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前財長鮑爾森：中美達不成共識 經濟鐵幕將降臨
美前財長鮑爾森：中美達不成共識 經濟鐵幕將降臨
2018年11月7日，新加坡保爾森基金會主席及美國第74任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今天在彭博創新經濟論壇發表講話。他的講話主要涉及美中之間正在加劇的緊張局勢。他在演講中指出，如果兩國不能達成一個可行共識以解決當前爭端，會有經濟鐵幕降臨世界經濟的風險。下面是保爾森部長的演講稿。
女士們，先生們，謝謝大家。
同時，請允許我對我的好朋友邁克·布隆伯格先生和這個新論壇的組織者表示感謝。
並感謝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對本論壇的支持，及更重要的，認識到在當前形勢下坦誠前瞻性對話的重要性。
女士們，先生們，各方之間的對話在當前這個異常微妙的時刻尤其重要。
我們在新加坡的這次會議正逢一個變化，挑戰甚至危機同時存在的時刻:
當下是一個世界經濟充滿變化的時刻。各種革命性技術創新層出不窮，同時前所未有的政治壓力對全球產業鏈造成衝擊。
當下是一個地緣政治挑戰高發的時刻。由於美中關係降溫，這在本地區尤其明顯。
同時當下也是一個危機潛伏的時刻。從烏克蘭頓巴斯到南中國海，大國之間的競爭激化並存在無意間演變爲軍事衝突的危險。
今天，本區域必須謹慎關注美中之間由良性競爭變爲全面冷戰的可能性。
01
我認爲我們今天在新加坡討論這些問題是再合適不過的。新加坡集中體現了亞洲之所以在過去半個世紀成爲世界最成功案例的各種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新加坡強勁的經濟基礎。新加坡從1965年8月9日以來的幾十年間一直確保了正確的經濟政策環境。
第二是新加坡高質量的戰略制定，例如隸屬於新加坡總理辦公室的未來戰略中心–一個世界一流的戰略規劃機構。
第三是領導力。李光耀及吳慶瑞等領導人，自1965年以來幾十年的領導是其他任何因素都無法替代的。
女士們，先生們，我個人認爲，新加坡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在民族，文化，語言和宗教各方面的多元性。
中，印，馬來和其他各族裔在新加坡共同生活，工作和繁榮。
從閩南話到泰米爾語各種語言共存的局面展示了印太地區的多元性現實。
事實是這個區域極度複雜：
像新加坡一樣，印太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歷史多元化的地區。
多元性還體現在另一重要方面。在此，我希望我們把注意力從新加坡轉向本區域的大國，特別是美國和中國。
印太地區的複雜性源於多種不同政治和經濟體系的共處。
我們看到互相排斥的各種民族主義，關於歷史的多元表達，截然不同的國家安全觀念和不同的長期遠景，競相塑造本地區的未來。
在我看來，在這種多元和複雜的環境下，保持和平和確保繁榮不易。
李光耀明白這一點。
他曾經告訴我和其他許多人，他非常感謝美國在確保本地區和平和繁榮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他去世前和兩位哈佛學者，Graham Allison 和 Robert Blackwill，做的訪談中，李先生以他慣有的直白指出：
“亞洲從開始有部落起就有強權政治。不管我們喜不喜歡，如果我們想作爲獨立個體生存下去，我們就必須在任何時刻都明白什麼是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
我擔心，現在在印太地區，我們正在快速遺忘李光耀的教導。
現在很少聽到關於美中兩國共同利益的說法。
這讓我很擔憂。
坦白的說，每個人都應該因此而擔憂。
當前顯然存在的是美中兩國政府大量互相指責。
以我三十多年和中國打交道及美中關係方面的經驗來看，這體現了當前局勢的快速變化和戰略關係正在發生根本轉變。
我是一個美國愛國者（電視劇）。
因此，雖然我頻繁訪問中國，不常在家，但恰恰出於美國利益的考慮，我還是繼續花大量時間尋求方法與這個新的，並有時很難相處的中國打交道。
我一直在這方面努力，也曾掙扎過，從我是投資銀行家，到首席執行官，到美國財政部長，和現在一家致力於美中長期穩定經濟合作機構的主席。
雖然有各種不順利，緊張局勢和不同意見，依我看來，解決美中關係各種問題的努力使美國收益很多。
我的朋友，王岐山(專題)副主席，過去兩天和我們都在新加坡。在此全球金融危機十週年之際，回首我們在全球金融市場處於崩潰邊緣的合作。
如果沒有這種立場堅定但合作的關係，我可以確定的告訴你們，今天的世界經濟和金融市場局面會大不一樣。
