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到蔓延，影响范围遍及全球，这非常清楚地表明，在便捷、丰富的当代社会，其内在风险日渐主体化、全球化。近期，杭州市推出了“杭州健康码”，这一举措在国家层面上获得推广。值得探究的是，“杭州健康码”的创新价值在于到底有着怎样具体的体现和示范意义。

　　一、公共风险的国家治理

　　当代社会，全球化的增强使得公共风险一旦涌动，大众就不仅仅是风险的承受者，也有可能成为风险的传播者。从风险治理的角度来看，国家范围内的公共风险本质是国家系统内不确定的破坏性出现自我超载。不确定的破坏性一旦自我超载，风险治理需要面对一个高度连带、高度不确定的公共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下，谁能担纲风险治理的重任呢？以利润、增长为动力和逻辑起点的经济系统虽然拥有大量可以参与到风险治理的资源，但其自身缺乏足够的公共性和规范性，难以成为风险治理的主导力量；社会系统主要是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用以购买能够满足集体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因而，也不具有全面参与公共风险治理的确定性和规范性，无法成为公共风险治理的担纲者。追求公共性、确定性、规范性的政治系统，通过公共性、规范性的政策和举措的输入，抵销、化解公共风险破坏性的自我超载，能够及时为国家大系统提供确定性。国家治理与风险治理的社会需求存在适恰的回应性，因此，一旦重大公共风险发生，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治理就成为风险治理的必然选择。

　　公共风险，离不开国家的统筹治理。国家统筹治理能在非常时期快速供给有效的治理服务，满足风险治理的社会需求。虽然，国家统筹治理可能引发的威权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存在结构性风险，但通过国家统筹治理，可以实现主体统筹、资源统筹、举措统筹，最大限度保障公共风险治理资源的供给和投入，最大限制消除不稳定和风险因素，为公共风险治理提供规范性、确定性、制度性的动力和保障。

　　新冠病毒传染力强，可以通过飞沫、接触、气溶胶等方式传染，而且传染速度很快。携带病毒的个体，一旦进入到社会公共空间，危害极大。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公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人传人”的风险后，全国上下，政府、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社区、公众先后以各种方式投入到防疫抗疫工作中，在国家有力统筹下，短时间内全国上下一盘棋，纷纷启动了检测、管控、缓解、救治等一系列举措，比如加快核酸检测、强制隔离、社区网格化治理、建设方舱医院、患者分类集中收治等等。国家统筹治理有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牢牢“锁死”风险，降低病毒在公共空间的传播，减少公众病毒感染。当代社会，只有国家统筹，才有这样应对大范围高度复杂风险所需的治理能力，也只有实行国家统筹才能持续、稳定、协同保障治理资源的供给，为广大公众快速提供较为公平、稳定、充分的公共风险治理服务。

　　二、公共风险的地方治理创新

　　从风险治理的实践来看，风险治理本质是治理资源整合的实践活动，是制定实施风险治理政策、推行治理制度、协调治理组织、组织治理人力、动员投入治理物质、整合优化治理信息等多种行动的过程。由于治理资源存在着主体、结构、空间、时间上的层级化、差异化和多样性，因而，不同层级、不同时空下治理主体其组织、实施治理资源的治理权限、能力存在层级差异和地方差异。因此，在国家治理框架下，地方治理实践往往需要因地制宜，进行必要的实践创新。

　　2020年2月中旬，随着我国新冠肺炎防疫工作的推进，春节后人员“三返”迫在眉睫。如何统筹抓好防疫和复工，杭州地方治理充分发挥数据富矿的优势，结合新冠肺炎感染人员的数据库和新冠肺炎感染算法，对当时已经推行社区网格化治理的举措作出了及时调整，推出“杭州健康码”，实施数字化分类动态管理：显示绿码者，市内亮码通行，进出杭州扫码通行；显示红码者，要实施14天的集中或居家隔离，在连续申报健康打卡14天正常后，将转为绿码；显示黄码者，要进行7天以内的集中或居家隔离，在连续申报健康打卡不超过7天正常后，将转为绿码。“杭州健康码”是国家治理框架下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亮点，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公共风险地方治理效能。

