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併三鎮爲武漢城的構想是1927年“寧漢合流”才付諸實施的，在此之前本沒有武漢，所以當我們談到武漢歷史時，總要把漢口、武昌、漢陽三鎮分開了說纔對。我2010年9月才第一次來到武漢，在此之前，對於這座巨大的江城真是毫無概念，甚至連三鎮的印象也是模糊不清的。然而這三年半來，我走得多、聽得多、也看得多了。雖然成不了武漢方誌學的專家，倒是也對於三鎮的歷史瞭然於心。這點了然卻也不同於那些土著老人，他們一輩子住在武漢城的某個角落，鍋碗瓢盆，磕磕碰碰裏便全然是江城記憶。而作爲個外來者，又是小得多的晚輩，我大概更易在宏觀上鳥瞰江城的山山水水吧。

生活在武昌的大學城，最先接觸的當然是武昌的風物。都說武漢三鎮合併百八十年來，三鎮各異的風土人情仍然保持着鮮明的特色。我認爲生在武昌是幸運的，它的歷史並不是最久，經濟也不是最發達，文化韻味卻保存的最爲完好。宣傳材料中總強調武昌建城始於三國時期的孫權，取“以武而昌”之意。現在的武昌在三國時期建城是對的，而彼時的武昌是鄂州，根本與此地不沾邊。也直到一千年後的元朝，“武昌”之名才移至此地。至於孫權修築在黃鵠山（今蛇山）上的城池，無非只是一座軍事堡壘，早就在三國的紛紛煙火中化爲灰燼了。2012年初，我在蛇山北麓（現黃鶴樓景區內）發現一段標明“古郢城遺址”的夯土城牆，後來查證資料得知，這是南朝劉宋時期建在黃鵠山上的城牆。歷史直到此時，武昌纔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原來黃鵠山上的這座城址，在三國時叫過夏口（區別於漢口舊稱夏口），到了南朝又曾名爲郢州。

我們都讀過蘇東坡的《前赤壁賦》，裏面有一句，“西望夏口，東望武昌”。你現在站在黃州西南角的文赤壁看看，那西邊豈不就是夏口（今武昌），東南不正是武昌嗎（今鄂州）？蘇子生活的北宋雖然早沒了這種叫法，然而作者寫赤壁之戰，換位思考，不恰恰就是曹孟德所見，一股蒼涼之感油然而生了。我們往往講湖北是荊楚大地，更有很多人一心將湖北簡稱改爲“楚”，而捨棄難聽的“鄂”。可是這個時候湖南人民不樂意了，因爲過去楚國在湘北的勢力範圍可也不小啊。甚至於楚國最盛時，向東吞併了吳越直抵東海，北跨河南而南鄰廣西。既然湖北人文史發端這麼早，那麼武漢的文明史又如何呢？事實上是很短很短，湖北西邊的荊州、宜昌是楚國老巢自不用解釋，而鄂東諸國中，我們可以看到隨州是楚國附庸國，有曾侯乙墓爲證。鄂州當時也有建城，在今城區西南。黃州古城則在今城區東北，與今天的武漢北郊新洲連成一片，是爲邾城。時有禹王城（故址在黃州東北，有夯土城牆遺址），爲楚王愛女封地。

歷史的巧合是，這個二水交匯之地恰恰就無法吸引古人駐足。當然，你可以說武漢一帶從來不乏原始人類活動的足跡。武昌放鷹臺、桂子山等地都有新舊石器時代文物出土。黃陂的盤龍城更是赫赫有名的商城遺址。然而，若論建城史，也就是一座城市真正的文化肇始。三鎮之中歷史最長的漢陽，也只是始自東漢。自古以來，鄂東與鄂西就不是一個體系。在還沒有省界區劃的古代，武漢直到黃岡以及江西的九江往往是一體的。東有潯陽郡而西有江夏郡。我在另一篇考證東湖“蠻王冢”的文章中講到過東漢時期武昌的形態，當時武漢一帶都屬於江夏郡，治所在沙羨（今江夏區金口）。而漢陽同屬江夏，東漢末年建立卻月城，城址在龜山以北（今漢江入長江河口附近）。然而自從武昌開始蓬勃生長以後，這個江南新城就一直力壓江北老城。在其後一千多年的封建時代，相較之下早熟的漢陽始終是衰落的。