我的中國同行們都知道我一貫說話直白，就如我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所作一樣。
因此今天我想本着積極建設性的精神講一些我的看法。因爲如果我們希望實現一個美好的未來，就必須審視過去和現在，即使難免嚴厲。
我想講三個問題：
美中關係是如何到現在這個高度緊張局面的。
兩國各自最大的風險因素。
講幾點關於如何促進長期美中關係穩定發展的個人看法。
02
今天這個局面是如何產生的？
在我看來，目前惡化局勢的誘因不復雜。
雖然我所講的可能並不全面，但我認爲它描述了美方情況的變化。
首先，美中利益漸行漸遠：
在如朝鮮(專題)問題等很多美中應該有共同看法的問題上，美中經常採取不同的處理方案。
因此，共同利益並沒有帶來持續的合作。
更糟的是兩國缺乏合作使許多人認爲美中從來都不存在共同利益。
其次，美中對國際體系的一些重要規則無法達成共識。
一個例子就是由於對海權和航行規則的不同看法導致了兩國軍艦近期幾乎相撞。
第三，美中在一些根本性問題上看法相反。
比如，我們兩國在全球治理上的主張就截然不同。
例如，中俄兩國主張互聯網主權，並主張政府有權控制信息和跨境信息流動。美國和歐盟，儘管看法不完全一致，共同反對中俄在這方面的看法。
包括中國的互聯網管理做法和南海(專題)在內的所有這些例子使得美國政界達成新的共識，即美中不但是競爭者，還很可能成爲長期對手。
美國長期實行的對華“接觸”政策現在被廣泛認爲其本身並沒有太多價值。
沒有人反對對話。
但幾乎所有人都主張美中對話和接觸並沒有帶來什麼成果。
美中貿易戰最終有可能很快會達成和解。
任何一方都不會從貿易戰中獲利。
中方可以接受特朗普(專題)總統足夠多的要求，包括兩國開始雄心勃勃的貿易或投資協議的談判，以讓他感到滿意。
就算如此，我認爲潛在的衝突仍將持續。
這是因爲兩國間存在大量問題和分歧，即使在經濟領域，挑戰也不僅僅侷限於貿易問題。
除非這些涉及面更廣和更深層次的問題得到解決，我們將面臨兩國關係的嚴冬。
首先討論經濟領域的問題。
美國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領域一事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在中國入世貿17年之後，在很多領域，中國還是沒有對外資開放。
合資和股權比例的限制依然存在。
除此以外，在貿易和外商投資領域還有技術標準，政府補貼，辦理許可證和管制等非關稅壁壘。
在中國入世近20年還是這樣，這是不可接受的。
這也就是爲什麼特朗普政府主張世界貿易組織需要與時俱進。我同意這個觀點。
也正因如此，許多有影響力的人物主張美中兩國經濟“脫鉤”，尤其是在科技相關的貿易和投資方面，而這些都會破壞現有的供應鏈。
這些主張不會很快消失。
基於這些主張，本屆及未來美國政府將會採取一系列相關行動。
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在對中國問題上看法一致。
兩黨雖然在其他所有問題上看法都不一致，但對中國的負面看法高度一致。
對華貿易損害了部分美國工人的利益，他們已經通過選票表達了不滿。
因此，儘管很多人都把對華關係轉向歸於特朗普政府，我不認同這個看法。
當前的趨勢很可能會在美國政策制定界長期持續下去。
一個正在形成的共識是，中國不但對美國是個戰略挑戰，同時中國的崛起已經損害美國利益。
在這種環境下，如果能有更多的人支持美中關係是有幫助的。
現實並不如此，這反映了美中關係中的另一個失敗。
由於中國入世後對外資開放速度不盡如人意，美國商界從過去對華關係支持者的角色變爲對美國之前對華政策的懷疑甚至反對者。雖然美國商界並不想要貿易戰，但他們想要美國政府對華手段更有對抗性。
是什麼導致了那些對中國最瞭解，在中國工作，做生意，賺錢並長期支持兩國富有成效的關係的羣體現在反而支持更多對抗呢？
答案就是中國過去近二十年在公平競爭和對外開放方面進展緩慢。
這給美國商界帶來了挫敗感，並導致商界內部對華態度分裂。
商界的這種變化無疑進一步增強了美國政界和專家們對華看法負面化。
總之，雖然很多美國企業繼續在中國盈利，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認爲外企永遠不可能在中國獲得公平對待。
很多企業不得不接受浮士德式的交易，用接受對他們長期在華髮展的種種限制，以換取今天的利益。
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滿意這種種限制。
同時，這些企業其實是非常明白中國政策環境給他們帶來的風險，而且已經在努力發展中國以外的市場。
03
但與此同時，外國企業在中國不能做的，中國企業可以在海外市場做。
這進一步加劇了潛在的緊張。
因此，我相信美國對華態度強硬化部分是由於中國對外資開放不足導致的。
在過去五年，在美國人的眼光裏，中國政府發出的信號是這樣的：
首先，共產黨統領一切。
