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王侁：逼死杨令公的“罪魁祸首”，不过是在执行宋朝家法
《杨家将》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杨家一门忠烈却命运多舛，让人扼腕感叹。而故事中反面典型奸臣潘仁美，逼死杨令公、与杨家处处作对，其形象更是让观者恨之入骨。
当然，潘仁美是查无此人的虚构形象，其真实原型来自宋太宗雍熙北伐时西路军的监军王侁、刘文裕和主帅潘美。故事出于流传的需要，选择了让反面人物借用名气更大的潘美之名，让人以为潘美就是那个嫉贤妒能的小人。实则不然，在逼迫杨令公杨业慷慨赴死这件事情上，监军王侁才算得上“罪魁祸首”，而刘文裕和潘美只是在一旁不说话的“帮凶”而已。
王侁何许人也，他是否就如同潘仁美那般奸诈，为报私仇而利用自己的监军身份陷杨业于死地呢？他凭什么就能让身为西路军副帅的杨业，孤军深入前去赴死呢？
答案也许让人有点失望，王侁并非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是有点刚愎自用而已。而且身为前朝后周宰相王朴之子，与一直在北汉效力的杨业之间，似乎也找不到交集，没有什么瓜葛。
王侁以监军之职，并不能对身为副帅的杨业发号施令。但以他的身份问出一句“得非有他志乎？”，对杨业而言就等同于诛心了，他除了哭着去送死，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纵然王侁拥有监军身份，也算是宋太宗身边的亲近人（时任西上阁门使之职），但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怀疑副帅杨业怀有二心，让杨业孤军进入虎口去送死，也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这样的非正常现象，是谁造成的呢？仅仅是王侁个人原因吗，显然并不是，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大宋家法才是。
何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简而言之就是防范、制衡，尤其是防范武将，避免它们造反夺走赵宋江山。这话出自宋太宗之口，由宋太祖发端。
很显然，王侁在担任监军时，牢牢记住了宋太宗的话，把大宋家法装在了心里。因此，在杨业提出要在石碣谷口设下埋伏阻截辽军，再护送百姓一起撤退时，王侁的本能反应就是 “杨无敌”保存实力、别有所图，无论如何都必须把杨业重新赶上战场，至于结果如何他似乎已经顾不得了。
杨令公杨业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烛影斧声之后，宋太祖赵匡胤暴死宫中。二十一日，赵光义继承皇位，随即颁布了一纸诏书大赦天下：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宋太宗这段话，确切地概括出了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期间，针对开国之初面临的内忧外患，采取的基本治国手段，那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说白了就是防天防地防空气，只要对赵宋江山不利的人和事，都得防着。
而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与宰相赵普之间的一次谈话，更是把“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做法，阐述的淋漓尽致。
太祖问赵普，唐朝末年以来，天下帝王走马灯似的换了十来个，兵戈四起、生灵涂炭，原因何在呢？要是有一个长治久安的万全之策，能够平息天下纷争，那该多好。
赵普回答道，症结就在于方镇的实力太强，君弱臣强、武将们不受约束。根治的办法，不外乎就是“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只要做到这三点，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赵普的回答，让宋太祖深以为然。确实，从唐末到宋初，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权存续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各地藩镇太过强大、武将过于跋扈，而朝廷却相对弱小、缺乏统治力，由此带来无穷无尽的反叛和篡权。
赵普
宋太祖以禁军将领手握重兵而篡取后周，跟之前的藩镇反叛夺权，本质上都是武将跋扈带来的后果。因此他得想一个万全之策，防止再有藩镇或者是禁军将领来造自己的反。