中國的歷史長就長在了封建社會時期，在這兩千年間分分合合，一批老城的衰敗，伴隨着又一批新城的興起。自唐代以後，西都長安、東都洛陽，這兩座中華文明史發端之地，聞名世界的古都同時衰落了。隨後，文化中心又由開封一路東移，至南京、杭州、北京。這也正是中國文化經濟的發展方向，由內陸而漸趨入海，愈發博大而深邃。一直地處中南部的武漢地區，卻一直默默潛伏着，任憑閃爍的文化光芒由它的頭頂呼嘯而去。古楚蠻夷之地，也一直處在文化的邊緣。這裏也可以回答上面的問題了，爲什麼武漢地處河口平原之地，一千多年的封建時代卻從未受到皇天浩蕩，從此飛黃騰達？在漢陽的禹稷行宮，我看到了刻有長江、漢江江堤分界點的基石，古代常常經歷水患，而兩江交匯之地自然是不會太平的。

一座城市因水而生也定將因水而興。終於，歷史車輪滾動至明代中葉，不安分的漢江再次改道，本來是由龜山以南流入長江，此時改到了龜山背後。細心的人會推究起漢陽這一名稱的內在邏輯，所謂“山南爲陽，水北爲陽”。可是按照今天的地形來看，漢陽位於漢水以南，顯然與“水北”這一規矩不符，這一切便是因漢水改道所致。漢水改道之後，原本震盪不安的河道突然平穩了。漢陽以北原本是一片鮮有人居住的沼澤泥潭，經此漢江河道變化，一片洋溢着盎然生機的新世界就此誕生，這便是我們今天的漢口。明代社會，資本市場已經開始萌動，各地商幫文化漸次形成。武漢地區得地域之便利，各地商幫或順水而下或逆流而上，圍繞着漢口這片新生的次大陸，形成了新的市鎮。所謂四大名鎮，漢口位列其一。在當時的行政區劃上，確實有漢口鎮這一稱謂。

在明代中後期，熱鬧的並不僅僅是新生的漢口，漢陽鸚鵡洲（指新淤積成型的河洲，區別於古鸚鵡洲，可參見我的《尋找失落的鸚鵡洲》）、武昌白沙洲，都聚集了湖南江西等地的竹木商人，這些商人在家鄉砍伐木材，並投入江中，使其沿江而下，聚集於此。這二地遂成了名動全國的竹木集散地。也直到明代，武漢地區才逐漸人聲熙攘起來。時間再向前推進，楚地楚人從來都不是安於天命者，元末天下動亂，湖北沔陽的陳友諒，安徽鳳陽的朱元璋爭奪天下。2011年暮春，我在蛇山山坡南麓找到了陳友諒墓，寒酸的墓碑上書“大漢陳友諒墓”碑文，印證了陳稱帝武昌，建立大漢政權的史實。當年，朱元璋攻破武昌，陳友諒之子陳理投降，也正值自己的六子朱楨出生之日。這個未來的太祖皇帝當即許諾封朱楨爲楚王，封地武昌。這裏我們不再討論朱元璋分封藩王的倒行逆施（可參見我的《湖北荊州明湘獻王墓及湘獻王朱柏研究報告》）而就這次封蕃楚王來看，確是使武昌，乃至武漢地區迎來了自己的第一個春天。

自魏晉以至隋唐，武漢地區無非是幾座割裂的小城，而且屬於屯兵設防之地，百姓是不多的。到了宋代，遼金一路南下，岳飛曾在蛇山設防抗敵，今天黃鶴樓景區內仍然可見武穆遺蹟。至於短命的元朝，蒙、回等少數民族成了新貴，武昌城內首次住進了回民，集聚在今起義街一帶。少數民族進來了卻仍然是一座規模不大的小城。只有進入朱姓統治時期，爲了給朱楨建立封地，江夏侯周德興重新擴建武昌城，城址南到現在的武船，北至得勝橋，西至一橋橋頭堡而東至中山路。城方20裏，開城門9座。至於明楚王府，由蛇山南麓直到現在的讀書院，都是他們家的。只可惜明末張獻忠一把怒火，可憐了焦土。現在楚王府遺存的散水螭首石構件保存在黃鶴樓景區內，另有數對石獅子在武昌老城的省中醫院等機構院內。

其實我們談武漢文化，不厚不薄。無外乎明楚王史、辛亥史，商幫文化和租界文化幾類。可以看到，武漢三鎮，武昌、漢口博興於明代，而漢陽則在千年的不緊不慢、不溫不火中逐漸衰落着。直至清末張之洞督鄂，大力興辦實業。總算是將漢陽的名聲藉着“漢陽造”一槍打響。時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知道漢陽造，因爲那可是一百多年前中國人的希望啊！12年11月，我在拆除過半的鸚鵡洲古鎮上發現了很多刻有“YTK”的青磚，而後查證資料才知道，那便是19世紀末張之洞在漢陽龜山北麓興辦磚瓦廠的產品，三個字母是“冶鐵礦”的拼音縮寫。而這樣一棟矗立了一百餘年的老屋，還是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被推倒了。不少專家用近乎咒罵的方式痛斥武漢不注重保護傳統文化，甚至強調一座沒有文化的城市是沒有靈魂的。沉寂了半個甲子的武漢甦醒了，它的城市化進行的如火如荼，可你的腳步能否做稍稍停頓，回首望一下身後呢？