因此，黨委，而不是公司董事會，作爲加強外部監督的手段，在國有和民營企業中的作用都加強了。
其次，民營企業除了市場或商業考慮，還要支持政府的戰略目標。
這也是爲什麼中國國企改革強調混合所有制，通過把民間和國有資本合在一起來支持和加強國有企業。
第三，很多領域“不需要”外資企業，同時外企需要幫助推進中國在技術，知識，商業流程等方面的自主化。
這一點在當前美中關係緊張局勢中非常關鍵。
問題並不只是外國技術的對華轉讓和吸收。
而是中國通過自主創新對外國技術的加工使得他們變成了中國的技術。很多跨國公司的CEO都和我抱怨過這個問題，他們認爲這對他們公司的核心研發和創新人員非常不公平。
中國試圖通過“一帶一路”等計劃把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各種標準推廣到其他地區可能成爲對抗升級的原因。
例如，大多數關於一帶一路的報道都集中在港口，發電站和高速公路，而“數字一帶一路”並不廣爲所知。通過“數字一帶一路”，我先前提到導致美歐與中國關係緊張的中國的互聯網治理模式將被介紹到其他國家。
同時，我也很瞭解中國決策者對美國政策也有很多不滿。
美國政府也需要盡力解決這些使中方關心的問題。
比如，我不想看到在沒有國家安全風險，尤其是能創造大量美國就業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否決中國企業在美投資。
但坦白的說，兩國的政治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就如中國領導人長期反對美國試圖同化中國，我建議中國領導人也需要認識到美國內部情況的變化。
事實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除非新的情況使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趨勢被改變或讓美國政府認爲正在形成的對華政策共識是錯誤的，中國的要求不會得到滿足。
美國人越來越相信中國是一個同一級別的競爭者，在推行有敵意的政策，並對美國構成戰略挑戰。
我之所以用這麼嚴峻的語言形容目前的情況是因爲我相信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這會成爲今後幾年美國對華政策的基調。
當下的風險因素，不可低估。
如果我們退一步，縱觀全局，假如美中戰略競爭加劇，但這不會影響經濟及日常生活。那以上的這些討論都可以放到一邊。
可不幸的是，我認爲一個動盪的新時期會帶來巨大的風險。
大略如下:
這是因爲，在過去四十年，美中關係表現爲四方面的融通：產品，資金，技術和人員。
在過去四十年中，兩國間經濟融通被認爲有助於緩解國家安全競爭。
但是，客觀的評估，這不但不成立，現實反而恰恰相反。
這種變化的關鍵促成因素之一是科技。
在當今的世界，科技不但是商業成功的重要一部分，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競爭力和安全。
換句話說，國家安全競爭正在廣泛滲入到經濟和商業之中。
進一步的，經濟領域的緊張局勢也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
在四十年美中經濟融通的背景下，兩黨有不少政治和意見領袖都在主張美中兩國經濟關係在上述四方面斷然脫離。
隨着對供應鏈被強行打斷，尤其是涉及到敏感技術的，雙邊貨物貿易，將會受到重大打擊。
在美國全面收緊對中資的審查情況下，雙邊投資也將遇到嚴峻考驗。
如果當前的趨勢持續下去，我們要預料到一個很可能發生的情況。那就是由於美中兩國互相排斥對方，全球創新生態系統一體化會崩潰。
一個正在形成的共識是中國正在通過一系列高科技領域自主創新方面的政策和戰略來制定自己的技術標準並達到自力更生。因此，美國有一些人現在主張冷戰式的全面對華技術封鎖。
除此以外，竊取外國技術，通過合資在內一系列手段強制技術轉移，不同的互聯網治理理念和對跨國信息傳播的管理，也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但是，創新和技術是不可能和商業競爭力分離的。
因此，技術的巴爾幹化，即各國開發自己的技術及技術標準，將會進一步威脅全球創新及各國企業的競爭力。
同時，由於最近美國政府將可能會禁止中國學生在美國任何科技領域學習，人員交流，尤其是有才華的年輕學生，也可能停滯。
如果在貨物，資金，技術和人員四方面的脫鉤持續下去的話，我擔心全球經濟的一大部分將不再允許資金和貨物的自由流動。
這也就是我爲什麼認爲 “經濟鐵幕”有可能降臨，即美中雙方互相封閉並使經濟全球化後退。
今天，中國仍然非常依賴全球資本，貿易，投資和外國技術。中國政府不願如此，但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
