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戲劇性的與卡塔爾斷交風潮吸引了世人眼光，《上海證券報》以《卡塔爾斷交風波令OPEC減產協議前景堪憂》爲題刊發了我的一篇文章，但刪改太多。我把原稿略加潤色，添加分節小標題，在微信公號發出。

本文一個關鍵判斷：“這次遭遇斷交潮衝擊雖然給卡塔爾帶來了一時的市場衝擊，股市、匯市、日用消費品市場均不例外，但最終結果可能反而是顯示出卡塔爾商業環境比其它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更安全。”

2017.6.8

一、美國和沙特決策層動機激化卡塔爾斷交風波

卡塔爾突然遭遇沙特、埃及、阿聯酋等國斷交風潮，無疑是國際關係中頗有戲劇性的一幕；但對於平時比較關注中東經濟政治局勢的人而言，沙特及其盟邦與卡塔爾之間的多年齟齬早已耳熟能詳。他們之間的矛盾，不僅源於沙特保持海合會“老大”長期地位目標與卡塔爾“小國雄心”之間的衝突，更有着該地區千百年來“剪不斷、理還亂”的教派、經濟利益鬥爭根源，人口結構變動趨勢更令該區域亂局亂上加亂。就當前而言，沙特-卡塔爾長期矛盾這次之所以陡然升級，沙特執政者在權力繼承之爭中顯示“果敢”形象的需要、特朗普對“顏色革命”路線的厭棄，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經濟多元化業績斐然的阿聯酋積極參與沙特發起的與卡塔爾斷交潮，也不排除其動機之一是打擊卡塔爾這個海合會中最強有力的經濟多元化競爭對手。

在沙特方面，如果沒有權力繼承之爭，沙特當前的實際決策者很可能不至於採取如此決絕的大動作。沙特國王薩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着意栽培自己兒子穆罕默德王子（Mohammed bin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齊茲•阿勒沙特），世人有目共睹：授予穆罕默德王子王儲繼承人（或稱“副王儲”）兼第二副首相、國防大臣、王宮辦公廳主任、國王私人顧問、經濟與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等要職，掌握了幾乎一切實權，在近年幾乎所有重大國際場合都由他代表沙特拋頭露面，以至於西方媒體、駐利雅得的西方外交官普遍因其掌握實權而稱之爲“總管先生”（Mr. Everything）。相比之下，薩勒曼國王同父異母兄弟之子、王儲兼副首相納伊夫王子（Mohammed bin Nayef bin Abdulaziz Al Saud，穆罕默德•本•納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齊茲·阿勒沙特）遭遇冷落，雖有王儲名分，且擔任內政大臣、政治與安全事務委員會主席職位，實際上並沒有太多實權。爲了增強權威以求在權力繼承之爭中勝出，沙特當前的實際決策者有着格外強烈的動機要向世人塑造“普京式”強悍形象，以樹立威信。從薩勒曼國王上臺後，以“果斷風暴”爲代號對也門胡塞武裝開戰，以致“果斷國王”的諛辭由此在沙特媒體和社會上流行一時；到2016年年初不顧與伊朗等國鬧翻和國內什葉派鬧事的風險而執意處死什葉派教士尼姆爾（Nimr Al-Nimr）；再到這次拿卡塔爾“開刀”，從中都可以看出這種動機。

由於美國是對中東影響最大的世界性大國，美國決策層治國理念的變化必然影響到中東相關國家在棋盤上的分量，進而影響其決策行動。倘若美國執政者如同奧巴馬、希拉里那樣熱衷於“價值觀外交”和各式各樣的“顏色革命”，那麼，“小國雄心”的卡塔爾就會是他眼裏得力的工具而受到山姆大叔百般呵護，沙特等國縱然對卡塔爾意見再大，恐怕也不敢貿然鬧出這麼大的動作。但特朗普的治國理念與奧巴馬、希拉里截然不同，從競選到執政，他的一貫思路是減少海外軍事幹預，集中資源開展國內經濟建設；相應地，卡塔爾在他眼裏的價值、分量就不可能如同奧巴馬、希拉里那樣了。

