於是遊牧者對借其與長生天相溝通的薩滿教有着較高的依賴；同時草原雄主必須具有大英雄的特徵，否則無法服衆。於是，可汗們便既需能征善戰，也需具備卡理斯瑪屬性，受命於長生天，這才完整地符合大英雄的要求。中國的史書中就記載，北族遊牧帝國選擇可汗的時候，要將選出的人置於馬上狂奔很遠的距離，待其從馬上顛落，再用白綾纏其頸用力勒，勒至瀕死狀態時問他，“你能做幾年可汗？”這種瀕死狀態下的回答，便被視作不是出於他本人的意志，而是長生天的意志通過他的口表達出來，這從一個角度反映出可汗所必須具備的卡理斯瑪屬性。在這種狀態下，草原帝國內部每個小部落的首領，其權力的終極正當性來源也都不是源自某個上級，而是源自超越於所有人之上的力量，這是貴族制的一個基本特徵。

所以，草原上無法出現以官僚體系爲前提的集權秩序，而始終保有其基於傳統的自生秩序，保有一種源初性的自由。這裏所談的自由，沒有意識形態的意涵，它所指的就是，人們所生活於其中的秩序是源於自生的，而不是基於外賦的。草原帝國上保留着人類最本真的淳樸與最原初的激情。

普遍帝國的秩序建構，需要激情與理性的共同作用。單純的激情只會帶來破壞，單純的理性則無行動能力。故而激情可提供運作的動力，理性則將激情整合爲秩序，引導其方向。中原帝國曆經多年的吏治統治之後，軍事貴族已被消滅不再，激情已經被馴化消磨。每逢其衰朽之際，都必須新的激情的注入，這在歷史上經常來源於北方的遊牧民族；而中原原有的理性不一定總是足以馴化此一激情，有時它也會需要新的理性要素的注入，這在歷史上經常來源於西域（或說大中亞）的異種文明。兩種新的要素與中原原有的各種要素相融合，才能夠催生出新的秩序建構，並且在這個過程當中，東亞大陸的體系演化也達到新的高度。比如，五胡亂華以及北朝時期，來自北方的遊牧激情摧垮了已衰朽不堪的中原文明，來自西域的佛教等，則幫助北魏統治者找到了一種超越於草原-漢地之上的新精神要素。這些東西與中原文化相融合，才催生了燦爛的大唐帝國，東亞大陸上的人民也獲得了較之以往更加普遍的自由。

故陳寅恪先生贊之曰：“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過渡地帶與制度創生

草原到中原，有個過渡地帶，就是長城沿線；這個過渡地帶再擴展一下的話，還可以將其延伸到東北。過渡地帶在拉鐵摩爾和巴菲爾德的研究中又被稱爲“邊疆地區”，他們高度重視這個地區，因爲這是多元帝國最重要的制度創生地。陳寅恪先生所讚的塞外精悍，實際上也是來自這個地區。

巴菲爾德注意到，純粹的草原帝國如匈奴、突厥、回鶻等，並沒有意願統治中原。遊牧者往往是突入中原劫掠一番便返回草原，待到中原休養生息後再來劫掠一番，或者用劫掠爲威脅對中原進行敲詐，巴菲爾德稱此爲“外部邊疆戰略”。他更進一步將此戰略總結爲一種“榨取-保護”的關係，即遊牧帝國需要通過從中原不斷的榨取財富以便確保自己部落聯盟的統一，而爲了不至於喪失被榨取者，遊牧帝國甚至會在中原帝國搖搖欲墜之際主動來保護它，一如回鶻帝國對大唐帝國的反覆榨取與保護的關係；一旦中原帝國瓦解，則草原帝國往往也就瓦解了，小部落會重新拿回自己與中原諸割據勢力自由貿易的權利。但是，草原帝國在遭遇其週期性的解體危機之後，分裂出來的一支會採取一種“內部邊疆戰略”，比如南匈奴，便離開漠北，遷居到長城沿線的漢朝邊疆地區居住，依憑漢朝的支持與北匈奴對抗。類似的草原內戰後世也曾發生多次，而與中原結盟的一方均毫無懸念地贏得內戰。這種歷史過程，其淺層原因是，與中原結盟的一方可以獲得中原力量源源不斷的支持，其戰鬥的後勁會好過未結盟的一方；但更本質的原因在於，與中原結盟的一方，可以壟斷從中原獲取的貿易品，未結盟一方的可汗便喪失了用以凝聚本部落聯盟的資源，只能坐視聯盟解體。而獲勝的一方接下來便獲得了一種戰略選擇自由，它可以仍然堅持“內部邊疆戰略”，也可以恢復到“外部邊疆戰略”，甚至將這兩者結合起來運用，全視利益評估而定。所以拉鐵摩爾稱，邊疆地區“可以影響農業世界及草原世界的歷史進程。它們不完全與中國或草原同類，所以它們也不完全具有中國的特點（城池及附屬的農村）或草原的特點（氏族或家族部落在有限的區域內要求牧場的權利）。……邊疆形態的公理是，它可以對任何歷史時期做正面及反面的說明”。

