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有業內人士透露，非銀機構在外包流程中的把關並不嚴，“一些P2P平臺不一定會像銀行等金融機構一樣要求催債公司提供註冊資金、財務、員工信息、合作機構等信息，催收機構的合作門檻也更低。某催收機構創始人李涵（化名）透露，若完全按照合規手段來，要獲得債務人親友的通信信息，催收人至少要做3個月的外圍調查，“就像和公安查案一樣，甚至有可能三個月都要不到他上司的電話。

原標題：萬億催收行業：這裏不只有暴力 還有老賴和“擼口子”大軍

來源：IT時報

見習記者 孫鵬飛

一起上市公司黑天鵝事件，讓大衆對萬億規模的催收行業引發沉思。

10月21日，100多名警員突襲51信用卡總部，帶走多名員工。隨之而來的，是51信用卡股價閃崩，一度暴跌41.7%，當日收盤價爲1.77港元/股，較前一日收盤價2.71港元/股，跌去34.69%。

目前51信用卡仍未恢復元氣，截至10月24日收盤，51信用卡報1.92港元/股。

10月21日晚間，杭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杭州公安”發佈聲明稱，當日警方對51信用卡委託外包催收公司涉嫌尋釁滋事等犯罪行爲開展調查。

公告稱，今年9月以來，杭州警方接上級部門線索傳遞，結合日常工作發現，51信用卡涉及大量各地異常投訴信息。經初步調查發現，51信用卡委託外包催收公司冒充國家機關，採取恐嚇、滋擾等軟暴力手段催收債務的行爲，涉嫌尋釁滋事等犯罪。目前，案件還在進一步偵辦中。

爲此，51信用卡創始人孫海濤在微博發佈了道歉聲明。

一石激起千層浪，催收機構再一次成爲輿論爭議的中心。

法制與江湖：聯繫欠債人親友，三個月還是三秒？

胡建（化名）仍對2017年底的那段日子心有餘悸。因裸辭後出現資金問題，他在某P2P平臺上的借款逾期一週。那個星期，他的手機被催收人員打爆了。他換了一張手機卡，和周邊朋友斷了聯繫。

然而，他的失聯，攪亂了周邊親友的平靜生活。每隔兩分鐘就有一通電話過來，號碼歸屬地來自不同省市。爲此，一位朋友不得不換了一張手機卡，並將其在微信上拉黑。至今倆人未和解。

瘋狂催收，最終由胡父支出3萬多元而告終。

胡建曾天真認爲，如果逾期幾天，多付幾天利息便可。只是事態走向了不可控的那一端。

這不是一個個例。P2P平臺的用戶被暴力、軟暴力手段催收的事件，不時被爆出，此前甚至還有潑紅油、故意損壞財物、尋釁滋事等帶有“江湖”色彩的案例。

以51人品貸爲例，在21聚投訴平臺上，目前有4307起投訴，其中不乏騷擾、恐嚇等暴力催收等字眼。

事實上，去年3月份，中國互金協會發布《互聯網金融逾期債務催收自律公約（試行）》（以下簡稱《公約》），其中明確，從業機構因外包管理不力，造成損害債權人、債務人及相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從業機構應承擔相應責任。

同時，《公約》要求機構應建立完善的外包管理制度，審慎選用外包機構，明確劃分經濟法律責任，持續關注催收外包機構的財務狀況、業務流程、人員管理、投訴情況等，確保外包機構遵守公約要求。

但有業內人士透露，非銀機構在外包流程中的把關並不嚴，“一些P2P平臺不一定會像銀行等金融機構一樣要求催債公司提供註冊資金、財務、員工信息、合作機構等信息，催收機構的合作門檻也更低。”

就在51信用卡黑天鵝事件爆出當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發《關於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其中指出，爲強行索要因非法放貸而產生的債務，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非法拘禁、故意毀壞財物、尋釁滋事等行爲，構成犯罪的，應當數罪併罰。

這反映出監管方試圖從制度上遏制暴力、軟暴力催收等行爲。

不止暴力，隱私成爲催收亂象中的另一個元素。儘管2017年5月，深圳互金行業曾下發《深圳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催收行爲規範（徵求意見稿）》，其中明確指出“在借款人之外的相關人員明確拒絕提供有關信息及對債項催收提供協助之後，嚴禁催收人員騷擾債務人的諮詢人、家人、同學及朋友，以追問有關借款人的下落或聯絡方式。”

但催收機構的聯繫信息從何而來？

某催收機構創始人李涵（化名）透露，若完全按照合規手段來，要獲得債務人親友的通信信息，催收人至少要做3個月的外圍調查，“就像和公安查案一樣，甚至有可能三個月都要不到他上司的電話。”

更多情況，則是一些P2P平臺通過App上的通訊錄授權，獲取了用戶的親友信息。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告訴《IT時報》記者，如果催收公司涉及用戶隱私數據由P2P公司提供，並由此引發的暴力催收事件，P2P公司屬於共犯。

貓鼠遊戲：50%抽傭背後，欠債人至少逾期一年不還

林偉（化名）自詡是一個“擼口子”的人。2016年大專畢業後，他沉溺於賭博, 2017年年底起，開始不斷“薅P2P平臺的羊毛”。

他會研究各家平臺的數據，判斷哪些平臺有可能會倒下，便註冊申請，每次借款在1000元到2000元之間。借款金額不算多，分期時間不長，但篤定不還。在他的觀念裏，這樣的做法並沒問題，“平臺都要倒了，哪有時間管我？”