政治上，不再允许藩镇们兼领支郡，并由朝廷派出通判加以监视，收回节度使的司法权。经济上，财赋一律上缴朝廷不得截留，朝廷派出转运使掌握地方财政大权。军事上，将藩镇掌握的精兵全部调入禁军，用文臣代替武将出任节度使，并逐步撤罢节度使。
在针对藩镇削权取得效果之后，宋太祖举一反三，将分权、制衡的手法进一步运用在朝廷中枢、地方州郡，从而形成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相互制衡局面，而皇帝则在其中掌握平衡。
太祖之后，太宗继位时就明白表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已然成为定制，以后会“谨当遵承，不敢逾越”，事实上把权力制衡作为了大宋朝的家法，给继承了延续了下来。
既然家法以防范武将开始，那么在家法的执行过程中，毫无疑问任何时候武将都会是重点关注对象。文臣虽然要防范，但毕竟闹不出太大的动静。宋太祖就曾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意思就是，成天之乎者也的文人士大夫，能搞出什么事情呢。
宋太祖赵匡胤
王侁的父亲是曾经担任后周枢密使的王朴，因为一篇《平边策》而千古留名，并被周世宗柴荣委以枢密使重任，世宗出征时王朴就是开封留守。
王侁因为父亲的缘故，初任太仆寺丞。王朴死后，周世宗感念其功绩，亲自到王家慰问孤儿寡母，授予王侁东头供奉官的职衔。虽然是品级不高的武官，但却拥有皇帝随从的身份。
如果后周没有被赵宋取代，王侁可能以勋贵后代的身份而获得不错的前途。但很不幸，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大宋，后周江山瞬间瓦解。王侁的勋贵后代身份，似乎失去了根基和意义。
好在赵宋朝廷并没有完全冷落他，宋太祖开宝年间征服南唐的的战争中，王侁得到了些许机会。他奉命领军攻打桐城，因功被任命为池州知州。随后领兵在宣州（今安徽宣城）大败南唐偏军，并随大军进抵金陵城下。战后论功行赏，王侁晋升为阁门祗候，一个负责朝廷宴会和礼仪的清要职位。
不要小看这样的清要职位，看似没有什么权力，却拥有亲近皇帝的很多机会，往往是武将晋升的必由之路。真宗朝的枢密使曹利用，仕途就是从阁门祗候开启的。
王侁
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王侁奉命巡察西北边地的灵州、通远军，发现边军士兵与当地人过从甚密，影响军队的士气战力和牵涉泄密等问题。奏请太宗用内地禁军换防边军，但边军已然习惯当地生活，不愿换防并聚众闹事。王侁果断将带头者斩杀，杀鸡儆猴平息事态，换防才最终顺利实现。太宗认为他熟悉边地军情而且处置得当，将其晋升为通事舍人。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军大举征讨北汉，王侁同时担任阳曲、塌地、石岭关等地驻军的监军，皇帝赐给他战马和铠甲以示褒奖，并晋升东上阁门副使。并留在当地担任岚州、宪州的巡检长达5年之久，所谓巡检就是对当地的军政进行巡逻、稽查，名义上是维护秩序和治安，实际上充当了皇帝的耳目。
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回到开封，晋升为西上阁门使，并获赐钱百万，可见宋太宗对王侁在巡检任上的工作相当满意，也证明王侁对于巡逻稽查这样的差事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之后，党项首领李继迁发动叛乱，攻打麟州城并假意投降诱杀了名将曹光实，而当地羌族首领折遇乜也参与叛乱。太宗皇帝大怒，命田仁朗、王侁领军，前往平定李继迁的叛乱。主帅田仁朗本想采取外松内紧的计略，诱使叛军放松警惕，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但王侁却认为田仁朗逗留不进， 向宋太宗上奏参了田仁朗一本。导致田仁朗被解除统帅之职，并被贬官和切责。
虽然事后太宗认为田仁朗冤枉，将他召回拜右神武军大将军，但对于王侁的“诬陷”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相反还让王侁兼领蔚州刺史一职。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宋太宗对于王侁上书参奏田仁朗，实际上是持鼓励态度的，认为他是有功的。
不难看出，王侁的仕途生涯中，长期担当监军、巡检这一类的差事，充当太宗皇帝的耳目甚至是爪牙，而且貌似干得相当不赖。
宋太宗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三路出击北伐契丹，意图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潘美和杨业分任西路军正副统帅，而王侁和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同时担任监军。