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的能夠同時穩定可持續地統治長城南北的二元帝國，其擔綱者都是來自這一過渡地帶，尤其是來自東北地區。

因爲，純粹的草原統治者，其美德在於草原英雄式的酣暢淋漓，無法理解儒家的倫理世界和治理邏輯，無法容忍中原帝國的官僚體系對於皇帝個人意志的約束，所以並沒有能力直接統治中原，很可能對此也沒有很大的興趣，會更樂於選擇不勞神的“外部邊疆戰略”。而純粹的中原統治者，皇帝的美德在於“垂拱而治”“治大國若烹小鮮，不可輕擾”的自我節制，如此官僚體系才能不受干擾地依循常例自動運轉，所以中原統治者也不可能具備統治草原的能力與興趣。

於是，若欲建立超越中原-草原的普遍帝國，擔綱者便必須是能夠同時理解中原與草原的人，這種人只能是來自過渡地帶。長城沿線自不必說，東北則是北邊連通着呼倫貝爾大草原，南邊是經常接受中原帝國統治的遼東宜農地區，在東北能夠站住腳的統治者，必須兼通兩方，這樣，其入主中原之後，便可以建立起一種二元帝國統治。二元帝國中，統治者同時兼有兩個身份，通過可汗的身份以部落聯盟方式統治草原地區，這裏主導整個帝國的軍事秩序；通過皇帝的身份以官僚帝國方式統治中原地區，這裏主導整個帝國的財政秩序。中原之富與草原之雄結合在一起，並因對最高統治者的共同效忠而聯結在一起。

來自東北的慕容鮮卑最先開始了這種嘗試，來自山西北部長城附近的拓跋鮮卑則成功地依此原則建設了北魏王朝。北魏早期定都平城，即今天的山西大同，正是在農-牧交界地帶，可以兼制兩方。但是北魏王朝並未獲得對於這種二元政治的足夠自覺，在孝文帝的時候主動南遷洛陽，並命隨遷的鮮卑貴族努力漢化。這樣一種努力，便是放棄了其草原身份，這對二元帝國是非常危險的，因爲它將使得帝國的軍事力量不再認同於帝國統治者，所以魏孝文帝去世後沒多長時間，便發生北境六鎮軍人掀起的內亂以致亡國。至於孝文帝南遷的原因，絕不會簡單地是喜愛漢文化，因爲在平城並不會影響其學習漢文化，不必非得做遷都這種可能動搖國本的事情；所以更本質的原因應該是，平城地區也是草原軍事貴族的大本營所在，孝文帝不願長期接受軍事貴族對於大可汗的約束，他便力圖遠離軍事中心，擺脫貴族的約束，運用中原地區龐大的財富資源遂行集權秩序，一展己意，遷都洛陽因此便成爲選擇，但其結果自然是悲劇性的。直到大遼，才放棄了追求一元化的努力，開始自覺地建設這樣一種二元帝國，用南北兩院分治漢人和契丹人。雖然大遼並未統一中國，但是其二元治理技術流傳了下來，大清汲取了這些治理經驗，建立了二元帝國的完備形態。遼金元清，都是起家東北，建立二元帝國，並定都北京。因爲北京也是地處長城沿線，又臨近東北，便於統御整個東亞大陸；這些二元帝國還會在北京北面的草原地區另有個草原首都，大遼是在上京臨潢府（實際上這纔是正都），大元是在上都，大清則是在承德，通過這樣一種首都圈，完成單個首都難以完成的治理任務，真正統治起一個普遍帝國。

注意看一下遼金元清的起止時間，就會發現一個不尋常之處，即這些草原王朝的壽命皆超過百年了，打破了“胡虜無百年之運”的魔咒。其根本原因在於，諸征服王朝入關之後的繼承原則發生了變化。

草原帝國內部軍事貴族民主制的存續，以大可汗不掌握一筆龐大的中央財政爲前提，他沒有能力用中央財政把貴族制贖買下來，於是貴族們對他就有約束力，大可汗也必須勇武善戰方能服衆，兄終弟及的繼承順序同時伴隨着週期性的繼承危機。但是一旦遊牧帝國征服了廣闊的農耕地區，則大可汗可以將農耕地區的龐大財富轉化爲自己手中強大的中央財政，軍事貴族制便能夠被贖買掉了。一如滿清入關之後，曾經對大汗構成現實約束力的八王議政會議就不再起實質作用了，基於軍事貴族制的遊牧帝國便轉化爲基於官僚制的、超越於中原-草原之上的帝國，當年的軍事貴族不再對最高統治者構成壓力。只要統治者能夠控制中原財富，便能控制草原騎兵，而只要其能控制草原騎兵，便能控制中原，形成了一個正向循環。如此一來，統治者是小孩子也沒有問題了，兄終弟及的繼承關係也就此轉化爲父終子及的繼承關係。週期性的繼承危機便被克服了。這是入關的草原征服帝國得以長壽的根本原因。