在2016年4月27日第一次系統陳述外交理念、政策的競選演講中，特朗普指責奧巴馬政府外交失敗，而且抨擊“這一切都始於一個危險的想法：我們可以讓那些沒有經驗或者沒有興趣成爲西方民主國家的國家成爲西方民主國家”，聲稱“與其他總統候選人不一樣的是，戰爭和入侵將不會是我的首個本能。沒有外交手段就沒有外交政策。一個超級大國明白小心謹慎和剋制纔是力量的真正標記。儘管從未在政府任職，我曾完全反對伊拉克戰爭，我對此非常自豪”。

在今年1月20日的就職演講中，特朗普沒有如同很多人預想的那樣指名道姓抨擊中國，而且明確提出了這樣的主張：“我們會同世界其他國家和睦修好。但是基於以下共識：所有國家都有權以自己的利益爲先。我們不尋求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於人，更期望它能自己發光發亮成爲榜樣。所有願意效仿我們的人都能感受到這種光亮。”這實際上就是間接表明他要放棄四處推行“顏色革命”的策略。近日傳出消息，美國正認真考慮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進一步顯示了特朗普的這一理念。

正由於認識到了特朗普政府的上述理念，沙特決策者在下大力氣改善了去年美國競選期間與特朗普越洋對罵結下的“樑子”之後，也獲得了足夠的底氣“教訓”卡塔爾。

二、卡塔爾斷交風潮最終烈度與經濟衝擊有限

這場風波既已發生，那麼究竟能發展到什麼程度？其經濟影響如何？可以肯定，儘管沙特已經向卡塔爾發出了最後通牒，提出了卡塔爾立即切斷與穆斯林兄弟會和哈馬斯的聯繫等10項條件，但這場風波基本上不可能走到兩國兵戎相見的地步，最終還是要通過斡旋、協調解決問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爲西方人視卡塔爾爲海灣阿拉伯君主國中溫和、改革的代表，不樂見其被宗教色彩強烈得多的沙特取而代之，而且當地駐有美軍中央司令部機構，沙特若要與卡塔爾交戰，不能不投鼠忌器。另一方面也是因爲沙特目前在軍事上已經兩面受敵，與也門胡塞武裝交戰不利，本土多次遭襲，自己支持的武裝派別在敘利亞、伊拉克戰場上又屢屢受挫，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決策層在沙特國內的威望，承受不起開闢新戰線的風險。而且，卡塔爾絕大多數人口是外國人，其234萬人口中卡塔爾公民僅佔15%；倘若開戰，不可避免傷及當地衆多外國人，由此引發的外交爭端風險相當巨大。

同時，沙特等國封鎖與卡塔爾的陸地邊界，對卡塔爾居民生活的衝擊也只能是短暫、有限的。因爲卡塔爾是一個基礎設施完備的國家，該國先後推出《2030國家願景》和《2011—2016年第一個國家發展五年計劃》，銳意發展非石油天然氣產業，基礎設施還在快速改善，空運、海運四通八達，去年12月新建成中東最大深水港，徹底改變了此前海運進出口貨物必須通過迪拜中轉的局面，沙特等國也不敢隨便違反《國際航班過境協定》等國際條約，封鎖陸地邊界斷絕不了卡塔爾與世界的聯繫。事實上，卡塔爾超市搶購食品、生活日用品的風潮基本上只持續了一天，食品等貨物就源源不斷通過空運等渠道運到卡塔爾，僅5日一天從土耳其一國就去了4架貨機向卡塔爾運送食品，當地中國商人也已經當即行動起來從國內進貨。到6日，卡塔爾許多超市已經恢復商品琳琅滿目的常態。在這樣的情況下，沙特若想壓迫卡塔爾作出太大退讓，恐怕也不很現實。

這場風波最大的經濟影響，將是損害歐佩克延長減產協議的前景，進而對油價形成重大利空。畢竟，歐佩克這類卡特爾越是“成功”，其操縱行爲造成的超高定價率越高，其成員違反協議增產搶佔市場份額的內在動機就會越強；而對待這種成員國的“道德風險”，歐佩克長期沒有任何實實在在的執行機制可以懲罰違反減產保價協議的國家，更管不到非歐佩克國家了。這次前幾個月履行減產協議情況較好，不等於延長減產協議也會取得同樣的執行效果。至於美國、加拿大等非協議簽約國，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幾個月來充分利用歐佩克減產協議的機遇擴大生產和出口。所有這些情況，本來就在損害歐佩克延長減產協議的前景，這回發生卡塔爾斷交風波，歐佩克成員國達成共識延長減產協議的概率已經進一步降低。

