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是歷史後人對魏武帝曹操的客觀評價，現如今這個響亮稱呼似乎也適合轉贈予袁世凱。在中華民族戰亂頻仍、苦難深重，並深陷帝制和列強共同圍獵之時，袁世凱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滿清政府，實現了國家政權的平穩過渡，給飽受戰亂的人們一休養生息之機。平心而論，袁世凱諸多利民之舉本有機會讓他成爲中國之“華盛頓”而永載史冊，但最後卻在成爲大總統後，冒天下之大不韙，復辟王朝，自行稱帝，讓其形象一落千丈！

雖然早期袁世凱爲中國的近現代化作出過貢獻，可他全然不顧人民的反對，逆時代而行稱帝，終將名譽掃地！最後袁世凱在做了83天皇帝后，便在世人的唾罵聲中抑鬱而終，隨後對其功過榮辱的評定也多認爲他是個“獨夫民賊”、“竊國大盜”，尤其中日不平等條約《二十一條》的簽訂，更是讓其揹負上“賣國賊”的惡名。那麼這個在我國近代史上既有功也有過的袁世凱究竟是怎樣的一代梟雄呢？爲何在多年以後，其孫子袁家誠爲他“賣國賊”的罪名鳴不平呢，稱當時祖父袁世凱已經盡力挽回損失了！

作爲中國近代史上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袁世凱（河南項城人，故人稱“袁項城”）於清末投身行伍，發跡於中日朝鮮戰爭，歸國後捲入晚清政治風暴成爲後黨成員。有了慈禧太后的庇護，袁世凱的官運自此亨通，先後從道臺、督撫累升，至入值軍機，內閣總理大臣，一躍成爲中外所矚目的晚清實權人物。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袁世凱又在威逼利誘下迫使溥儀退位，建立民國政府，順利當選爲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

其實，與地位扶搖直上相比，早年的梟雄袁世凱在政績也有頗多建樹，他有任事之才、治軍之能，實爲清朝一務實幹練的能臣。他創建了新式的軍隊，廢除了科舉制度，推廣全部免費的新式學校，還制定了春節，修建鐵路，開展民辦的企業等等，這些都直接或間接改善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水平，推進了社會發展。可以說在這一方面說，袁世凱確實是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的推動者。

而正因如此，袁世凱的嫡孫袁家誠（袁世凱十子袁克堅的次子）就曾爲祖父“賣國賊”的罪名鳴不平，他認爲近百年來國人罵他復辟是有道理，因爲不得人心，但在簽訂不平等條約《二十一條》上面卻不是很公允。袁家誠表示在“弱國無外交”的客觀條件下：“事關喪權辱國的條文，爺爺都打叉，拒絕接受，在日本最後通牒下，才被迫簽了部分條款，但絕不是人們所指的喪權辱國《二十一條》，當時情況下爺爺已盡最大努力。”爲了驗證他說講的，袁家誠先生甚至將家傳袁世凱硃筆批示的《二十一條》影印本公示與衆。

除此之外，對於梟雄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是否存在“賣國賊”的行徑，還有一件確切資料。那就是民國著名記者陶菊隱編撰《袁世凱傳》，作爲當時的新聞媒體工作者，陶菊隱向來對袁世凱評價不高，但在《袁世凱傳》中他卻說：“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袁世凱被迫在‘二十一條’上簽字後，好多天神志爲之不寧。他讓丁佛言撰寫了一本書，叫《中日交涉失敗史》，印了5萬冊，密存山東模範監獄。他常對左右說：‘勾踐不忘會稽之恥，最後終於打敗了吳國；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終有肉袒牽羊之一日，到那時，此書就可以問世了。’”

那麼梟雄袁世凱到底是不是賣國賊呢？其實，我們通過袁世凱的傳奇的一生便可一窺究竟！衆所周知，袁世凱是靠和日本人鬥爭起家的，當初受到李鴻章的賞識就是因爲他在朝鮮一直保持對日本人的強勢，說袁世凱親日賣國，稍有一些歷史常識的人都不會相信。

而作爲內外交困的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統，袁世凱能夠維持大部分國土而沒有讓中國陷入四分五裂，已經很不容易。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中華民國剛成立，百廢待興，日本人就藉着歐洲列強忙於一戰之際，無暇東顧，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

我們知道，最終袁世凱迫於日本壓力，簽訂了這一喪權辱國的條約。但最初袁世凱對於是戰是和，是有過考量的。若籤，則國權盡喪；若不籤，又恐重蹈甲午戰爭的覆轍。袁世凱爲此還詢問陸軍總長段祺瑞，若中日開戰，勝算幾何？段祺瑞回答，可抵擋日軍48小時，其後便未可知了。

最後討論來討論去，發現中國沒有資本可以跟日本抗衡，又不能全盤接受，所以只能跟日本虛以逶迤。袁世凱最終採取了“拖”，"露"，“探”，“談”四字訣來對付日本人，同時還派出了善於應對困難局面談判的陸徵祥，由他擔任外交總長主持談判。

因此從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覲見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到條約的最終簽訂，共歷時三個月交涉，袁世凱政府與日方談判20多次，在談判中袁世凱也對日本的無理要求多有抵制。最後，迫於日本軍事壓力，在去除原有諸多不利條款後，袁世凱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二十一條》。

據民國史料記載，在該條約簽署後，袁世凱也視爲“奇恥大辱”，隨後他告誡國人說：“此次日人乘歐戰方殷，欺我國積弱之時，提出苛酷條款。經外部與日使交涉，歷時三月有餘，會議至二十餘次，始終委曲求全，冀達和平解決之目的。……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爲奇恥大辱，本臥薪嚐膽之精神，作奮發有爲之事業，……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而正是出於警醒後人的目的，袁世凱決定將五月九日定爲“國恥紀念日”，並寫入教科書，以待後來者奮發圖強。

可以說一直以來，從1915年北洋政府對日“二十一條”交涉都被看作袁世凱“賣國外交”或“屈辱外交”的典型，而且無論史書中還是國人的歷史記憶裏，袁世凱大都被認爲是因稱帝需尋求日本支持而主動接受“二十一條”的，因此，“竊國大盜”袁世凱才又多了個“賣國賊”的稱號。

現如今，隨着學術研究越來越多，再結合其孫袁家誠諸多證據，梟雄袁世凱在對日“二十一條”交涉中飽含屈辱，應該說是盡了力的！而復旦歷史學家石源華先生也表示：對袁氏外交“初則據理力爭，終則喪權辱國”是比較中肯的，後人評說此事，若一味斥責其喪權辱國而對其外交努力視而不見，的確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