開埠通商使得一個王朝蒙羞了，卻成就了幾座城市。與上海、天津一道，漢口同樣是借開放口岸的機會，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機遇。我們現在行走在漢口沿江大道上，見到那些高大莊嚴的石構建築，便是漢口六國租界時的遺物。那個享有“東方芝加哥”美譽時期的漢口是繁華的。至於那位敢對黎總統說“都督創建了民國，我則創建了漢口”的地皮大王劉歆生，同樣是國人的驕傲。如今，當我們在解放公園散步時，可否知道它的過去——西商跑馬場，以及國人與洋人的尊嚴之爭呢？在很多書中，我們可能讀到過如下一句描述那個時代漢口的句子“駕乎津門，直逼滬上”。當然，並非因爲我是津門人而要去潑這盆冷水，據我的研究，那個時代的漢口仍然是不足以超過天津的。雖然沒有超越這兩個延續了近一個世紀的兩甲，可是探花仍然是當之無愧。至於彼時，穗城還不過是南中國的一個土豪，而深圳甚至連保安縣的名字還沒有呢。

作爲入主中原的又一個少數民族統治者，滿清爲了維持統治穩定，對於明代社會典章制度近乎是全盤吸收的。所以我們後世評論歷史，往往認爲清明具有相承接的關係。到了清代，武漢地區還是那個樣子，漢陽轄縣，漢口是特立的貿易中心。武昌城內，無非是將楚王府改換成了總督府。經過幾百年的醞釀發酵，武昌仍然是政治中心，而漢口則形成了獨特的商幫碼頭文化。這仍然是個依靠內河航運的時代，雖則此時的中國大地已不再如先前的水量充沛，連昔日水道縱橫的汴京城都壅塞淤堵，變成了一馬平川。可是武漢卻生長在中國的心臟腹地，綿延不絕的長江水仍然是它不懈運轉的動力。這個時代的武漢三鎮已經很發達了，市政建設也漸趨完善。

武昌多湖，風景秀麗。我們今天走解放路通過的蛇山隘口，便是開鑿於明代的老武昌洞。漢陽仍然是四座城門的一座中小型城市，今天仍然保留的洗馬長街地名，便是一條老街，而街旁的老房子直到幾年前還矗立着。漢口是三鎮中唯一沒有過城牆的市鎮（注意我說是市鎮），建於清末爲防水患的張公堤，可以看成是一條城牆。在開埠劃定租界以前，漢口的聚集區集中在兩江交匯口一帶，也就是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漢正街、花樓街等縱橫交錯的老街。按照老武漢的說法，武漢的這種擁擠的房子叫裏份，類似上海的里弄，北京的衚衕。而老武漢關於街道的一個命名規範是，與長江平行的叫街，垂直的叫路。今天我們看到的武昌老城內的解放路，在20世紀以前一直是城內最長的街，過去叫長街，民國時代叫中正路，而解放後改爲解放路。

鴉片戰爭被迫開放的另外一個隱性福利，是讓中國迅速擺脫貧困落後的狀況，同時人心也在發生着急劇變化。我們不能否定的是，中國新式高等教育始於西方的傳教士。拋開北京燕京大學，南京金陵大學不談，武昌城內的華中大學在此時同樣聞名中外。至於武大20世紀三十年代遷至今天地址，更是奠定了武昌大學城的歷史地位。在新式教育之前，中國的官方同樣開辦了衆多書院機構。那刻的武昌仍是教育重地，今天我們可以在武昌南城找到兩湖書院遺址，那旁邊就是早已消失的都司湖。在北城的武警宿舍院內，仍然隱藏着一棟曾經作爲書院的老房子。至於我多次提及的漢陽貢院牌坊，同樣是那個科舉時代的見證。武漢也多教堂，雖然關於教堂的研究我不如二大爺透徹，但是武漢三鎮大大小小的教堂我也去了不少。

今天不少文青喜歡去曇華林找“感覺”，殊不知那條仿古新街的附近隱藏着多少祕密，多少古董文物。而在洋人入住之前，老武昌北城無非就是幾座山包的亂墳崗。積玉橋以南一里的鼓架坡，便是個大凶之地，所謂“鼓架坡，鬼又多，前面走，後面拖”。然而，當我兩個月前再去那裏，早已是大屋壓小屋，處處擠滿了住戶的居民區了。一家的住戶正在摘屋前的青橘子，見我爲他們拍照，還客氣的送我一隻。時隔百年，花園山的教堂、天文臺仍然矗立着。那是個講友愛、和平的年代。頗爲諷刺的是，也正是令我們痛恨的洋人傳教士，在那個烽火歲月裏爲我們開發建設了城市，也挽救了無數平民的性命。今天我們外地人很少有誰去過漢陽的七里廟，那是一個老舊的原住民小區，還保留有大片的城中村。而在百八十年前，三鎮傳教士義務打撈江中浮屍，並集中掩埋在那裏。而後，亂墳崗前立起了一座小廟，以告慰亡靈。