因此，對於 “脫鉤”最強烈的呼籲實際上來自美國，在較小程度上來自歐洲，而不是來自中國。
但美國一些提倡美中“離婚”的人卻忽視了一個問題：
當你真的是一對伴侶時，“離婚”會更容易。
但事實上，美中並不是一對伴侶。美中關係不僅涉及到兩國。尤其是亞洲其他國家都有發言權。
因此，美國可以通過限制商品，資本，技術和人員流動來試圖與中國離婚。但是，如果其他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不想效仿呢？
在亞洲及其周邊地區多年的工作經驗教會了我：
我不認爲任何一個亞洲國家能負擔得起，甚至願意與中國離婚。
這是由他們每日面對的地理，經濟引力以及戰略現實所決定的。
確實，世界各地的許多政府和企業都同意美方目前的擔憂。有時，這些政府和企業正在尋求類似的政策和商業決策，特別是在外國投資的國家安全篩查方面。尤其一些西歐國家正在加強這方面的政策。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所有人，即使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都準備好了和中國“離婚”。雖然現在美國政府內外一些人希望如此。
相反，在我看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雖然放緩，依然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之一，沒有哪個國家會與如此重要的國家“離婚”。
因此，美國如果想要孤立中國，會面臨自我孤立的風險。
舉個例子來說，如果一個跨國公司決定要另設總部，他們既想要抓住中國經濟增長的浪潮，又希望找到對與中國政府有商業往來的公司不那麼敵視的地方，這個公司會如何決定?
擁有國際領先的一流跨國公司是美國最具競爭力的優勢之一。如果美國無法與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的快速增長經濟體正確建立聯繫，美國面臨失去這一優勢的風險。
坦率地說，去一體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些方面甚至是必要的 – 尤其是在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方面。
但是，在所有美中融合問題上一概而論是絕對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美中離婚對全球企業來說全無益處。
那些驅逐公司和國家的貿易政策也是如此。
美國政府近日在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專題)的貿易協定中插入新條款，旨在阻礙甚至否決美國盟友通過貿易談判打開中國市場，這正是讓我擔憂的。
包括中國在內的16個亞洲國家正在談判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協定，這些亞洲國家怎麼可能在美國的要求下終止談判，尤其考慮到美國退出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關係協定。
我認爲他們不會。
相較於尋求專注于敏感和關鍵領域， 經過精心校準的去一體化，美國似乎在嘗試全面性進行去一體化，
並且，通過像美墨加貿易協議新條款這樣的舉措，在很多人看來，美方試圖瓦解中國對外經濟關係的各個方面。
這有可能導致美國政府與盟友和合作夥伴產生新一輪的衝突- 若要改變中國的所作所爲，美國所需要的正是這些盟友和夥伴的幫助。
女士們，先生們，這就是我所說的美國“自我孤立”。
04
但是要明確的是，如果中國希望避免美中關係失控，中國需要認真審視自己的一些選擇和政策。
最重要的是，這意味着中國需要重新拾起以市場爲主導的改革開放精神，這將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批評，同時也爲中國經濟帶來利好。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 – 在1978年的三中全會上， 由鄧小平等領導人發起的重大轉變。
這四十年來，中國蒸蒸日上。
尤其是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更是日新月異。
中國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已由2001年的1萬億美元增長爲13萬億美元的龐然大物。
其22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在這一時期迅速增長至驚人的3萬億美元，其中一些目前正投入海外直接投資和收購。
