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人对我国国土的看法都奉行的是寸土不让的原则，因此把边界划分看得非常重要，甚至难以理解西方国家交换领土或赠送争议领土的行为。但在古代，我们的祖先想法和我们可不一样，他们的想法一度比西方人还要奔放。

天下观与疆界思想的形成

古人没有现代的国家观念，他们对所属政权控制区域的定义是“天下”，即全部的土地。换言之，古代中国人对国土秉持的看法是天下观而非国家观。

天下观最早可见于《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风》：

天下观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并为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所接受。在这些诗歌出现之后，诸子百家在其著作中常用天下代指诸国或全社会。例如《论语·颜渊》：

《庄子·杂篇·天下》：

《尚书·大禹谟》：

经过诸子百家的使用和宣传，“天下”一词渐渐深入人心，天下观也逐渐确立起来。由于后世以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而后世儒学实际上是吸收法、道、墨、阴阳、兵、杂等多家学说而成的大杂烩式儒学，因此诸子百家共同认可的天下观就在皇权时代一代代地传了下去。

在天下观的影响下，周天子统治领土包括但不限于发达的华夏地区，蛮夷之地也是其统治范围，因此盘踞在周天子的领土上的西戎、东夷、南蛮、北狄等少数民族的地位在周或者说周天子面前自然不是平等的，甚至要低于直接接受周天子统治的华夏诸侯国，这也是“尊王攘夷”、“华夷之别”等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由于认定蛮夷之地法理上也是天子的统治范围，因此先秦时华夏国家与蛮夷并没有明确的疆界，只有一条很模糊的类似于军事停火线的边界，任意一方都可能跨过停火线对另一方发起进攻。在此背景下，华夏地区和蛮夷地区的疆界并不清晰，二者是地区与地区而非国与国的关系。

虽然周人也能意识到自己并未实际统治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但在华夏民族看来，实在没有划分华夏与蛮夷的疆界的必要，除非是出于军事目的而修筑长城、烽火台一类的防御工事。

但是，这并不代表先秦时中国没有疆界意识。此时的疆界划分，主要用于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周天子之间，这种划分在古人眼中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孟子就认为实行仁政必须要有明确疆界，否则就会导致国家的混乱。

但是，当时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与当今俄罗斯中央政府和自治共和国的关系有几分相似，天子和和俄罗斯总统都是国家法理上最高领导人。所以这种国与国的疆界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国与国之间的疆界是有明显区别的。

边疆思想的发展是随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幻想被激烈的战争打破而到来的。战国时期，战争性质由争霸转为兼并，战败付出亡国代价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春秋时期。

因此，出于现实的需要，各国纷纷开始修筑用于防御少数民族或华夏国家的长城，长城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明确的疆界。但时人的天下观并没有消失，战国时的《韩非子·五蠹》中就有涉及“天下”的论述：

由此可见，即便是出现了以军事防御为目的而建立明确疆界的战国，人们对君王的法理上或理想中的统治范围的定义仍然是天下。

天下观的传承与古代疆界思想

天下观没有强烈的学派色彩，因此诸子百家都认可了这一说法。秦用法家，汉重儒学，都没有改变天下观对政治精英的影响，李斯有“今秦王欲吞天下”之语，娄敬有“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的论述（均见于《史记》），都佐证了秦汉知识分子对天下观的传承，而未来这一词将频繁出现在历代汗青之中。

天下观使古人认为皇帝是所有土地直接或间接的最高统治者，自己位于世界的中心，理论上不存在地位和皇帝相同或更高的人，也没有国家的地位和中原王朝地位相等或更高，这种观念在中原王朝对外关系中可以显现出来。

例如，匈奴曾在汉武帝年间派使者告诉汉朝表示想要和汉朝和平交往，并在开头就说了一句“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俨然一副和汉朝平起平坐的模样。

尽管汉朝没有就这封信具体表达看法，但汉朝眼中汉匈是否应该平等，从此后汉朝对匈奴发动的战争就应该看出来了。东汉初年，南匈奴上书称愿意永远当汉朝的“蕃蔽”时汉朝才与南匈奴和平相处，并对仍不愿臣服的北匈奴继续施以军事打击。

接受藩邦表明汉朝的直接目的不是消灭匈奴，而是争取和平最好是臣服，以达到汉朝控制西域战略要地等“天下”定义内的国土的目的。这是天下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汉朝对外政策的外在的影响表现。

正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和邻国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先进和这种影响了中国人数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天下观使古人认为落后的蛮夷很有必要接受中原的教化。

虽然中原王朝有时候也会用战争解决问题，但他们更重视的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文化熏陶的作用，因此古人非常乐于让所谓蛮夷接受中原礼仪之邦的教化，以至于一些知识分子例如唐朝中期散文家皇甫湜把有无礼义作为划分华夏和蛮夷的标准。