像林偉這樣的人，不在少數。甚至在傳出51信用卡黑天鵝事件時，有網民戲言，“在51上借的錢可以不用還了”。

擼口子羣體深知目前P2P行業現狀，儘管有些網貸平臺被納入百行徵信，但借貸人並未接入央行徵信系統。

今年9月2日，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和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下發《關於加強P2P網貸領域徵信體系建設的通知》，支持在運營的P2P網貸機構接入徵信系統。而新華社報道稱，推出經營的網貸機構也將接入徵信系統。

對於徵信問題，林偉並不擔憂,“我又不需要按揭買房買車，之後也沒打算要向銀行貸款。”

其實不然，如果債務人上了央行徵信的黑名單，將導致其在出行、住宿等方面有限制，影響工作和社交。此外，失信人還將面臨限制保險服務的懲罰。

面對像林偉這類的擼口子羣體，催債人員不得不展開一場場鬥智鬥勇的貓鼠遊戲。與他們張揚的風格不同，一些催債人的工作，更多是無奈。

王文（化名）曾是一名催收員，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要面對的，便是這一羣鐵了心不還錢的人。

“既然你要擼口子，我只能用更江湖的手段來對付你。”一位催收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這也爲前述的暴力埋下伏筆。

另一重無奈，來自於部分P2P平臺方對擼口子羣體的縱容。李涵向《IT時報》記者透露，甚至有一些野蠻生長的P2P平臺默許“擼口子”行爲的存在。“只要能把我的借款額衝上去，哪怕你擼完只還一期。”

一位金融監管機構工作人員向《IT時報》記者表示，有些P2P用戶沒有相應的還款能力，從一開始就不應該放貸。

縱容的緣由，只爲了數據好看，獲得更多投資人的熱錢。因此，2017年8月，P2P行業披露了《信披指引》，旨在杜絕平臺選擇性披露、美化數據、捂蓋子等現象。

通常情況下，催債機構可以抽傭五成以上，這似乎看上去很美，但卻要面對一個惡意逃廢債的人羣。“這些欠債人至少經歷過6家催收機構的催收，逾期一年以上，早已打算賴債。”李涵說。

如果採取法律手段催債，對P2P平臺和催債機構來說並不划算。李涵認爲，上法院只是爲了固化債權債務，並不能保證後續債務人能否清償債務。另一方面，“我國的司法資源比較有限，小型案件需要集中處理。”這意味更高的時間成本。

李涵透露，從發函到申請執行，這一流程週期最快也要一年的時間。而催債公司的一輪催債週期一般在3個月。

根源和疑惑：萬億市場規模 不受“待見”的催收機構

債權人、債務人和催收機構之間，有一個微妙的平衡。事實上，催收行業本身起源於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催債需求。

據券商中國此前不完全統計，綜合中國國內的銀行業金融機構、網貸、消費金融、小貸公司等業態，不良資產規模在3萬億元左右。這是催收行業生長的土壤。

而據中國互金協會數據，截至今年6月底，在82家平臺中，有13家網貸平臺金額逾期率超過10%，12家網貸平臺項目逾期率超過10%，其中1家平臺項目逾期率達100%。這是P2P行業催債需求的反饋。

前述金融業監管機構人士認爲，如果整個P2P行業缺少催收機構，很有可能會產生更多惡意逃廢債的亂象。

但回看被打上“暴力”標籤的催收機構，除了催債人員素質低下，優秀人才不願意加入這一行業外，李涵還認爲，暴力催收的根源在於法律資源匱乏，現有徵信體系不完善以及國內金融基礎不成熟。

天平開始傾斜。李涵的困惑在於，現階段的監管重心在於整治暴力催債的亂象，這本無可厚非，但另一側惡意逃廢債的人羣，卻沒有更有效的懲罰機制。“或許因爲個體更難控制吧。”他猜測。

催收行業日子難過，不單在於強監管，他們還面臨着現金流喫緊的困境。

李涵表示，金融機構與催收機構簽訂合約，一般只在催收機構完成一定的回款率後纔會打款。這意味着，很多催收公司在接到業務之時，沒有一分錢收入。

以一份農業銀行廣東省分行電話委外催收服務項目招標書爲例，爲期一年，如果回收率達不到70%，催收機構不會得到任何費用。

“有時候合作機構打款會有延遲，沒有錢拿，還要給員工發工資。”這是李涵們面對的無奈。

壓力傳導在催收員一側，帶來的還有人員流動。

王文在今年上半年離開了催收行業。據他透露，去年按照基本工資加提成，基本上一個月到手在一萬元左右，但如今他的前同事平均到手只有六七千元。

51信用卡所在的恩牛網絡在10月22日還發布了催收崗位招聘信息，月薪在6000至10000元間。

李涵明顯感覺到，從今年年初起，有很多對接P2P公司的催收機構催收員來投遞簡歷。這意味着，在P2P行業寒風下，對接非銀機構的催收員早已感受到了涼意。

萬億規模的催收行業，不止有“暴力催收”的亂象，還有合規機構的困惑和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