但是，特別是在過去的十五年中，中國失去了改革開放的大膽精神。這種精神讓朱鎔基這樣的領導人在20世紀90年代對國有企業主導的行業進行了重大改革，爲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做好準備。
朱鎔基將競爭視爲中國長期經濟成功的關鍵。
在那些日子裏，中國的未來似乎與世界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但今天，在美國的普遍觀點是，中國越來越滿足於追求本土標準，強化本土規則，豎起而非推倒外國競爭者所面臨的阻礙。
因此，我一如既往地鼓勵中國領導人進行改革， 尤其關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競爭政策改革。
准許外國公司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中與中國公司競爭。
就此而言，中國民營企業也應該被准許以同樣的方式與國有企業競爭。
第二個領域涉及市場的作用。
我曾是一名投資銀行家，與五大洲數十個國的數百家公司合作。我認識到：成功的公司是作爲商業公司經營的，而不是作爲國家的代理人。
這些企業讓市場主導關鍵決策。
他們回應市場信號，而非政府信號。
當然，中國將始終擁有龐大的國有產業。
因此，中國應該推進這些支柱產業，支持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進行商業化運行。
這意味着加強公司董事會，而不是黨委作爲外部監督的工具。
這也意味着允許最優秀的管理人員作爲真正的管理者來運營公司。
與此同時，不管是國有還是私有企業，所有企業一律商業運營也將有助於爲外國公司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第三，中國必須培育和保護創新。
強制性技術轉讓政策需要退出。中國應努力防止網絡盜竊，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不應藉助自主創新規定，包括使用本土標準等，來限制競爭。
所以中國需要做出一個重要決定。
避免經濟鐵幕的關鍵是讓中國明確認識到這些改革和變化將爲自己帶來益處。
如果中國不迅速行動，我懷疑對美中離婚的呼聲將會加劇。
這一番話讓我並不好受。
在過去的四十年間，兩國達成了一種美中雙邊關係，然而現在，我們顯然面臨着過渡到一個新型關係的艱鉅任務。這個新的雙邊關係要紮根於更爲實際，更可持續的戰略框架。在這一個時間點上，美中離婚是一個很現實的風險。
05
女士們，先生們，我認爲目前美中關係的前景並非輕易可以扭轉。
這由來已久。
美中關係的重大結構性變化是不可避免的 – 在現在的這個時間點上也是非常需要的。
這個問題並沒有簡單的答案。然而任何有價值的問題都從來艱難。
作爲第一要務，爲了兩國和世界的福祉，我們必須阻止惡化的趨勢。
但要做到這一點，有識之士要做出一些艱難的決定。
爲促進這樣的決策，我先行爲雙方提供以下一些建議：
對中國的建議：
首先，不要造成傷害。
例如，實行強有力的管理準則，以防止類似上月解放軍海軍在南中國海與美國海軍近乎發生碰撞的行爲。
第二，與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建設性地合作。
近年來，中國與日本(專題)，印度(專題)，韓國或菲律賓的關係嚴重惡化，這些壓力也影響到美中關係。不再可能將美中關係與中國在亞洲的態勢分開。
第三，要大膽。開放你的經濟。相信你的公司可以競爭，不再需要躲在政府保護牆後面。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我相信這種競爭對中國也有好處。
第四，積極主動地保護外國專有技術，終止直接或間接的強制性技術轉讓政策。
第五，在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問題上與其合作，尤其是朝鮮問題。
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朝鮮去核化的問題上，美中顯然有很多共同利益，然而近年來雙方的做法頻頻背道而馳。
對美國的建議：
首先，弱化激烈的言辭。
戰略競爭是一個事實。
美中兩國的國家利益存在巨大差異。
我們對於國家安全的觀念顯然存在衝突，尤其是在南中國海。
但中國並沒有對美國文明構成存在性威脅。在美國偉大的民主實驗的第242年，我們應該對自己國家和制度的韌勁更有信心。
我們應該對中國帶來的顯著戰略挑戰做好準備。但在面對挑戰的同時，我們不應犧牲自己的價值觀和保持開放的承諾。這些觀念使我們成爲世界上最強大，最具競爭力和最受尊敬的國家。