总结起来，古人相信天下皆为皇帝所有，皇帝暂时没能统治到的蛮夷应该接受先进的中原文化的熏陶，而且只要受其沐浴便是华夏一份子，否则才是蛮夷。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入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这个道理。

意识层面的文化取代空间上的边境线作为分隔中原王朝和蛮夷的标志，因此古人不热衷于疆界划分。相反，模糊的边界更有助于蛮夷接受中原的教化，西汉的匈奴单于呼韩邪单于、唐朝的突厥将军阿史那·思摩都是实例，只不过站在现代人的观点看这更像是一种民族融合的趋势。

没有清晰稳固的疆界划分，对边疆地区实施建立或册封藩属国等对中央负责的地方政权进行管理的制度，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的常态，这也多多少少达到了鼓励蛮夷学习、臣服、归化于中原王朝的目的。

当然，和战国时期一样，国土面积有限和天下分裂的现实原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理想的统治天下并无疆界的状态的实现，皇帝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必须用疆界划分中国境内各王朝之间的统治范围，防范对方的侵略意图。

葛兆光先生认为，不平等的外交意识和轻疆界划分的思想在唐宋时期发生了转变，东亚出现了不承认中原王朝统治地位的强大挑战者。事实上，分析一下唐宋时期的中国局势就可以发现，疆界和外交理念都必须做出改变了。

安史之乱后，中华帝国迎来了秦朝之后国家最持久的一次分裂：唐朝被节度使们在事实上分裂，五代十国、宋金辽夏，中国分裂的时间长达五百多年。这期间产生了无数的对峙，这要求对峙双方或者多方必须用协议和军队划分一条国界线以延续国祚，南宋和金朝签订的《绍兴和议》划定的大散关——淮河边界，就是传统疆界思想向现实让步的佐证，正也是我国疆界思想逐渐发展成熟的表现。

但是，宋金都是我国历史政权，二者在对方眼中虽然不堪，但终究好过其他相对落后的民族。因此此时的疆界划分不能等同于现代中国与邻国的疆界划分，前者更多的比较像今天的克什米尔停火线，军事作用更加明显一些。

而真正促进中国形成近代国家疆界思想的朝代，是清朝。

近代疆界思想的形成历程

清朝时，疆界思想进一步成熟，统治者愈发重视一条清晰边线的重要性。17世纪时，扩张到东方的沙皇俄国数次挑起争端，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清朝在北方边境的统治。对此，清朝不但实施了“追羊”式的还击，还促使清朝统治者形成了“补牢”式的疆界思想。

1685年，鉴于俄国屡次犯边，康熙帝下诏指出：

这一纸诏书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表明康熙帝有着不同于以往帝王的独疆界思想，即清晰的国界线和不可随意跨过国界的原则，这和过去那种无明确疆界、可（带着贸易、归附等和平目的）随意跨过国界的思想相比简直有了飞一般的进步。

在《尼布楚条约》中，中俄两国就划定了相对精确的国界线，确定国界线的过程和定义国界线的作用也有了近代的色彩。国界划定后，清王朝通过制作地图和设立边防哨所两个途径进一步明确和巩固了国界线，表明过去那种模糊的国界线意识没有完全但已逐渐消逝。

不过，在和西南藩属国交往时，清朝仍然秉持那一套老的观念，明确地划分疆界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去了。

在东南亚这个中国传统势力范围，欧洲人开始了征伐。从1824年开始，英国连续发动三次英缅战争征服了缅甸，并在1886年正式将其纳入英属印度；法国人则于1858年开始了对越南的侵略；邻近越南的老挝也没有逃过法国的控制，最终在1893年将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

东南亚藩属国的沦陷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西南边境危机，而他们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宗主国清王朝也无力抵挡欧洲殖民者。同时，英国染指西藏也令清王朝承担了更大的维护国家主权的压力。

现实状况已经不容许清政府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继续保持一条模糊的、危险的疆界，于是内忧外患的清廷开始考虑划定明确国界、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的事宜。

在新疆，清政府根据左宗棠的建议设立了新疆行省；在西藏，清廷开始勘定与英属印度的边界；至于西南方向则由薛福成负责与英法勘定疆界。

薛福成出身书香门第，向往经世致用，轻视八股，曾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办理洋务，有近代外交经验，熟悉国际法，思想开放，是边界谈判的不二人选。19世纪80、90年代，薛福成开始进行勘定边界的谈判，并据理力争，引用国际法驳斥洋人，并（和古人相比）表现出罕见的边界必精确、寸土不能丢的意识。最终，中国与缅甸、越南、老挝的疆界划分明确了下来，这标志着清王朝彻底失去了东南亚藩属国，这也是对传统宗藩体系的一个沉重打击。

划分疆界后，薛福成上书请求朝廷选派军队，巩固边防，保卫边疆。这一切都展示出了他成熟的、紧随世界潮流的疆界意识。

至此，在开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内部推力和列强犯境的外部压力下，晚清逐渐形成了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疆界思想，并从民国到今天不断完善，从制度设计上捍卫了我国的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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