因此，過去解釋入主中原的一些草原帝國之所以長壽，用的原因是它主動選擇了漢化，這個解釋是嚴重不足的。即以最爲典型的大清皇帝爲例，他們額財富已經促成了其部落邏輯的深刻重構。所以，大清的秩序實際上是對中原、草原乃至高原、綠洲等多種政治生態與文化的普遍吸收，所有這些文化彼此之間相互重構，打破了各文化區域原來的內部和外部均衡，重建了一種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的帝國秩序。大清皇帝作爲所有這些文化的最高象徵，對它們進行外在超越，象徵着普遍性，這纔是一個所謂“普遍帝國”的治理智慧所在。只從中原視角來看，當然會認爲他們漢化了，但躍入一個更高層級的視角，纔會有更具解釋力的結論。

而對中原農耕地區來說，普遍帝國的建立，使其獲得和平紅利。在中原-草原南北對峙的時代，南方的軍隊自然要靠農耕人民的賦稅來支撐，北方的軍隊事實上也是靠農耕人民的賦稅來支撐的，可憐的農民要同時負擔兩支高強度動員的軍隊。而草原征服帝國建成之後，則農民只需要負擔一支中低強度動員的軍隊了，這是康熙可以“永不加賦”的基礎所在。稅賦壓力的減輕才使得人口猛增成爲可能，流民四起以致天下大亂的人口數量臨界點大幅提升，其直接體現是中國人口在乾隆朝連續突破了兩億、三億大關，後來又突破四億，以往則常常是人口未及突破一億便達到這個臨界點。過去對於清代人口猛增的解釋是美洲作物的引入，但是據復旦大學侯楊方教授的研究，在乾隆朝開始積極推動美洲作物之前，人口已經發生激增，大清官員正是因此才被迫開始推廣美洲作物，但直到20世紀初期，美洲作物也沒有超過中國糧食總產量的10%。那麼人口的激增，在這裏最可能的解釋便是和平紅利了。

在物質層面之外，就精神層面而言，儒家秩序的普遍主義取向，在中原王朝時期會表現出一種內斂性格，這對於其普遍主義有着自我否定傾向；只在草原王朝時期才真正獲得普遍性的釋放——儒家構築天下秩序的潛力，需以吸納並超越中原文明的草原民族統治爲前提。這是對於我們通常所理解的中原儒家秩序的一種外在超越，是中國秩序的另一種表達，甚至是一種更爲本真性的表達。草原與中原在當然有接受漢文化的一面，但倘若全盤漢化，則勢必難逃北魏的下場。另一方面，通過前面的解釋也可以看到，入主中原後的大清，也無法單純地按照其原有的部落邏輯來解釋其政治邏輯了，因爲中原的巨這裏形成了一種深刻的歷史共生關係，以致到了晚清變局當中，力主改革的洋務派多爲漢臣，而力主守舊的理學宗師卻是出身蒙古正紅旗的倭仁，提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不啻對此複雜性的深刻體現。

結語

在草原-中原這樣一種大的地理視野下再來看中國，就會發現，中國的歷史所發生的空間，並不是個單一均質的空間，而是個多元複合的體系。這個體系的結構複雜性超過了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其內部同時包含着多種生態-文化-經濟區域，諸區域內所生活的人羣在歷史上起着各自差異很大、又不能相互替代的作用，他們以有時是對抗、有時是合作的方式，聯手推動了帝國秩序的形成與自我超越。

長城以北武功煊赫的草原帝國，擁有着橫跨歐亞大陸的普遍視野，但因其文治的孱弱，而難以獲得清晰的文化表達；長城以南文治粲然的中原帝國，主張着精神的普遍性，但卻迷失在狹隘的特殊視野當中。中原的普遍性需要通過草原而獲得展開，草原的普遍性需要通過中原而獲得自覺。在超越農耕-草原的多元帝國當中，古代中國才真正實現其普遍性，作爲體系的中國，也才獲得其精神凝聚力。而能夠建立起古代的多元帝國的擔綱者，不會是來自純粹的農耕或者是純粹的草原的任何一方，因爲任何一方都無法理解對方的精神世界與治理邏輯；擔綱者必定來自農耕-草原的過渡地帶。過渡地帶的人要想在本地立住腳，便必須能夠同時理解農耕與草原，一旦天下大亂，則他們是惟一有能力整合兩個方向資源的人羣，從而能夠擔綱起結合草原的視野與中原的精神的使命，建立起一個覆蓋大疆域多族羣、遂行多元治理的普遍帝國。

中國的歷史，因此便是一部體系史，這個體系內部的生老病死、起承轉合，構成了世界歷史運動過程當中的一個子系統與自變量。中國的自我意識的充實與成熟，也必須以對自身作爲一個體系的理解，以對自身與世界之相互關係的理解爲前提，在一個時間結構當中逐漸地實現。

【注】文章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3期。

責編：曲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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