第二，爭取合作伙伴。然後，與這些合作伙伴聯盟，努力與北京建立一些可行的共識。
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與我們不同。所以這一任務並不容易 – 也從來都不容易。
但是，雖然中國不支持自由主義秩序，它確實需要一個有效的全球秩序，就像我們一樣。
因此，我們仍應深入研究中國是否有意願確保我們所依賴的機構能夠更爲高效地應對當今緊迫問題。
世界貿易組織也許是最好的例子。
世界貿易組織迫切需要改革升級。
難道中國和美國不應成爲引領世界貿易組織進入數字時代的主要動力嗎？
在新加坡，你們理解亞洲事務歸根結底在於商業。
因此，雖然美國的貿易和投資政策確實需要一個新的方向，但我完全不能理解特朗普政府拒絕那些能夠使亞洲貿易架構更爲強健有效的方案。
坦率來講，我希望特朗普總統重新考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的決定。
TPP 2.0將提供現成的工具來塑造中方所處的貿易環境。
第三，與中國談判。
當你進行談判時，要有明確的目標。
這意味着找到框架不僅來討論問題，還要解決問題。
如果想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幾乎必然要與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例如，爲什麼不與中國簽訂多方投資協議 – 攜手拒絕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市場準入並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作爲與中國政府結構性談判的一部分，旨在測試是否能開放中國市場，並且設立明確的激勵措施和有效的抑制手段？
第四，在任何情況下，加大力度投資美國
一個強大的軍隊。
一個強勁的經濟。
強有力的教育機構。
對科學和工程的大力投資。
對世界開放。
投資盟友。
投資各大洲安全和經濟夥伴關係，特別是在亞洲和歐洲。
如果美國要在21世紀的世界中競爭和繁榮，這些措施至關重要。
沒有什麼能取代做好自己的政策規劃。
女士們，先生們，如果美國要與中國巧妙地競爭，這纔是最重要的因素 – 通過利好而非恐懼，信心而非膽怯，不論是今天還是將來。
毫無疑問，我認爲美國如何與中國打交道，中國如何應對美國，將塑造本世紀的地緣政治格局。
美中戰略互動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
今日美中關係的前景讓我十分警醒。
從根本上來講，我認爲它可能威脅整個國際體系的運行。
作爲財政部長，我主導應對美國2008年的金融危機，所以我對系統性風險略知一二。美中兩國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40％和全球增長的50％，當這兩個國家目的相悖，試圖使兩個經濟體互相脫離，並且在每個節點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根基，我完全無法看到國際體系如何持續下去。
確實，華盛頓和北京並不總是利益共通。但是，在可能決定全球經濟成敗的各種實際問題上，他們仍然需要以互補的方式開展工作。或者如果不這樣做，他們需要應對並嘗試減輕雙方矛盾的後果。
如果美國和中國無法達成可行的共識，這將構成一個巨大的系統性風險，不僅僅威脅我所應對的全球經濟，更會波及現存的國際秩序和世界和平。
兩國都需要一個切實可行的國際體系 – 因爲國際秩序是那些大到不能倒的事物之一。任何其他的方案都是不可接受的。
這就是爲什麼我希望政治韜略能夠勝出。
現在，我們正在沿着不同的路徑前進，並且我們面臨着一個漫長冬天的危險，然後才能迎來一個仍舊零落的春天。但我相信春天終會到來。所以問題是，這個冬天會持續多長時間，以及沿途會造成多少不必要的秩序混亂和痛楚？
答案將取決於美中兩國領導人的能力和意願進行創造性思考 – 有時甚至是破壞性創新思考。
1972年，我們兩國的領導人爲圍困在冷戰和意識形態衝突之中的世界創造了一個初步框架。
在其後的不同階段，他們不得不重新校準。
今天的世界與20世紀70年代或者21世紀初的世界大爲不同，甚至與我的朋友王岐山和我應對金融危機的那些年也天差地別。
新技術，新的經濟挑戰，新的地緣政治挑戰 – 所有這些都削弱了過去的框架。
所以我們達到了另一個舉足輕重的時刻。
對我們的經濟和世界而言，其中利害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爲重大。
我們需要制定一個新框架，適用於今天的世界，而不是過去。
爲此，我們需要政治韜略 – 來自美國和中國明智而有力的領導。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