三、卡塔爾斷交風潮警示我國正視對阿經貿風險

中國與沙特和卡塔爾都建立了戰略伙伴關係，在這場風波中持中立立場，希望當事各方協商解決問題，避免發生嚴重衝突。就中國外經貿而言，這場風波實際衝擊較小，畢竟駐紮有美軍基地的卡塔爾遭遇其它阿拉伯國家軍事進攻的概率極低，但足以警示我國正視對阿經貿中存在的風險。

作爲一個整體，阿拉伯國家當然是我國不可忽視的重要貿易伙伴，但不等於它對我國所有地區都是名列前茅的重要貿易伙伴。而且，阿拉伯國家在整個世界經濟貿易版圖上所佔份額有限，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6年10月號）》統計（第207頁），2015年，中國實際GDP佔全球17.3%，中東北非、阿富汗、巴基斯坦合計佔7.6%，其中中東北非佔6.7%。如果我們爲對阿經貿投入過多資源，並不符合經濟規律。有的西北小省區無視本地資源稟賦、產業結構與阿拉伯國家基本沒有互補性，對阿經貿沒有區位優勢而只有區位劣勢，多年來對外貿易90%以上是對東亞經濟體，把對阿經貿作爲外經貿發展戰略中心而竭力推廣，數年下來對阿年貿易也不過1億多美元，佔當地外貿額不足4%，卻在阿拉伯國家投資建設了四五個園區，……這樣的做法，恐怕未必合理。

更突出的是，阿拉伯國家普遍存在比較嚴重的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性缺陷，特別是政治性風險較高。“宗派主義是氏族的精神。……宗派主義認爲本氏族或本部族自成一個單位，能獨立生存，至高無上，同時，把其他的一切氏族或部族當做自己的合法的犧牲品，可以任意地加以掠奪或殺害。……伊斯蘭教興起後，隨着阿拉伯人性格的發展，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兩個非社會的特徵，沒有消滅，反而暴露出來，終於成爲伊斯蘭教各國分裂和滅亡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在其傳世之作《阿拉伯通史》中，黎巴嫩裔美國曆史學家菲利蒲·希提（Philip K. Hitti）如此斷言。[①]社會凝聚力虛弱、部族認同高於國家認同、宗教認同高於國家認同、教派認同高於共同宗教認同，這是阿拉伯國家和幾乎所有穆斯林國家的社會痼疾；這些國家社會、軍事關係緊張，社會動盪乃至戰亂此起彼伏經久不息，歸根結蒂，即源於此。

阿拉伯國家社會內部矛盾之暴烈、政治風險之高，以至於往往會超過貌似不共戴天的巴以矛盾，以色列不時會扮演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保護人角色。如2014年8月18日，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辛貝特）宣佈，在約旦河西岸挫敗哈馬斯企圖推翻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的政變陰謀，逮捕90多名哈馬斯特務，繳獲數十件偷運至西岸的武器，以及17萬美元資金，居住在土耳其的哈馬斯高官薩拉赫·阿魯裏被指爲此次政變陰謀的幕後黑手。

正是這樣的社會土壤，導致阿拉伯國家和幾乎所有穆斯林國家在社會穩定方面先天不足。最初訴求不無合理之處的“阿拉伯之春”迅速演變成全面動亂、社會倒退和血腥戰亂，土耳其2016年7月發生充滿疑問的“軍事政變”和隨之而來的全面大清洗，實屬必然。儘管有美軍基地保駕，卡塔爾本土安全可保無虞，但這次卡塔爾斷交風波再次提醒了我們，其它阿拉伯國家未必有卡塔爾這樣的安全條件。正是從這個視角看，這次遭遇斷交潮衝擊雖然給卡塔爾帶來了一時的市場衝擊，股市、匯市、日用消費品市場均不例外，但最終結果可能反而是顯示出卡塔爾商業環境比其它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更安全。

（初稿2017.6.7，修訂2017.6.8，僅代表個人意見）

[①]【美】菲利蒲·希提：《阿拉伯通史（上）》（第十版），第24頁，第三章“貝杜因人的生活”，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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