西路军战事本来相当顺利，连续攻克寰州、朔州、应州、云州。但无奈曹彬率领的东路军遭遇大溃败，而中路军又擅自撤退，西路军也只好准备后撤。此时宋太宗又要求潘美、杨业将寰、朔、应、云四州的居民内迁，把空城留给契丹人。
此时，辽国萧太后、大将耶律斜轸率十万大军，意图寻找宋军主力交战。杨业认为辽军士气正盛，不应与之交锋，而是派人前往各州知会，让守将配合将居民从大石路迁徙到石碣谷，西路大军只需要在谷口扼守，阻挡辽军的追击就可以完成任务。
但王侁认为杨业的建议是怯懦不前，置四州军民于不顾，要求杨业应当出雁门关正面迎战辽军。另一位监军刘文裕也赞同王侁的主张。杨业认为正面出击是鸡蛋碰石头，必败之势。
王侁当即脱口而出，"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意思就是你杨业不是号称杨无敌吗，如今却逗留不战，难道有别的打算吗？这一问，一下击中了杨业的痛楚。
他本就是北汉降将，虽然在归降之后继续领兵守边，但朝廷内外一直都有质疑之声。密告杨业怀有二心的信件，不时传到宋太宗手里。而宋太宗的态度也着实有点暧昧，他把这些密信都让人交给杨业，貌似对杨业表示信任，其实意在敲打杨业。
从杨业归降之后的表现来看，他当然可以称得上忠心耿耿。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辽国西京节度使萧多啰、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以十万大军来犯雁门关，杨业亲率数百精骑绕出雁门以北，与据守关城的潘美前后夹击大败辽军，杀萧多啰、俘虏李重海。而杨无敌的威名，也正是在雁门关之战后远播宋辽两国的。
杨业与辽人争战
但王侁作为监军，偏偏脱口问出“得非有他志乎”，当着主帅潘美、另一位监军刘文裕的面，问杨业是不是有二心，由不得杨业不震惊、不恐惧。谁知道王侁这句话里面是不是有宋太宗的意思呢？
杨业明白，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按照王侁的要求，带着麾下兵将出雁门关，正面迎战辽国十万大军。他寄希望于最后关头潘美和王侁能够在陈家谷口设下埋伏，接应败退下来的自己。但由于王侁擅自带兵离开陈家谷口，在获悉杨业战败之后，又引兵一走了之。杨业最终力战被俘，绝食3天而死，首级被送往辽国都城。
关于王侁擅自带兵离开谷口，《宋史》说他是为了去争功劳的，因为埋伏了半天也没看到辽兵前来，便要前去追杀。但试想一下，如果只是争功，何不在之前就与杨业商量一个更有利的出兵方案，让杨业用同样的冲锋陷阵换来更大的胜算，毕竟只有胜了才有功劳，败了哪来的功劳呢。
从头到尾，王侁的用意似乎都在逼迫杨业出兵正面迎敌，但正面迎敌是不是有利于四州居民的内迁，是不是关系到自己的荣辱，他好像并不关心，是非常明显的反常。一个与杨业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个人利益冲突的人，不会为了自己去给杨业扣一顶“有他志”的大帽子。
不为自己就为别人，那这个别人到底是谁呢？其实很难讲是某一个人，不会是潘美、也不会是刘文裕、甚至也不会是背后的宋太宗，而只能是这些人共同代表的某种力量——大宋家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雍熙北伐
而每个人的身份也很容易让杨业成为最孤独的那一个，也成为家法的防范对象。杨业——死敌北汉的降将，主帅潘美——太宗的儿女亲家和世交（女儿嫁给了太子赵恒，后来的真宗皇帝），王侁——长期在皇帝身边干着执行家法的差事（监军、巡检），刘文裕——太宗的表兄弟（刘文裕的奶奶与宋太祖、太宗的爷爷是亲兄妹）。
因此，在太宗皇帝公然宣誓天下“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以及“行不测之威福以固天位”的政策之下，王侁认为杨业有二心几乎是本能反应。
主帅潘美显然也是熟谙其中奥妙，作为本应主导行军路线和作战方案的关键人物，在王侁与杨业争辩的过程中，一言不发，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就想空气一样消失了。
刘文裕倒是很干脆，当王侁要求杨业出战雁门关时，刘文裕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反正看热闹不嫌事大。
在事后追责时，王侁当然责任最大，王侁削职为民、发配金州（今陕西安康），直到淳化五年（994年）才被召回，整整发配了8年，回来的半路就病了，一到京城开封就死了。
说了同意的刘文裕虽然也被削职为民、发配登州（今山东登州）。但一年左右就被宋太宗召回，随即授为右领军卫大将军、领端州团练使，母亲还被封为清河郡太夫人、赐翠冠霞帔。一个月后又迁容州观察使，出为镇州兵马部署。
而沉默的潘美则是象征性地“降三官”，而且降得还是检校太师这样的虚衔。
表面上看来，太宗皇帝似乎很认可杨业的忠诚，也很公平公正地按照罪责大小处理了王侁等人。但实际上，这也是他“威福自操”驾驭臣下的手段，只是家法的又一次运用和执行而已。
潘美