　　首先，“杭州健康码”在信息统筹方面具有创新性。信息成本是任何社会治理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推进统筹治理，在追求治理举措精准到公众个人时，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信息成本。一个是信息的采集成本，面对杭州市常住人口的庞大数量，如果由政府直接对公众实施信息采集，那么，时间成本无疑是巨大的；另一个是信息的权衡成本，如果由政府直接投入行政力量来实施，无疑，这将极其耗费而低效。幸运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一直致力于推动“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建设。其中，杭州“电商之都”“数据之都”“云计算之都”建设风起云涌，“数字杭州”全面推动，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叠加，使网络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第二公共空间，这决定了目前社会信息分布、信息流通的特点：在这一空间中，信息不断记录、不断叠加，人人都在网络世界留下无数个人化的数字信息；地方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掌控着极为丰富的数字化信息。借助阿里巴巴、微信两大数字平台，“杭州健康码”能迅速推进分类化、动态化、精准化治理。通过数字平台的云计算，“杭州健康码”能从网络空间挖掘、采集公众方位、活动、生产、消费、娱乐、社会关系等诸多数字化信息。在此基础上，“杭州健康码”进一步整合全国病毒感染人员数据库。从1月20日到2月11日二十二天的防疫实践和医学专家渐进研究，基本掌握了新冠病毒感染风险的算法规律，建立起感染人群活动轨迹、分布数据库。正是依托于基础信息，“杭州健康码”才能够实现对公众出行进行实时评估、动态评估、分类管理。通过风险评估，对公众精准实施强制隔离、居家隔离、扫码通行分类动态化管控。“杭州健康码”解决了政府在信息采集、信息识别方面的不足，节约了大量的治理成本，提高了治理效能。

　　其次，“杭州健康码”在治理体系方面具有创新性。“杭州健康码”的推出和实施，是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多元力量协同的努力。“杭州健康码”的推出，是政府政策主导的产物。非常时期，公众方位、活动、生产、消费、娱乐、社会关系等诸多数字化信息在网络空间被挖掘、采集用于疫情防控风险评估，这主要来自国家层面的鼓励。在国家层面的鼓励下，市场主体快速搭建起“杭州健康码”技术平台和风险评估的基本算法，没有市场主体的参与和贡献，“杭州健康码”难以落地。而且，从数字化信息持有情况来看，市场主体对公众方位、活动、生产、消费、娱乐、社会关系等诸多数字化信息的持有量也是巨大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杭州健康码”落地后，在其具体的宣传和执行中，社区起到了极大作用。此外，“杭州健康码”的实施，也依赖于公众的支持和参与。非常时期，公众支持“杭州健康码”对个人信息的采集和运用，特别是个人在网络空间的数字化信息，并如实参与了个人信息申报，这是“杭州健康码”得以推行的重要助力。“杭州健康码”作为治理举措，其推动、落地与实施，是政府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个人力量以其各自的优势泊入公共风险治理实践的集成。从“杭州健康码”酝酿、推出、执行整个治理过程来看，体现了地方政府整合、统筹风险的治理能力。面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极为紧迫的形势，地方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公众协同参与整体治理过程，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多元合作，杭州地方治理实事求是、统筹优化、协同创新，推出了极具推广价值的治理举措。

　　“杭州健康码”的推出展现了当代国家治理发展动向的一个鲜明特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核心指向国家治理效能建设，这一指向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内在动能，极速地驱动着信息化、数字化等诸多新兴技术创新嵌入到国家治理实践，嵌入到地方治理实践。国家治理这一发展动向，将控制新兴技术的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和公众带入到公共治理。在政府主导下，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和公众以其各自优势资源协同参与公共风险治理。

　　在当代社会，治理已经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综合的、协调的、持续的服务过程，既可能涉及公共部门，也可能涉及市场主体、社会组织或者公众个人，治理是一个多元协调统筹的持续过程。“杭州健康码”的推出，进一步丰富了公众理解当代国家治理的实践形式，“码”上见效为抓防控、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载体支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环境导因社会风险及其精准化治理研究”（19BSH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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