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匈奴人趁机侵占西域。莎车国王延当过汉朝留学生，不肯归附匈奴，率领邻近各国进行了英勇反抗。

他经常告诫儿子说：“应该世世代代归附汉朝，不可违背。”公元18年，延驾鹤西游，其子康继位，照样“率傍国拒匈奴”。

为了名正言顺，公元29年，在莎车国王康的请求下，河西大将军窦融以朝廷名义封其为西域大都尉，各国都要听其号令。

莎车国王康死后，其弟贤继承王位，因为得国不正，公元38年，莎车国王贤派使者到洛阳进贡，打算趁机弄个名号。

使者表示，西域各国忍受不了匈奴强加给它们的沉重赋税，都愿意归附汉朝，希望朝廷重新设置西域都护。

刘秀因为中原地区刚刚平定，国力虚弱，周边不安，不愿意再起战事，耗费国力跟匈奴一争高下，所以就没有答应。

公元41年，莎车王贤又派使者前来进贡，再次要求设置西域都护。时任大司空的窦融向刘秀建议，赐莎车王贤西域都护印绶。

他的理由有二：一是莎车国一直忠于汉室，朝廷应该表示一下；二是让莎车王任西域都护，不费一兵一卒就可收复西域。

刘秀一听，好有道理啊！于是，下令颁赐西域都护的印信、绶带给贤，还赏赐了车辆、旗帜、黄金、锦绣等物。

没想到，当莎车使者返回至敦煌时，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敦煌太守裴遵向朝廷提出，“夷狄不可以假以大权”。

在大鹏看来，“夷狄不可假以大权”，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可取的，裴遵对西域各民族一概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是绝对错误的。

但具体就这件事来说，裴遵的意见没错，因为莎车王贤一贯飞扬跋扈，经常欺压邻国，真的不适宜担任西域都护要职。

于是，刘秀诏令收回莎车王贤的西域都护印信、绶带，改为颁赐汉大将军印信、绶带。莎车使者不肯，裴遵强行夺回。

在这这件事上，窦融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在授贤以西域都护印缓后，又推翻前议，强迫莎车使者换印，就干得不漂亮了。

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简单粗暴，严重影响了莎车以及以莎车为首的西域抗击匈奴同盟对东汉王朝的态度。

莎车王贤因此对东汉朝廷心生怨恨，可是他仍然假冒汉朝西域都护的名义，向西域各国颁发照会，各国全都表示服从。

后来，莎车王贤变得越来越骄横。公元45年,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个国家偷偷地各派王子入侍汉廷，进献宝物。

他们哭着给东汉政府说，莎车王贤经常派很重的赋税，谁不按时缴纳，他就派兵攻打谁，所以恳求汉朝另派一个西域都护。

当时，匈奴频频骚扰上谷、中山一带，乌桓、鲜卑则在东北侵扰边境，西部羌人也在蠢蠢欲动，显然不是入主西域的最佳时机。

于是，刘秀再次以中原初步安定、北方异族还没有归顺为理由，拒绝出兵西域，并把各国送来的人质又都送回去了。

西域诸国使者走到敦煌后，都愁的走不动了，他们经过商议，想出了一个缓兵之计，于是给敦煌太守裴遵呈送公文说：

希望您留下我们的人质，然后告诉莎车，汉朝的都护不久就会西出边关，命令莎车暂停军事行动。裴遵请示朝廷，刘秀批准了。

可实际上，刘秀并没有向西域派都护的意思，所以西域诸国派到汉朝充当人质的王子在敦煌滞留了一年，也没等到新都护。

有些国家的王子，因为盘缠耗尽，无以为生，就逃回国去。莎车王贤因此得知汉朝不会派都护来，就放开胆子攻破鄯善国、杀死龟兹王。

鄯善王安迫不得已，再次上书：“请允许我再次派世子入朝，请求皇上派遣西域都护。如果皇上不答应，我们只好投降匈奴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刘秀还是没答应，他回复说，实在是爱莫能助。如果各国确实感到力不从心，那就愿干嘛干嘛去！

于是，鄯善、车师等国再次依附于匈奴。公元52年，北匈奴请求率领西域诸国来洛阳朝贡，俨然成了西域诸国的首领。

不过，西域各国发展情况不尽相同，各有君长，互相攻伐，都想完成西域的统一。所以他们即使听命于匈奴，也并不真心归附。

同理，刘秀认为西域诸国与汉朝远隔千山万水，得到它没多大好处，抛弃它也没多大损失。毕竟那时候，人们不知道地下有石油！

所以，刘秀就作出了拒绝西域请求都护的决定，这在当时来看，还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因为那时候国力不济、周边不安、强敌紧逼。

但是，有些人不能站历史的客观角度看问题，为刘秀放弃西域而惋惜，甚至认为刘秀太保守，错过了收复西域的大好时机。

不过，刘秀对西域的这种定位和认识也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其后的统治者和决策层经常将其作为放弃西域的论据。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