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正式成爲了全國的中心。而後的北伐戰爭，國共聯軍在此與吳佩孚相持四十日，並最終攻破城池站穩腳跟。損傷巨大的北伐軍，旋即以報復似的方式拆除了武昌城牆，繼而就是漢陽。而建議拆毀武昌城的知識分子中，郭沫若是骨幹。歷史，又給有着史學家頭銜的郭老記了很不光彩的一筆。時間早已過去了八十幾年，可是至今那些巨大城磚還可以在平民的老房子上看到，武昌的花堤街有很多，紅樓的後院也有很多。1927年，正式誕生了武漢。而自此二十幾年，武漢一直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國共兩黨在此鬥智鬥勇，各種諜報頻繁往來，文化繁榮，商業興隆。現在彭劉楊西路盡頭保留有一處老院子，便是那個時代國民黨的中央黨校。

關乎武昌城的辛亥記憶也太多了，至今遺留下來的遺蹟同樣很多。甚至於2011年辛亥百年那一年，我爲此也苦苦行走了一年。從伏虎山烈士墓到庚子烈士墓，再到黃鵠山莊（實則爲辛亥烈士祠，當時爲黃鵠山莊度假村）。又由彭劉楊塑像到三烈士亭，再到首義門，楚望臺。武昌城內處處是辛亥。那一年，關乎辛亥的研究，讓我分別在一次辛亥主題徵文賽，一次辛亥知識競答中獲了獎，同時又發表了兩篇小文。1911年10月10晚，新軍工程營率先起義，佔領楚望臺軍械庫。繼而南湖炮隊佔領蛇山制高點炮轟總督府。次日凌晨進城，在湖北諮議局（今紅樓）推舉黎元洪爲都督。關於黎元洪的紛爭或許也是一段歷史公案，然而真正的史實並非我們後人在歷史課本或者想象的那樣。自小參軍的黎元洪並非懦弱之輩，也非無能之徒。（參見《爲黎元洪正名》）至今武大校內的宋卿體院館，便是這個素有黎菩薩之稱的大善人晚年捐贈的。當時他想捐資創辦江漢大學，無奈戰亂頻仍，最後只建造了這座體育館。

解放前，共產黨在武漢市內活動留下的足跡也很多。從“四一二”之前名正言順的毛故居、農講所、五大會址，再到撕破臉皮後的八七會址，八路軍指揮部，也都被完好的保存着。49年以後，改天換地，漢口成爲了特別市，相當於新中國第一座直轄市。隨後，特別市漢口，湖北省府武昌，省轄縣漢陽合併爲武漢市。1953年，“萬里長江第一橋”更是印證了當時武漢延續的輝煌。而談到武漢的衰落，根源還是起自中國社會全面轉型，經濟體制變革。在80年代的大潮中，伴隨着國企的日漸衰落，武漢並沒有及時跟上時代的步伐。今天當我們想去尋找那個新舊交替年代城市的足跡，紅牆紅瓦的老房子之外，看下水井蓋是個不錯的思路。比如寫有“武漢市人民政府建設局”的，證明那個井蓋的年代是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是舊時代最爲欣欣向榮的時期。寫有“武昌區人委”的，則是那段不堪回首的十年裏的了，至於這個“人委”可不是指今天的“人大常委會”了。

其實一座城市無非就是那麼一塊地方，有山有水有人，便有了靈氣有了傳承。武漢這麼一座一千八百年曆史（區別於官方宣傳）的老城，在歷史的輪迴中不停的生息繁衍。我於2010年9月初次與之邂逅，隨後便即刻開始了與之爲期四年的廝守。在過去的三年半時間裏，我用一雙腳、一架單車丈量了武漢的每一寸土地；用一臺相機、一支筆記錄了在武漢的城市記憶；更用着我的熱情與執着、我的雙眼與大腦，發現着延續着武漢的城市靈魂。你我身邊的每個人都在用着自己的方式，講述着自己的大城小事。而若干年後，當我們沉入歷史的故紙堆裏，也希望還會有哪個後生，用心去發掘一代人，與一座城市的銘心往事。在商業化、娛樂化，和日益浮躁的今天，我是一頭扎進了灰暗的歷史，用四年青春探索了這座我曾經生活過的城市。即便那些我泣血寫下的關乎歷史文化探究與保護的文字，無法警醒一個世人。我想，至少我是無愧於自己肩頭的責任，內心的信仰的。

筆者原文《武漢城記》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